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

党的基本路线（或称总路线），指党在一定历史时期为解决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实现既定的历史任务，对战略目标、领导和依靠的力量、主要实践手段以及保障条件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的原则性规定，是指导党的全局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因此，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要制定相应的基本路线。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历史演变，探讨和体会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总结制定、贯彻、坚持和完善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和规律，对坚持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提出和制定五条基本路线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崭新历史主题，党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五条基本路线[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学术理论界有几种不同观点：“三条路线”说包括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新时期基本路线，“四条路线”说增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五条路线”说增加了中共八大路线。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八大路线对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实际历史意义，本文持“五条路线”说。]。注重提出和确立党的基本路线，有利于增强党的事业的计划性和前瞻性，反映了党对执政规律的自觉探索和把握。毛泽东把基本路线比作“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邓小平说，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江泽民强调基本路线“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页。]；胡锦涛提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从“灯塔”到“生命线”，党始终把基本路线放在了极端重要的位置和高度。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

1949年3月，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革命胜利后党的战略方针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顺利实现经济恢复后，中央从1952年9月开始酝酿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并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16页。]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通过。在这条路线的指导下，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同时建立了一批基础工业，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二）中共八大路线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为全面开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中共八大在正确分析面临的新形势、准确判断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制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八大还把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主要任务统一起来，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决策。在八大路线指引下，社会主义建设在1956—1966年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邓小平所说，这“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历史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从1957年9月开始，党中央批判了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和“反冒进”，加上受到急于“超英赶美”这一发展战略构想的影响，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于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党的主要任务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在实际贯彻和实施中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片面强调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四）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根据“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前即已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和“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这条路线只讲阶级斗争，不涉及经济建设，不涉及党的历史任务、领导和依靠力量、主要手段和保障条件等有关基本路线的要素，“文革”那样的全局性错误与此紧密相关。因此，这条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五）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改革开放基本方针，随后邓小平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重要内容。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完善，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并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这条路线是我们党在总结30多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是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路线。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成就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提出和制定的五条基本路线，前四条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实施的，第五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实施的，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得到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总体上讲，制定、贯彻和实施这五条基本路线，都是为了建设、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前四条基本路线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第五条路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照和实践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新时期基本路线从其历史渊源来说，要追溯到八大路线和八大以后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参见龚育之：《八大的历史地位和研究八大的现实意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八大路线为新时期基本路线“提供了思路，作了直接准备”，并成为“重要历史来源”[ 张博文：《试论党的“八大”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功绩》，《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

五条基本路线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探索的过程

1989年5月6日，邓小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曾把确立新时期基本路线作为他一生的重要功绩：我这一生“已经做成的事情是……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实质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三大报告对新时期基本路线的全称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十七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阐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3页。]与基本路线相比较，“道路”这种表述更加具体。因此，基本路线的内涵即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中国成立后党提出和制定的五条基本路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

（一）从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看

党的基本路线是基本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是基本理论在政治上的落脚点。基本路线的提出和确立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作基础，否则，很难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即使有正确路线也难以有效执行。只有建立在正确理论基础上的基本路线才能得到长期贯彻和坚持。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借鉴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并对它实行中国化的改造后提出的。八大决议正确判断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作为确定八大路线的政治基础；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时，没有对社会发展阶段作出符合国情的判断；“文革”时期路线以“大过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依据，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导致全局性的“左”的错误。新时期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对当代中国基本国情作出了正确判断和认识，新时期基本路线也由此称作“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五条基本路线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从借鉴国外理论到独立探索中未提出正确理论再到新时期形成正确理论，党探索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也是努力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党对几十年探索经验的深刻总结，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二）从发展战略看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八大路线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只在其基本点中明确了“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文革”时期路线的目标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谈不上什么经济社会建设上的战略目标；新时期基本路线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是贯穿五条基本路线的主线，但具体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国家，到新时期基本路线才有了明确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后来加上‘和谐’）”，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方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具体要求。可见，党的基本路线关于战略目标的规定是由笼统、抽象向明确、具体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逐步丰富、深化并渐趋科学化的过程。

（三）从发展方式看

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怎样坚持和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八大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强调了“建设”是中心工作，这个大前提的确立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意义非同寻常，但当时并未进一步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关于八大路线，胡绳曾指出：“一个中心，就是经济建设。1956年八大时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确的。”[ 胡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五个革命”并举，即“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58年5月27日。]。邓小平1980年在一次会上曾说：“近30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9页。]作为兴国之要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基本路线的规定中经历了从“无中心”、“多中心”到“一个中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党逐步深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强国之路的“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在新时期基本路线才第一次提出，同时也成为历史性的突破。可见，党对怎样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过程。

（四）从发展速度看

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速度”的表述是“逐步……并逐步……”，八大路线表述为“尽可能迅速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多快好省”，核心是“快”，新时期基本路线没有对速度作出规定。显然，基本路线对“速度”的规定整体上是从有到无，这并不是说党对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视程度在减弱，而是汲取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的深刻教训使然。新时期基本路线没有对速度进行规定，但我们党关于“速度”的思想却大大丰富了。如邓小平的“速度和效益”思想，强调“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江泽民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协调统一起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更是从指导理论的高度提升了人们对“速度”的认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党的“速度”理念的科学化。因此，五条基本路线对“速度”规定的基本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渐趋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理论认识上的逐步系统与科学。

由上可见，新中国成立后五条基本路线的演变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的艰难曲折。正如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与启示

（一）提出和制定正确的基本路线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认识实践、掌握规律并通过实践加以检验的过程

任何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酝酿到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正式确立，经历了近5年时间。八大路线，从1955年3月开始筹备到1956年9月大会召开，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八大前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围绕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套正确思路。新时期基本路线，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到1987年十三大予以全面阐述，经过了9年的改革实践才正式确立。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到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时间不足2个月，仅此一点也可以折射出为什么这条路线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每一条正确路线的提出和制定，都要经历从初步酝酿到实践检验再正式确立的过程，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如果把五条基本路线联系起来考虑，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开始找到并在1987年全面阐述这条长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路线，更是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曲折而漫长的探索过程。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新中国成立60年，前30年提出和制定了四条基本路线，后30年制定并坚持了一条基本路线。从频繁地提出基本路线到始终坚持一条基本路线，不仅回归了基本路线的本质属性，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党执政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逐步深化，由此也说明党的正确路线的提出和制定是认识实践、掌握规律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逐步完善认识的过程。

（二）贯彻和实施正确的基本路线不会一帆风顺，需要统一全党的共识，还要制定相应的具体工作思路和方针政策

把路线贯彻到实践中，是理论与实际进行深度结合、碰撞的过程。由于实践主体的主观性、能动性和客观实际的复杂性、多变性，贯彻实施路线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它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和推动的。

1.党的基本路线要成为共识才能增强贯彻实施的自觉性、坚定性

邓小平曾说：“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页。]有了正确路线，还要展开宣传教育，让路线真正成为统一全党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才能增强全党贯彻实施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关于八大路线，很多研究者认为，全党思想不统一是导致八大路线被改变的主观原因之一。新时期基本路线之所以深入人心，首要因素就是将基本路线的思想载入宪法（最早见于1982年宪法，1993年、1999年和2003年修宪时均予以完整体现），这样贯彻实施基本路线就有了制度保障，而写入宪法的过程也是逐步凝聚共识的过程。其次是党中央非常注重对路线进行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把基本路线教育作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根本基础。因此，新时期基本路线能够得以贯彻实施，与全党对基本路线在思想认识上的高度认同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贯彻实施基本路线还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的基本路线最直接的实践者。路线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靠群众实践来检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速胜论”思想统领群众，结果可想而知。邓小平在20世纪60年代初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94页。]。新时期基本路线确立后，江泽民多次强调，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始终不渝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心全意依靠广大群众。[《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91页。]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既是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

2.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必须有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与之配套

党的基本路线是立足全局所作的宏观的原则性规定，要将其转化为全国人民的实践，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07页。]有无具体的方针政策也是基本路线能否顺利贯彻的重要因素。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总路线与具体方针政策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4页。]邓小平在新时期伊始就强调，“为了更好地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 转引自江泽民《坚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序言》，《人民日报》1997年3月17日。]。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总结经验时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这说明，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能顺利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实践，原因之一是有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与之配套。

3.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还必须善于排除和应对各方面干扰和风险挑战

之所以说贯彻实施党的基本路线不会一帆风顺，主要是客观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复杂多变，常常影响人们对基本路线的认识。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正确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贯彻实施党的正确路线，必须具备抵抗各种风险和干扰的能力，并在斗争中进一步增强贯彻路线的坚定性，这其实也是检验基本路线的现实基础是否牢靠的试金石。改革开放时期，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经济等都曾面临巨大风险和考验，但我们党始终沉着应付、冷静面对，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同党的领导人能够汲取过去教训，对形势作出清醒判断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的纵深发展，党应对复杂局势的经验和策略渐趋成熟，排除干扰的自觉性、主动性也大为增强。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强调贯彻新时期基本路线，要“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尤其是颇具针对性地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98、810页。]增强了人们贯彻实施新时期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坚持正确的基本路线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也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

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对新时期基本路线予以完整阐述后，十四大报告依据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提出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不动摇”理念首次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予以展现和确立。

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是否意味着基本路线是一成不变的？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与党的“与时俱进”是否矛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说明，党的基本理论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的，作为基本理论的集中体现，党的基本路线自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江泽民提出，要“坚持用实践来检验、丰富、完善我们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51页。]。基本路线“谓之‘基本’，就是因为它反映的是基本规律，规定的是基本方向，涉及的是基本方略……说基本路线不能变，所指的就是基本的东西不能变”[ 李忠杰：《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5期。]。以新时期基本路线为例，所谓“毫不动摇”，主要指“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架构及其辩证关系不能变。所谓“与时俱进”，主要是依据基本路线制定一些具体方针政策和发展目标等，是可以随着实践和理论认识的发展进行调整和完善的。例如，关于发展目标，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基本路线时提的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在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尤其是2003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后，根据新世纪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情况，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把基本路线中的战略目标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呈现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格局。这是客观实际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和愿望的根本体现。这种变化，不仅没有改变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而且使基本路线的指导作用更加有力。既把握规律性，又富于创造性，这是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和“与时俱进”的辩证统一。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更替和演进，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曲折。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早在1961年6月21日会见日本客人时就说：“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 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国会议员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1961年6月21日。]作为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创立者，邓小平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页。]江泽民提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43页。]；邓小平创立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了不起的贡献”[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也是他留下的“最可宝贵的财富”[《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34页。]。胡锦涛强调，要铭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页。]为改革伟业奠定的基础。这些，都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新时期基本路线的来之不易。由此，要倍加珍视这条基本路线，无论面对如何艰难复杂的国际国内风险和挑战，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