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教师王勇:鸭绿江上的摆渡者(6图)

发布时间:2010-05-13 07:17 |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5-12 | 查看:6473次

  摆渡

 

    王勇站在搁浅的铁皮船边

 

    王勇把铁皮船推进江里

 

    王勇和碑沟村的孩子

 

    王勇搀扶孩子上船

 

    王勇和学生们在回家的路上

  教师和船夫,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已经在王勇身上共存了20年。这个48岁的东北男人有时会自嘲地说:“我是书教得最好的船夫,也是船开得最好的老师。” 

  可清楚内情的人都知道,在这句貌似轻松的玩笑话背后,却隐藏着一段厚重的故事——在过去的20年里,在每个上学日的早上,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碑沟小学的这个教师都要划着船,把住在河这边的孩子送到河那边去上学;到了傍晚放学时,再划着船,把他们一个个送回家。 

  早些时候,孩子们坐的是王勇自己打制的木船;再后来,换成了烧柴油的铁皮船;枯水期的时候,王勇会领着孩子的家长们搭桥;等冬天江封上了,王勇就带着孩子们,走过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而实在没有路走的时候,他就只好背起孩子们,趟过去。

  这些年来,在这条求学路上,究竟摆渡过多少个孩子,王勇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最多的一年,他带过19个,最少的时候,也有六七个。

  在他的呵护下,一茬茬的山里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离开了小山村,开始一种全新的城镇生活,而这个山村小学的老师,却依旧活在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日子里。

  求学路上的河

  4月12日清晨5点来钟,王勇起床了,他简单地扒了几口饭,就出门往江边走。

  王勇从来不敢赖床,因为每天早上6点,孩子们都会准时在村头的渡口等着他。山里温度低,如果他出门晚了,孩子们就容易被冻感冒。

  这个小学老师所在的碑沟村,是个有着15个村民组的小村子,位于鸭绿江南岸的一处山沟里,四百多户人家,散落在山沟各处。住得最深最远的一户人家,走到村口,要在山路上花上近一个小时。

  即便到了这儿,出村也并非易事,横挡在人们面前的一条大河,成为这个小村与外界最大的阻隔。它是鸭绿江的一条支流,两岸相距四五百米。河上多数时候看不到一座桥。而王勇和孩子们每天要去上课的碑沟小学,位于这条大河的北岸,与碑沟村隔河相望。

  对面前这条大河,碑沟村的人们感情很是复杂。

  一方面,这条大河是养育了他们的母亲河。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许多人的生计来源,正是在这条河里捕鱼、挖沙。可另一方面,这条河也让他们的出行变得极为困难。

  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有小船,大多数时候,如果没有它,人们都无法出门,尤其到了丰水期,水位能一直涨到半山腰,涨到许多人的家门口。也正因为如此,村民们平时会尽可能减少去对岸的次数。每次出门,都是把好几件事“攒”在一起办。

  但大人们可以把事情攒在一起办,孩子们的上学,却成了大问题。

  一度,村子里曾有过一所小学,但上世纪80年代,由于生源过少,这所学校被取消了。从那以后,村子里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孩子们要上学,都得到对岸的碑沟小学去。

  这儿的许多孩子都会划船,所以刚开始时,是由年长的孩子划着船,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去上学。但有一次,因为风大浪急,孩子们划的船翻了,所幸江边长大的孩子水性好,才没出什么大事。

  从那时候开始,碑沟村的家长便开始轮流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碑沟村是个穷地方,成年人的大多数时间,不是在山林里种地或者养蚕,就是在河里捕鱼或者捞沙,总有抽不出时间的时候。

  这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那一年,自小在碑沟村长大的王勇,回到碑沟小学任教。

  摆渡者

  如果粗略打量,会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个小学老师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个头不高,身体壮实,雨后的泥巴路,旁人都踮着脚,他却满不在乎地踩着走,一双可以拉到大腿的蓝色长筒胶鞋沾满了泥,说起话来带着浓厚的东北口音。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还是能在这个中年人身上发现一些异样。看上去,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但白色的发根却泄露了秘密——他的头发全白了,每年过年,都要上理发店里去染一次。

  这是时间在王勇身上留下的最为深刻的烙印。

  “2001年民办代课教师最后一次转正,考试前一天夜里,我紧张得整夜睡不着,早上起来就这样了。”他摸摸头发,叹道。

  1984年,20岁的王勇刚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经人介绍,他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一个民办代课教师。

  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教师还常被人叫做“臭老九”,更不用说像王勇这样的编外人员,他每个月的额定工资只有32元,连自己的花销都不够。

  而就连这点微薄的收入,都经常发不到手上。那些年里,教师的工资还是由乡镇发放,宽甸是个穷县,经常发不出工资来,有时候用县里自产的啤酒、水果代替,甚至还打过几个月的白条。

  1989年,王勇与当地一个叫任淑梅的姑娘结婚了。妻子一家人时常劝他,不要继续担任民办教师了,甚至有亲戚对他说过这样刺耳的话:“你怎么就找不着活儿干了?一个月拿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沟村的前任村支书隋延文也记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他能到村委会工作——老支书想把这个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条件是,当时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民办教师考虑了几天,却拒绝了这个人人羡慕的“肥缺”。

  时隔多年之后,当回忆起这件往事,王勇露出一丝轻快的笑容。“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众口难调,天天得挨骂。我可干不了这样的活儿。”他说,“还是干老师自在,和娃娃们在一起,老开心了。”

  1990年,从教6年的王勇调回了碑沟村小,他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之前,一直在县里的其他学校担任代课教师,调回这儿的目的,是为了照顾日渐年迈的父母。

  他每天划船上下班。有孩子家长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担起接送学生的担子,他便爽快地答应下来。但不曾想到,从这时起,王勇也开始了自己的“摆渡”生涯,而且一干就是20年。

  小学

  和城里的许多小学比起来,碑沟小学无疑是简陋的。几只放养的猪崽,在教学楼旁撒欢,头天晚上刚下过雨,操场上一片泥泞,在生锈发黑的篮球架下,有几个孩子在打篮球,皮球已经看不清颜色,落在地上就粘住了,压根弹不起来。

  可这是方圆几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学,也是村里孩子就近上学的唯一途径。

  居住在南岸的家长们,小时候几乎都有过河上学的经历,并深知这当中的辛苦。为了给孩子创造好一些的教育条件,稍微有条件一点的人家,都搬离了这个小村子。

  交通不便还引发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村里的女孩大多选择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却没有人愿意嫁进来,全村1000多个居民里,光棍就有100多号人,其中不乏四五十岁的老光棍。

  所以,碑沟小学的学生生源越来越少。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学有150多名学生,但现在只剩下52名,人数最少的六年级,只有5名学生。

  现在,每天跟着王勇上学的,只剩下了6个学生,最大的是六年级,最小的是一年级。

  王勇和这些孩子之间,已经培养出了一份单纯而美好的情感。

  二年级的陈伟,是个梳着辫子的小姑娘。有人笑话她年纪小,她就会说:“谁说我小了,我叫陈伟大!”

  不过,“陈伟大”常有哭鼻子的时候。有一次夏天,王勇背着她过河,陈伟的左脚凉鞋没系紧,滑进了江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连忙回身去捞,却也没捞着。

  丢了一只鞋,陈伟没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刚买的粉红色凉鞋,小姑娘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为了哄她高兴,王勇特意买了一双新凉鞋送给她。

  三年级的王明娇也记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刚搭好的木桥淹没了,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桥面,她不敢过桥,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挡着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江对岸。

  六年级的尤明林,是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经送了他六年。这个小男生正在长身体,个子已经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过河都很吃力。

  “如果没有王老师,我恐怕读不到这个年级,”尤明林感激地说,“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

  时间久了,压在王老师肩膀上的除了这些孩子的体重,还加上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在这群学生里,有两个特殊的孩子,他们来自一个特别贫困的家庭,11岁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学3年级,她患有先天性斜颈,总是歪着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严重的兔唇,口齿不清楚,但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没有能力带他们去看病。

  这也成了王勇的一块心病,现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找到好心人来资助这对姐弟。

  “我自己是穷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这些穷孩子了。”王勇说,“我希望他们能平平安安地走出这个穷山沟,过上正常的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来。”

  可现在看起来,这样的生活离孩子们还有些遥远,起码,他们得先过了眼前的这条河。

  船、桥和老师的背

  要过河,自然离不了船。

  起初,用来摆渡学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长约3米,最宽的地方有1米左右,一次只能运上四五名学生。最多的时候,王勇一个早上要来回三四趟,才能把学生们都送过岸去。

  2002年,县里教育局给王勇配发了一艘大型铁皮船,这艘船带着柴油发动机,长约6米,宽1.5米,一次能运10个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终于告别了人力划桨的日子,这让他高兴了很长时间。

  不过,无论是木船还是铁船,过河时,王勇和孩子们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泼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静下来。

  在王勇的教育下,他们对这条大河产生了某种敬畏感。

  下船的时候,年纪最大的学生先上岸,然后用手把住船头,第二个学生上岸后,把船绳牵住,不让船身乱晃,后面的学生陆续下船,最后一个学生,负责把坐垫收进船舱里。只有等学生们都安全上岸了,“船长”王勇才会离开船舱。

  孩子们受到了王勇的严格训练:在船上不允许嬉笑打闹,江面上没有风浪的时候,可以坐着,一旦风浪大了,孩子们都必须趴在船舱里,这样能够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尽管如此,20年来,王勇还是遇见了很多次险情。

  有一次,一个小姑娘在船上睡着了,到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却被船头的绳子拌了一跤,掉下江去,幸好王勇的注意力很集中,他赶紧跳进江里,把小姑娘救了上来。

  2002的夏天,王勇遇见了鸭绿江有史以来最大的江汛,江里的风浪有1米多高,铁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他只能命令孩子们趴在船舱里,自己跪着开船。回家看新闻,看到鸭绿江上的很多大船被风吹到岸边搁浅了,还翻了几艘,他才有点后怕。

  每逢秋天的清晨,江面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大雾,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经常辨不清方向,船会在河面上打转上数个小时,有好几次都险些和来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来,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条电话线,他让年长的学生趴在船头,看着电话线的走势,才能勉强渡河。

  有时候,即便有船也解决不了问题。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无法行船,王勇就带着孩子,小心翼翼地穿过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着一根长木棒,敲击着前方的冰面,来确定能否行人。

  最危险的一次,发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脚踩破了冰面,大半个身子掉进了冰窟窿里,他一边喊着让孩子们不要靠近,一边用手肘支撑着冰面,花了半个多小时,才从冰窟窿里爬了上来。他哆哆嗦嗦地爬回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结成了冰疙瘩,全身上下“有两百多斤重”。母亲和妻子搂着他心疼地直哭。

  每年有两段时间,王勇是最辛苦的。

  一段时间是在冬天,河水还没结冰的时候,他不到四点就要起床,烧上一桶开水,烫一下船上的机器,否则机器根本启动不了。

  而这段时间,正值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从半山腰回落30多米,大多数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来,随处可见干枯的水草和龟裂的泥滩,那艘铁皮船也趴在一处岸边,动弹不得。

  使用了近8年,这艘船到处都是铁锈,船底已经破了一个小洞,王勇用木头桩子堵上,上面再压了个铁块,才勉强不会漏水。他正寻思着,在丰水期到来之前,要把这艘铁皮船除锈、喷漆,再好好维修一下。

  但眼前,还是有几十米宽的河水,挡住了孩子们上学的道路。每天早晨,他只能背着这些孩子趟过河去。

  王勇也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每年春天,他都会组织村里的家长们,到山上砍来木头,在河面上搭建临时的木桥。可木桥的质量很差,如果头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涨,木桥就很容易被水冲走。今年开春至今,已经建过两次桥,都被水冲得找不到痕迹。

  为了背孩子们过河,他特意买了一双能够套到大腿的长筒胶鞋,但很多时候,胶鞋也派不上用场,因为光着脚,“踩石头踩的紧,不容易打滑”。

  因为长期浸水,王勇的双腿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每到发病的时候,双腿红肿得“像大号的胡罗卜”,现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热水烫脚。

  “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偶尔,这个48岁的老师也会吐露出真心话,“担了太多风险了,我真怕这些娃娃在我手上出事,那我该怎么和他们父母交代啊?”

  责任

  王勇的家,在碑沟村的村口不远。他和妻子住着2007年新盖的一座小平房,年迈的父母,住在不远处的祖屋里。

  祖屋已经盖了二十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顶被烟火熏得发黑,时不时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处漏水,连灶台都被淹过,墙壁上有多处破洞,经常会有蛇爬进屋里。

  对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学,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反对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凶的时候,她甚至气得跑回娘家住了几个月。

  最直接的反对原因,来自经济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宽裕,尽管他每个月的工资是2000来元钱,但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务农。他一边要赡养两个老人,一边要养育18岁的在宽甸读高中的儿子。

  但这些年来,他每年都得在这艘铁皮船上搭进数千元。零件坏了要更换,船体要时不时地维修,光是一年的油费,就是一千多元钱,这些费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实在缺钱的时候,王勇才会向孩子家长象征性的征收一点油钱,每个孩子每天5角钱。

  而且,王勇身上的责任太大了。一旦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他很有可能丢掉饭碗。

  为此,家人们召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要求王勇放弃送孩子上学,“又不多挣一分钱,出了事儿谁负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其实,王勇也曾想过放弃。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们怎么办?犹豫再三,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仅如此,现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渐接受了他的“傻劲”。

  任淑梅从小并不在江边长大,刚开始时,对划船一窍不通。但王勇偶尔外出学习、开会,孩子们上学就无人接送,现在,她学会了开船,王勇不在家时,她就主动顶替。

  开船的事儿,父母帮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动当起了“安全监督员”,经常绕着铁船一转个把小时,检查机器和船身。每天晚上,老人家都要看电视,一旦看到什么安全事故方面的新闻,马上就转告王勇,要他当心。

  这儿的村民们除了种田外,大多都有些副业——养养蚕,种点烟草,可因为接送学生,王勇每天都得早起晚归,仅有的几亩农田全靠妻子侍弄,因为人手“不够”,王家至今没有“副业”,就连周末别人休息时,王勇也不能闲着,这是他修补铁皮船的唯一时间。

  对于自己的儿子,王勇也有个愿望,希望他将来也能当一名老师,哪天自己老得实在干不动了,他能接替自己继续摆渡,让村里的孩子们有学可上。

  当他和旁人说起这个想法时,妻子可不答应了。这个农村妇女扯着嗓门吼道:“你自个儿上了贼船就得了,别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意义

  曾有人问王勇:“送了孩子20年,你觉得这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

  “我说不出什么大话来。”这个老师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说,我在一天,孩子们就能安安全全上学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们的。”

  可如今,在村子里的很多人看来,“王勇老师家的事儿,也就是我们的。”

  3年前,王勇家要盖新房,村里的邻居们都不请自来,主动上门来帮忙,而且不收一分工钱。到了房子上梁的那一天,光是酒席就摆了数十桌,从早上10点一直喝到晚上10点。

  村子里一般人家的“随礼”,通常是30元钱,但大多数人给王勇包了50元甚至100元,在人均年收入仅有3000多元的村子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让王勇感动的事儿还有很多。

  碑沟村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年春节前,村里都要“杀年猪”,这是东北农村里最为隆重的活动之一,而如果王勇不到场,酒宴不能开席。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清晨,他刚打开院门,就看见一个70岁的老邻居站在门口,拿着一条刚从江里打上的大鱼。老人说,王勇一直在送自己的孙子上学,心里过意不去,“只能用这条鱼表些心意”。

  “我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缘能这么好。”王勇颇有些得意地说。

  然而,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和谐。

  有一次修桥,王勇自掏腰包,花了150元钱。一个村干部知道后,答应用村里的账户出这笔钱,但迟迟未能兑现。第二年,村里要改选,这个干部又找上门来,说如果投他一票,这年修桥的钱就由他来出,结果这个村干部落选,修桥又是王勇自掏了腰包。

  铁皮船上配发的救生衣有5件,但王勇现在送的孩子有6个人,他只能从低年级到高年级分,最大的娃儿没有分到,家长有意见,找到了王勇。他一口答应道:“下个月,我从奖金里拿出钱来,给你补上。”

  村里也有一些邻居议论纷纷,因为王勇的船要向家长收油钱,尽管不多,但一些不太清楚状况的家长,觉得“这是公家的船,王勇不该收钱”,有些人甚至还在背后说,“王勇收了这么多油钱,老赚了!”

  曾经有一些明理的孩子家长,心里过意不去,找到王勇,想要塞给他一笔钱,却被他拒绝了。

  “不计较,不计较。”说起这些和钱有关的事儿,他摆摆手说,“国家每个月给我发那么多工资,大家又都是父老乡亲的,难道钱比感情还重要吗?”

  4月11日那天晚上,刚搭好的木桥又被河水冲走了。4月12日这天,水流湍急,王勇实在没法背着孩子过河。他从学生家长那儿借来了一艘小铁皮船。

  这是刚刚入春的时节,前些天,宽甸县还迎来了一场降雪,举目望去,山上还满眼可见未化的残雪,在晨光的映照下,从嘴里呼出的寒气依然清晰可见。站在江岸边的人们为了御寒,都把手插在衣兜里。

  只有王勇在忙活着。小铁皮船上没有桨,这个老师四处张罗,找了一块长条的木板代替。他用力地把铁皮船推进江里,然后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按顺序上船。

  小船上装上了七八号人,猛地往下一沉,水位已经到了船舷边上。王勇站在船头,用木板轻轻划着水,小船晃晃悠悠地前进着,看得人提心吊胆。他身后的孩子们都很安静,小心翼翼地望着眼前的江面。

  10来分钟后,小船慢腾腾地滑到了江对岸。王勇把孩子们一个个搀扶下船,接下来,他们只要翻过眼前这片巨大的碎石坡,再走上近半小时山路,就能到达学校了。

  远远望去,这些背着鲜艳的书包,穿着亮色衣服的孩子们,成为灰暗的江岸边一个个鲜亮的小点。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冰点特稿第751期 【冰点特稿】:摆渡》)

(责任编辑: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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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楼 辽宁省2010-06-11 14:52:06 发表
匿名网友:一位让人尊敬的老师,为人师表,为他的学生树立了一个人生的精神榜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用他的职业道德在改变着社会,改变着这些孩子的精神世界。他的风湿病可以用蜜蜂的中医方法治疗,中央一台的走进科学播出过这个节目《以毒攻毒》。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