一

4月8日——“封城”抗疫76天的武汉“开城”！

　　早晨，天空蓝得扎眼。所有人走出家门，笑脸被阳光照耀。小区的青翠丛木与花朵在风中摇曳。阳台上，一位少妇抱着婴儿看楼外的景色，婴儿迎着阳光笑——惊异于武汉这明媚的阳光！

　　这天店铺复市，工厂复工，街上的车辆开始流淌。青壮年男女走向小区大门，保安小哥忙着测查体温，一边不忘叮嘱：解封不等于解控，还要内防反弹、外防输入——慎终如初咧。

　　我们两人各自出门迎接阳光。远方的朋友接连打来电话，都是问候武汉。这样的时刻，当然高兴。我们刚刚从抗疫前线采访回来，76天，一座城市的话，从哪儿说起呢？

　　站在小区岔道口，眼前浮出叠影。时光透着生命的气息。我们又看见了那面枣红色窗帘，在长江对岸的汉口，从一幢宿舍楼的窗口飘出来，携带轻透的纱幔，那么鲜亮，或舒卷或摇摆在细雨里，在雪花中，在夕晖下，伴着《汉阳门花园》低回的乐曲，一直飘在寂静街巷的上空……76天，邻居不断拍视频放到网上，万千网民每天牵挂地看着它——飘啊飘！

二

　　“封城”前，2020年1月20日。

　　晚间9点40分左右，央视播出“新闻1+1”节目，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院士讲：根据目前已掌握的病例，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人传人。他的神情笃定而焦急。当时，很多人还不晓得他前一日率国家卫健委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来武汉考察过疫情，他的话代表专家组意见。

　　我们赶紧查阅当日的有关新闻——

　　截至1月19日22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198例，治愈出院25例，死亡3例！

　　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出重要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20日上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疫情防控；孙春兰副总理出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发表讲话。

　　1月23日凌晨，武汉市发布第1号通告：市内交通停运，离汉通道关闭。

　　事情的到来似乎过于平淡，只是街面突然空寂，热闹的春节不见了。偶尔有小鸟飞过寒冬苍白的天空，歇在柳树的枝头张望……1月27日晚上，武汉市民自发组织“阳台大合唱”。夜幕下，万千楼舍灯火齐明，阳台和窗口人影幢幢，同声唱起国歌和《我和我的祖国》，高喊“武汉加油”。那声与光的汇聚，让一座城市在悲壮中充满豪气。

　　2月下旬，我们开始“逆行”采访——迎着那面枣红色窗帘。

三

　　武汉“封城”在人类抗疫史上没有先例，一开始就是世界焦点。

　　自武汉发生不明原因肺炎以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传染病临床医学专家李兰娟，二人出于职业使命和专业敏锐，一直在关注疫情动态。在依法科学决策中，两位院士提供了专业的参考意见。

　　1月16日，钟南山和李兰娟看到前期专家组发布的有关信息，结合自己的观察和专业经验，感到情况复杂，需要高度重视。当日，李兰娟主动给国家卫健委负责人打电话，表达对疫情的看法，提出“也去看看”的建议。1月17日，国家卫健委成立以钟南山为组长，李兰娟等参加的第三批高级别专家组，次日就赶赴武汉调查疫情。

　　1月19日。上午，专家组考察医院，听取汇报，查看已关闭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下午，钟南山主持专家组闭门会议，李兰娟针对武汉疫情发现、传播、应对与治疗的实际，根据传染病防治“三原则”，提出武汉应当马上实施“不出不进”措施。专家组全体成员同意李兰娟的观点。在场的一位国家卫健委医管局干部立刻给国家卫健委负责人打电话，然后通知专家组立即赴京汇报。

　　下午6点后，专家组乘高铁前往北京。

　　当晚，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来到钟南山和李兰娟的住地，听取二位对疫情的看法。接着，马晓伟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情况。

　　20日一早，6位高级别专家走进中南海，直接面对决策层，汇报了对疫情的研判意见。

　　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加入武汉疫情防控议题，钟南山和李兰娟列席会议。

　　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即对湖北省、武汉市人员流动和对外通道实行严格封闭的交通管控。

　　23日凌晨，武汉宣布于上午10点关闭离汉通道。

四

　　随即，国家以雷霆行动在武汉拉开抗疫阻击战大幕——

　　医护人员是战斗主力。一时间，关闭的城市迎来激越的轰鸣，载着医护人员的飞机、火车和汽车从四面八方到达武汉。自1月24日至3月4日，全国奉令驰援武汉的医疗队共有255支，医疗队员32672人。

　　抗疫急需口罩、消毒用品、负压救护车、方舱医院病床和床上用品、医疗器材……国家强力部署，迅速形成中国制造的力量与速度。以ECMO（人工膜肺）为例，当时全球有1200多台，我国有400台，湖北省集中了100台，其中有80台配置在武汉的重症病区。

　　“封城”需要“保供”。我们外出采访途中，常见军绿色车体和帆布包厢的卡车从大街上驶过；有时在交通卡遇上，我们会停车让它们先过去。湖北省军区协调6支驻鄂部队，紧急抽调260余名官兵、130辆军用卡车，成立一支抗疫运力车队，负责运输市民的生活物资。“封城”的街面满眼空荡，但因为有军绿色在奔跑，千万市民心中多了一份镇定……

　　那些日子，武汉百姓的餐桌上热闹非凡，轮流出现华东的牛肉、西南的西红柿、西北的土豆、东北的大米……汇聚成中华民族“八方支援”的景观。

五

　　在救治患者的一线，首先是解决医院床位问题。传染病病房必须设置“三区两通道”，普通医院达不到要求。最初三家指定收治医院只有800张病床，而疫情快速发展，很快就“一床难求”。中央指导组和武汉市防控指挥部接连采取两个至关重要的举措：一是赶建火神山、雷神山传染病医院；二是因地制宜改建方舱医院。

　　当时正值春节，全国都在放假，人员征召、物资调集困难重重。经过紧急动员，无数“逆行者”日夜兼程赶往武汉。长江南北两岸同时摆开战场，进行“饱和式”施工。4000余名管理人员、35000余名工人、3500多台套机械设备披星戴月轮班作业，与死神展开赛跑。

　　中建三局作为主要承建单位，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全国纷纷支援武汉：宝武钢、浙商中拓、五矿发展运来钢材，华新股份送来水泥，中国铁建拉来活动板房，中国建材运来石膏板、龙骨，新兴际华送来球墨铸铁管，中国一冶拉来钢构件，中国航天科技运来阻燃电缆……两家医院均在短短10天内建成，被誉为护佑武汉的两座“生命岛”。

　　2月3日开始建方舱医院。48小时后，以洪山体育馆为基础改造的武昌方舱医院率先启用，连夜开始收治病人。此后，分布在全市的16家方舱医院相继投入使用。方舱医院快速消化患者“堰塞湖”，为打退病毒进攻奠定了基础，更为处在疫情恐慌中的武汉人增添了信心。

　　一切都在跟疫情赛跑。武汉“封城”期间累计确诊病例为50333例，其间不断有治愈者出院，实际使用床位的高峰是38020张，时间在2月18日；而这一天，武汉45家定点医院开放床位19927张、方舱医院和其他收治点开放床位20461张，合计40388张床位。也就是说，武汉收治病人的床位此时已跑赢病毒。

　　如果没有到位的社会防控，2月18日就不会是赛跑的转折点。这时的武汉不失时机，于2月17日至19日进行为期三天的拉网式“清底”大排查。由于医院已是“床等人”，此次排查真正达到了“清底”目的。

　　2月19日后，武汉新增病例快速回落。

六

　　重症、危重症救治是抗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国家卫健委紧急从全国抽调1.1万名重症专业医护人员驰援武汉。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王辰院士、乔杰院士团队来了，曹彬、安友仲、杜斌、童朝晖、邱海波、康焰等重症医学知名专家来了……

　　李圣青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主任，负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病房，最紧张的时候，30张床全部收满，27个病人插管。死亡患者的症状让她意识到必须“关口前移，提前介入，提前治疗”。那段时间，她经常半夜从梦中惊醒，然后拿起手机查看医生发在群里的ECOM参数。“不要说半眨眼，就是不眨眼，病人有可能就走掉了。”她告诉我们，“每天像打仗，上班都是在跑，在和死神抢病人。它抢我也抢，看谁手快。我把关口前移，它就抢不去了……”

　　辽宁、河南、福建3支援鄂医疗队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医护人员曾接力救治一名重症患者。使用ECMO期间，医疗队24小时不眨眼地守候。换班时，下班医生都会对接班医生说：“让他活，一定要让他活！”四省医护人员经过67天接力救治，终于让这位35岁的危重症患者病情得到缓解。

　　缺氧是造成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挽救患者，必须给予呼吸支持。先是高流量吸氧、无创呼吸机、气管插管，这些办法都试过后，就到了“最后一刀”——切开气管通气。气切时患者气道完全打开，病毒瞬间大量喷发，对医护人员而言极度危险。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ICU里有一位70多岁的患者，插管两周后呼吸状况仍无明显改善，唯一的续命办法就是做气切手术了。给新冠患者做这个手术没有先例，耳鼻喉科主任朱霆还是决定尝试一把。2月20日，他全副武装上阵——穿了3层防护服，戴了4层口罩和3双手套。平常完成像这样的手术最多5分钟，可是这次做了15分钟。因为视野受限、触感变差，每个步骤的推进都比平常困难得多。好在朱霆技术过硬，很快就找到了气管。切开，放入硅胶管，通气，缝合……患者的伤口没有渗血，呼吸逐渐顺畅。不久，这位患者痊愈出院。朱霆团队在疫情期间一共做了13例气切手术，全部成功，而且气切小分队无人感染。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特别需要“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的作用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护士除了像平常一样做好打针发药、生命体征监测、气道管理、并发症预防等医疗工作，还要在生活上、心理上无微不至关怀患者。由于是传染病，患者没有家人照顾，护士得帮他们翻身、喂饭、清洁皮肤、处理垃圾；还得陪他们聊天解闷，嘘寒问暖，做心理辅导；帮他们联系家人，让他们感受亲人的温暖……护士成了“全能保姆”。武汉抗疫，每一位护士都付出了百倍的耐心和爱心。

　　——早期医护力量不足，来自新疆医大附一医院的护士长须玉红有一次在隔离病房连续工作八个小时，身体极度缺氧，只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一位戴着无创呼吸机的73岁老人说：“护士，我想吃橘子……”来自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护理师谢得力清楚打开无创呼吸机喂食风险很大，但看到老人干裂的嘴唇，还是决定暂时断开呼吸机，剥好橘子一口口喂给他吃。

　　——一位98岁的重症老奶奶要出院了，90后小护士们特地给她找来一双樱花色的袜子，一起贴在她的耳边说：“奶奶，东湖的樱花快开了，您可以穿着新袜子去看樱花了……”

　　正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言，同情和温暖有时比药物和手术刀还重要。我们在采访中深切感受到，医护人员的爱成了对抗新冠病毒的一味“良药”。

　　在这次抗疫之战中，中医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国共有3位中医专业的院士、800余名中医专家、5000多名中医医务人员参与武汉抗疫，占全部援鄂医务人员总数的十分之一。

　　由张伯礼院士担任名誉院长的江夏方舱医院全部采用中医药治疗，共收治567名患者，没有一例转重症，没有一例死亡。他说：“中国有两套医学为健康保驾护航，这是国人的福气。”

　　“封城”期间，武汉共确诊新冠肺炎患者50333例，治愈出院46464例，总体治愈率达到92%。其中，重症患者将近占确诊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转归为治愈的比例超过89%。

七

　　社区是另一个重要战场。

　　因为是战时，社区办公室堆放着为居民准备的食品、饮料，电话滴滴乱响，许多人同时喊话，一些人跑进跑出，没一个安静交谈的地方。社区书记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所有社区情况都一样，都做一样的事。

　　武汉有1413个社区，有1413个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封城”后千万市民避于小区，小区属于社区管辖，1413个社区就是1413个防控堡垒——正是这1413个堡垒构成“封城”抗疫第一道防线，成功阻断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即使胡明荣戴上口罩，我们也能认出来。胡明荣是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兼主任，59岁，大眼睛，大个子，早就是知名社区工作者。“封城”后，我们在电视里看到她双手拎着蔬菜往困难户家里走，脸色有些憔悴。她本身就是一个病号：因肾上腺肿瘤做过两次手术，长年不断药物。

　　我们去江欣苑采访时，胡明荣不在。一位社区工作者向我们介绍：从“封城”到正月十五，病人大批冒出来。很多人病情严重，不停打电话哭喊求救。社区不是医院，胡书记手上没有床位，只能登记、安抚、向上级汇报。一个男子给胡书记下跪磕头，说我磕一百个头，您帮我弄一张床。胡书记赶紧也下跪，说你不要磕了，你磕一个我也要磕一个，给我一点打电话的时间吧。终于争取到床位，可是没车送人，胡书记大吼一声：我来！她亲自送病人。有个女士给胡书记打电话，请求胡书记去五楼把她父亲背下来送医院，胡书记说我只比你父亲小3岁，实在背不动，你背，我开车送，行吗？对方“啊”了一声，原来她住在别的社区，不知道胡书记都59岁了。那段时间，胡书记每天顶多睡3小时，经常是在沙发上歪一会儿；嗓子喊出了血，没药，喝一口盐水含着。她驾私家车转运了16个确诊、疑似、发热和密接人员。

　　我们给胡明荣打电话，她有些支吾：我在医院，看老毛病——你们在那边莫讲。我们问为什么。她说：一会儿我还要去接一个排除疑似的居民。

　　我们见过为“一床难求”哭泣的百瑞景社区书记王涯玲，见过背着患者往隔离酒店奔跑的铭新社区书记叶德添……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英雄。

八

　　“封城”的武汉到处奔忙着志愿者的身影。

　　在武昌，两个年轻人抬着一名重症患者下楼，楼道狭窄，病人绵软，抬得很艰难，其中一个人的脸不时碰触病人的脸，病人没有任何遮掩。那不是累，是危险，也不是危险，是忘了危险。两人大汗淋漓。

　　在汉口，雪花纷扬的那天，一个胖胖的男子戴着口罩、护目镜、洗浴帽，穿着白色防护服，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骑着自行车回到小区，楼上窗口里不断有人向他招手——他就是帮居民代购的“药神”。

　　在汉阳，一间温馨小居，一个大女孩给一个小女孩梳头，微笑着夸小女孩漂亮，小女孩满脸忧伤，不看镜子里的自己……她们之前并不认识，小女孩是大女孩领回来的，因为她的爸爸妈妈染病住进了医院。

　　哪里缺人，哪里就有人补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向多个部门打听，当时粗略统计已超过7万。

　　有两位未能直接采访的志愿者令我们不能忘怀——

　　何辉，55岁，土生土长的武汉人，戴眼镜，瘦高个儿，热情而有冲劲，后来自主创业当了老板。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封城”当日，他加入志愿者车队，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一周后开始咳嗽、发烧，把自己隔离起来……后来住进重症病房。2月4日，何辉不幸走了——他是武汉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朋友们把他的微信号留在群里，依然叫他何总，他依然像过去一样笑着——他不发言，可谁都知道他的态度。

　　蔡雅卿，70后女子，父亲因新冠肺炎在火神山医院去世时，母亲躺在另一家医院的重症病房。医生问她：可否捐献父亲的遗体用于探查新冠肺炎病因的医学解剖？蔡雅卿愣住了。她思索了一会儿，同意捐献遗体。

九

　　“封城”期间，武汉与世界一直保持着直接而实在的联系。

　　彭志勇，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科主任，不断应邀与国外同行进行视频交流，分享抗疫救治经验，涉及数十个国家，共计100多场。郑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与德国、意大利同行交流频繁；叶柏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建立“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一线医生交流群”，国内外2000多名医生和专家入群。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与重症两科主任魏捷说：一个多月前外国同行关心我们，现在我们支持他们。

　　张劲农是武汉协和医院急诊科主任，经常跟国外同行直播分享抗疫经验。有一次谈完学理，他讲起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最后一片叶子》——病中的女主人公望着窗外的叶子，以为最后一片叶子落下时生命就会结束，一位画家就在藤叶遮盖的墙上画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叶子，女主人公看见生的希望，活了下来。这正是张劲农的亲身体验：1月底，他在工作中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经历过“数叶子”求生的日子。他说：面对疫病中的人，医生就是要为他们“画下那片叶子”。

　　在武汉抗疫现场，有这样两位外国年轻人——

　　张思丽雅，德国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国际交流职员。疫情暴发之初，她协助德国撤侨，送走120多名同胞后，自己选择留下。看到武汉医用物资紧缺，她主动联系德国政府给予支持，先后筹集14吨医用物资。后来德国疫情严重，她第一时间将自己在武汉了解的抗疫方法告知德国同行；德国同行咨询治疗问题，她立刻组织中德医生进行视频交流；她还配合中方医生把新冠肺炎治疗手册译成德语，传给德国医生参考。

　　弗雷德，法国人，随妻子落户武汉。疫情袭来，法国政府安排撤侨，弗雷德觉得在武汉很安全，没理由离去。他于1月26日主动加入志愿者组织的“豹变”车队，每天驾着私家车在武汉三镇转运医疗物资，一干就是60多天。他不会中文，靠手机翻译软件与人沟通。他已学会武汉话“搞么斯”（做什么），能跟着志愿者一起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两位外国年轻人的在场行动，闪烁着人类团结抗疫的光荣。

　　（作者：刘诗伟 蔡家园，分别为《长江丛刊》杂志社社长、主编，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本文节选自长篇报告文学《生命至上——武汉“封城”抗疫76天全景报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