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和协和医院一样年轻，在这个中国的医学中心里，他重建儿科，为救回孩子的呼吸进行了整整30天的抢救，像父亲那样照顾着贫困的小患者。“他的历史就是协和儿科的历史”。8月17日，他离开了，他决定把遗体捐给协和医学院，永远留在协和那栋“绿瓦顶、白栏杆”的老楼里——

　　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大楼里，一个老人去世的消息被人们低声地说起。

　　8月23日，在住院楼地下二层的遗体告别厅里，年轻或年长的医护工作者静悄悄地站在这里，等待着为这位名叫周华康的97岁老人献上一枝白色或黄色的花。

　　一个1984年出生的年轻医生从进入协和儿科那天起就知道，这位高瘦老医生的历史“就是协和儿科的历史”。那些红着眼圈的老者，是周华康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在此作别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先驱，1949年协和医院儿科的重建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的主持重建者。

　　穿着一身白大褂躺在鲜花中的老人，终究没有等到他最盼望的日子。再过24天，这座他自1940年开始就服务其中的医院，即将迎来自己90岁的生日。

　　在刚刚过去的7月里，几年来一直卧床的老人还想要再次扼住命运的喉咙。“90周年我一定要回去，从今天就开始练习走路。”

　　从他住的长满爬山虎的红砖房子到协和医院，只需要步行5分钟。但对他来说，即便是走路如此简单的动作，也已经很难完成了。两个人搀扶着老人，勉强在屋子里来回蹭上二三十步，再走下去，“腿就软得像面条一样，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这个倔强的老人终究不能再走回那条曾千万次走过的路了。1940年，周华康在协和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协和医院内科任住院医师。那时，这所医院就和这个爱打篮球的博士一样年轻，它由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基金资助建成，并以美国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标杆，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即提出“要按照国际最好的标准来办学”，将现代西方医学介绍到古老的中国，并迅速成为中国的医学中心。

　　1942年，日本侵华战争迫使协和医院关门。后来，周华康获得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的机会。抗战胜利后，他便受聘恢复、重建协和儿科并出任主任，直到1987年退休。

　　如今已很难找到与这位老教授同时期的协和人了，甚至就连他的研究生魏珉，今年也已66岁。在魏珉看来，周华康“最最认真，最最爱护病人”。在儿科病房里，这位瘦高的主任总要帮着护士做些琐碎工作，清晨给生病的孩子们换尿布，或是挨个儿喂饭、测体温。

　　一个河北农家孩子曾因多发性神经炎引起呼吸肌麻痹，送进医院时，呼吸已经停止。那时，协和全院只有一台呼吸器。这位儿科主任立即动手，仅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用胶皮囊制成了一个“土人工呼吸器”。这是一个太简陋的呼吸器，它需要大夫、护士换班捏，昼夜24小时不停，1分钟要捏30多次。周华康和其他医护人员一起，轮换坚持着捏了30多天，才最终使几乎失去希望的孩子恢复了呼吸。

　　那时，周华康在协和医院那栋“绿瓦顶、白栏杆”的老楼里工作。人们还记得，这个大个子医生总是匆匆忙忙的。从1959年便与其成为同事的籍孝诚回忆起，自己甚至“没见过他和人开玩笑，一点不会客套”。

　　他恪守的规则不容打破。曾经的同事想起，一位部级领导不想排队看诊，带着生病的孩子就往诊室里冲，却被周华康拦在外面。

　　“不是急病就得排队。”他毫不客气地告诉领导。

　　这套规则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有一年，他上小学的孙子要看牙，这位老医生便亲自早起去协和口腔科排队挂号。

　　很多有关这位老人的回忆文章里都记述着同一个故事。1976年，一个农民的孩子患败血症住院，初步治疗后，病情稍见好转，父亲就要求带孩子出院。这或许是大多贫穷家庭面对的窘境，只要在医院多住一天，这个家就会一天没有收入。

　　周华康急了，他对那个焦虑的父亲承诺：“孩子的病情绝对不允许出院，如果信得过我，就把孩子交给我，你回去工作照顾家里的人，我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

　　从那天起，这个素昧平生的孩子得到的，不仅是一个教授每天的检查、治疗；还有探视时间里，周医生提着的糖果和小人书，以及一个善意的谎言：“都是你爸爸买给你的”。

　　可他自己的孩子却极少享受到这一切。这位教授和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医院对面胡同里的一栋二层小楼。女儿周琳回忆，父亲很少和孩子们聊天，每晚全家人在一张大圆桌上吃饭时，他多数时候也只是与妻子的姑姑、同在协和工作的著名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短暂地交流一下疑难病人的情况。吃过饭，这位忙碌的父亲就会“匆匆上楼，去翻他的文献或学术杂志”。

　　这位曾经留洋、讲着一口“纯正英语”的“海归”，并不太在意生活品质。至今，在他的家里，仍能找到有着70多年历史的旧木椅，和已经使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五斗橱。据说，就连一张席梦思床垫也曾被睡出一个大坑，可他从不打算更换。

　　在周家人看来，这并没什么稀奇。周琳还记得自己十几年前走进协和时的景象，“电梯里的老教授们衣服上都打着补丁”。

　　在照片里，周华康总是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特有范儿”。可儿子周志春却记得，老人其实只有3套西装“来来回回换着穿”。魏珉也回忆起，老师“只有一件光鲜的西装外套”。周华康退休后的一年，魏珉曾经与同事一起买了一件600多元的羊毛衫给老师送去，没想到，这个犟脾气的老人却怎么也不肯收下，非要他们退掉不可。

　　孩子们并不清楚，父亲的钱究竟花在了什么地方。

　　直到老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曾经的同事前来拜祭，哭着念叨起当年。这位护士的女儿曾经在手术后急需输血，可她却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正是周华康在那个时候给了她400元。

　　他总是告诉自己的学生，为孩子看病开药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而遇到困难的家庭时，这位在同事们看来“暖水壶一样外冷内热”的老大夫总是会悄悄地往家长的兜里塞些现金。

　　其实，这位老人自己的生活并不宽裕。一位同事记得，因为退休得早，这位著名的医生甚至直到本世纪初，也只能拿到1000多元的退休金。

　　但即便如此，他从协和退休后一直为医学杂志审稿，分文不取。这样的工作一直进行到他90多岁。感念他的辛劳，杂志主办方给他送来礼物，他为这份礼物苦恼了几天，“一辈子没收过东西，必须得退回去”。

　　后来，他老了，牙也坏掉了。儿女们带着他镶牙，这个倔老头却硬是挑了一副“最普通的”。

　　“用不着好的！别让国家浪费钱！”他一步也不让。

　　时间在流逝，他的生命也随之衰老。2005年的秋天，这个老人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晒太阳。起风了，吹落一地叶子，他对自己的儿子感慨：“叶子完成了历史使命，老了，掉了，风不知会把它们送到哪里去，尘土会把它们掩埋，没有人会记得它们了。”

　　这或许并不是他的心中第一次产生无力感。与同辈的很多人一样，他们未曾生逢其时，青年和中年岁月被消耗在漫长的时代动荡中。协和无法从那样的时代中幸免。1949年以后，协和的儿科也并不顺利，数次关闭而又重建，周华康的行医经历正与此重合。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坎坷的经历给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但他过去的同事、协和医院儿科教授赵时敏曾经在文章中写道：“协和儿科成立60年以来的坎坷处境，数次关闭又重建过程中多方面的问题都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他默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同时又奋力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夜晚，周华康在走向医院的路上思索着儿科的出路，最后竟几乎碰到了墙上。“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想为国家做点事，就是做不成？”

　　如今，当籍孝诚回忆起自己的这位老朋友时，不由得深深地叹气：“一生坎坷，活得并不怎么愉快。”

　　最近几年，他受病所累只能长期卧床，就连在院子里坐坐也不成。这个已近百岁的老人有时会沮丧地念叨：“我一点儿都帮不了别人了。”从他床旁的白格子窗户望出去，是一株并不粗壮的松树。

　　7月的一天，他忽然将儿子唤到医院病床边，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嘱咐着：“我要把遗体捐赠给医院，已经和大夫联系好了。”除此之外，他未曾对身后事做出任何安排。

　　2011年8月17日12时55分，周华康病逝于协和医院。根据他生前的口头遗嘱，他的遗体被捐献到协和医学院，用于基础教学和临床科研。

　　老人躺在一辆不锈钢的手术车上，盖着洁白的布单，被接往不远处的医学院。在这条路上，他经过了曾经工作过40多年的协和老楼，那里依然是“绿瓦顶、白栏杆”。他永远地留在了协和。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永远的协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