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

【采访/观察者网 张广凯】

观察者网：您在书中开篇就提及“党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资本市场”，这如何理解？资本市场的地位提升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外界对此出了很多解读，尤其在当前股市行情长期向好的背景下，有分析认为您的话可能对外传递了“中国牛市再次到来”的信号。作为证监会前主席，据称您或是第一位“这样系统地论述中国资本市场的变革”。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向市场推出这本书？

肖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资本市场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内涵之丰富，改革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中央强调，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具有枢纽地位，凸显了发展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本市场，这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实现经济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2020年恰逢我国资本市场建立三十周年。俗话说，三十而立。我国资本市场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在这样的时刻，回顾资本市场变革历程，探讨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我想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观察者网：作为证监会原主席，您亲身参与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改革。您觉得，在A股发展了近30年之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改革，对于A股而言，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和经验基础？

肖钢：你说得很正确，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三十而立，注册元年”不是一个偶然。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要求。此后，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注册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正式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以科创板为突破口试点注册制，通过增量改革、局部试点、积累经验，以增量带动存量，符合中国国情和资本市场实际。可以说，没有科创板这个增量市场板块、这个改革“试验田”，注册制改革将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没有注册制试点，科创板也将缺乏与之适应的生态环境，板块建设的目标也将很难实现。因此，增量改革路径的顶层设计是非常符合实际、非常富有智慧的。因此，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变革，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必将极大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生态和机理，真正焕发中国资本市场的应有功能，并实现市场在更高水平上的均衡与发展。

观察者网：近期股市被冠以“健康牛”“结构牛”， A股用了5个交易日就突破3000点并上冲3400点。但随后股市又一步三回头，接连出现大幅度的下跌。您是怎么判断当前股市的行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牛市么？市场将监管频频发出降温A股信号归纳为市场回调的重要原因。您认为监管应如何在呵护牛市和提示风险间寻求平衡？

肖钢：虽然今年以来A股市场曾发生过震荡行情，但相比国际市场，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Wind数据显示，到7月底，沪深两市总市值已突破80万亿元。A股上涨具有经济宏观面、基本面的支撑，反映了投资者对于我国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前景的风险定价，对于促进投资与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改善企业资产负债表、促进实体经济恢复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应看到，股市属于虚拟经济形态，也是一个风险市场，当前重点应防范杠杆资金带来的风险和冲击，严格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或者绕道流入股市。

监管部门的核心职责是维护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回归监管本位，“监管姓监”，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强化监管执法的能力，提高执法的速度、质量和效果。

观察者网：科创板从设立之初就被冠以“中国版纳斯达克”的期待，您认为，站在当下时点看，科创板距离纳斯达克还有多大的距离？从资本层面、制度层面，还有哪些改善的空间？

肖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实际上对于这次改革的“初心”，总的看是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积累试点经验，三是增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这最后一点，很多人可能有点淡忘了。

你问到科创板距离纳斯达克还有多大的距离。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可供观察比较的视角，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现象，就是中概股回归。中概股回归首先是体现了上市主体在各个市场利弊之间的权衡，其次也可供观察比较不同市场的制度竞争力。不少市场观察者认为，一些优质的红筹科技企业还没有将科创板作为首选回归地，有的认为，科创板可以考虑借鉴香港市场的做法，认真研究和推出“第二上市”制度，即在认可第一上市地监管的基础上，实行较多的豁免、简化的监管制度安排，从而提高对红筹等科创企业的吸引力。这些建议有可取之处，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我们考查和评价科创板的制度竞争力，总是需要一种发展的、动态的眼光。一年前，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已上市红筹企业回归的门槛能够从2000亿下降到200亿，未上市红筹企业门槛从有条件的200亿下降到100亿或有条件的50亿；一年前，我们没人能够想到，VIE、用汇、募资出境、限制性股票单元这些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有了相应的通路可以寻求解决。一年前，我们没人能够想到，竟然真的有不止一家红筹企业能够在科创板上市。所以，对科创板实现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制度吸引力，应当抱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观察者网：今年以来，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各项改革加速挺进深水区，市场上关于“T+0交易”的呼声也此起彼伏；在您看来，未来“T+0”回归股票市场是否可期？您在《中国资本市场变革》一书中提到，今后在研究T+0交易制度时，可以考虑从蓝筹股开始试点；这个建议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呢？

肖钢：T+0是境外资本市场普遍采用的一种基础性制度。根据国际证券服务业协会（ISSA）数据，44个全球主要市场中有42个市场允许T+0。目前，我国股票市场不允许T+0，而在交易所债券、债券ETF、黄金ETF等证券品种上允许T+0。长远来看，在A股市场实施“T+0”是交易制度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但“T+0”也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容易诱发投机炒作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暴涨暴跌。不少实证研究表明，大部分参与T+0的个人投资者是亏损的，在我国目前个人投资者占比极高的情况下，何时实施、怎样实施T+0交易必须慎之又慎。

蓝筹股盘子大，估值稳定，波动较小，抗操纵性强，率先试点T+0交易风险可控。

观察者网：中央多次表态要提高直接融资比例，股市作为直接融资的重要途径，对实体经济的帮助具体有哪些体现？从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来看，美国经常保持在100%以上，而中国基本都在80%以下，未来应该提高到多少比较合理？

肖钢：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功能在于促进资本形成、促进价格发现、提供交易功能并优化公司治理。从企业融资角度看，权益资本是长期的稳定资金且无须还本付息，债务资本一般是中短期的且必须还本付息的，对于一些科技创新公司，由于其“轻资产”和“重人力资本”特征，债务融资比较困难，更适合股权融资。

股票市值／GDP一般大体反映一国经济的证券化水平，既取决于股票上市数量及市值规模变化，也与GDP规模体量有关。美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4906家、总市值47万亿美元，其中纽交所28万亿美元、纳斯达克19万亿美元（截至8月4日，WIND数据），美国2019年GDP是21万亿美元，其股市总市值/GDP比值是224%。A股上市公司3938家、总市值73.8万亿人民币，2019年中国GDP是99万亿人民币，总市值/GDP比值是75%。但是也要关注到，我们还有很多公司在香港、美国上市，即中资港股及海外中概股，这些境外上市的中资股票总市值约占内地总市值的1/3，约合25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加上这块，我国股市总市值/GDP比重已经接近100%，这个比重已经超过全球大型经济体的平均水平了，我个人预计中国这个指标还会进一步增长。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科创板注册制已经试行一年多，创业板注册制推出在即，新《证券法》也已经开始生效，这些重大变革将进一步加快更多优质公司的上市进程；二是我国潜在上市公司资源较多、成长性较好，一般还是各行各业甚至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其营收或利润增速平均来讲要比GDP增速要高一些，长期来看，最终会反映到市值的增加上。总的来说，证券化率取决于很多因素，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值得深入研究。

观察者网：中国股市非常重视帮助企业融资的职能，但是股民往往把频繁的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等行为被视为对投资者的伤害，这是不是导致中国股市难以长牛的原因之一？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应该如何平衡？  

肖钢：我国股市牛短熊长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把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视作原因之一有失偏颇。实证研究表明，IPO、增发和大股东减持都会增加股票二级市场供给，但对大盘和个股价格的影响都是短暂的，改变不了股市的中长期走势。供给的增加往往会导致需求的变化，供给的影响也会被市场需求所消化。股票供求关系不同于商品供求关系与货币供求关系，既是一个理论课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境内外不同的股票市场，股票供给与需求对市场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些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平衡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股票定价，除了受股票供求影响外，还涉及如何科学度量股价的方法与工具，人们的预期在定价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人看好的公司，股价起不来，反之亦然。一些赚钱的公司不值钱，而一些尚不盈利的公司却很值钱。这说明股票定价只能交给市场来决定，由参与市场主体按规则相互博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观察者网：近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国内有不少上市公司无视法律和规则，涉及财务造假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当今的资本市场波诡云谲，您认为未来应该如何提升上市公司治理质量？

肖钢：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违规行为的确屡有发生，这不仅破坏市场诚信生态，影响了投资者信心，更破坏了资本市场稳定健康运行的基础。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行为一直以来均秉持零容忍态度，全力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资本市场过去存在“三高三低”问题，即违法成本低、违法收益高，守信收益低、守信成本高，维权收益低、维权成本高，这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等行为屡有发生的重要原因。新证券法按照重典治乱、猛药去疴的法治理念，加大了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提高了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会对上市公司违法行为产生强大的震慑力量。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投资者及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久久为功。上市公司作为市场主体，提高自身质量责无旁贷，承担第一责任。要坚持走稳健合规发展之路，强化诚信契约精神，严格按市场规律办事，不盲目扩张、不偏离主业，尊重和回报投资者，积极践行股权文化。监管部门要通过有效监管、持续监管、分类监管、科技监管，完善市场机制，优化市场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要加大退市力度，实现资本市场有进有出、新陈代谢的良好生态。中介机构要归位尽责，切实发挥好资本市场“看门人”作用，严格履行核查验证、专业把关等法定职责，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真实披露。

观察者网：新证券法今年已经开始实施了，但很多人对处罚力度太低的问题心存疑虑。你如何看这一问题，如何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刑法和公司法同新证券法联动修改，您有什么建议？

肖钢：此次《证券法》修订大幅提高了违法违规惩戒力度，并将投资者保护专门设立一章，从多个方面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解决这个问题，单靠证券监管部门是不够的，要强化失信联合惩戒激励机制建设，多部门协作共同实现惩戒目标。通过发挥民事、刑事、行政合力，共同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规范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

为相应加大刑事处罚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0年7月3日正式就《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修正案》拟将资本市场相关的犯罪作出如下修改：一是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的刑期上限，由现行的5年有期徒刑提高至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组织公司造假的刑事责任；二是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刑期上限，由现行的3年有期徒刑提高至10年有期徒刑，并增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使、组织公司造假的刑事责任；三是将保荐人明确列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犯罪主体，并对中介人员在证券发行、重大资产交易活动中出具虚假证明文件、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明确适用更高一档的刑期，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另外，《公司法》修订也提上了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法律制度，《公司法》涉及公司设立、股份发行与转让、公司治理、公司的分立、合并和解散等各个环节，与《证券法》及资本市场联系紧密。期待《公司法》的修订在强化公司治理有效性，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与突破。

书名：《中国资本市场变革》

作者：肖钢

出版时间：2020年7月

定价：68.00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