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梁军

　　许多年以后，当蔡辉站在天河机场面前，准会想起自己带领136名队员落地武汉的那个下午。

　　当时，他临危受命，担任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带领全省挑选的医护尖兵，紧急驰援武汉。

　　来过无数回武汉，这一次，他看见天河机场空空荡荡，市区昔日的繁华与热闹不再。蔡辉历经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甘肃岷漳地震等多次灾害救援，但初抵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深红区”，他心里还是没底。

　　“发热病人太多了，我们身边的同事，一个个病倒了。”武汉市中心医院主管同志的话，让蔡辉意识到这次疫情形势的严峻。

　　1月28日至3月24日，甘肃省第一批、第五批、第六批医疗队累计456名医护人员连续奋战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面对严重的疫情和复杂的环境，他们共管理床位192张，累计收治患者229人，其中重症42人，危重症13人。直到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才离开武汉。三支医疗队做到了科室医护零感染，安全生产零事故。

　　更重要的是，他们与武汉结缘。

　　记者问4位医护人员：何时再重返武汉？

　　答案几乎一致：明年春天，樱花开时，带着家人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走一走，看一看大家曾经奋战的地方。这座英雄的城市，令他们魂牵梦萦，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提心在口

　　1月29日，蔡辉带领着白衣战士们来到这里，成为最早一批进驻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医疗队。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是最早接收新冠肺炎病人的医院之一。

　　蔡辉说，在武汉的53天，他每一刻都提心在口。工作第三周，一名护理队员做穿刺时，视线被护目镜雾气干扰，一针下去扎穿了防护手套，不仅手被扎出血，还发生了职业暴露，经过紧急处理，幸好没有被感染。

　　当时，数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一线的防护服消耗量大。“防护服只够今天穿，明天的物资在哪，不知道。”2月7日下午4点多，蔡辉接到一个紧急指令。上级希望，甘肃医疗队抽出一支骨干力量，前往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接诊重症患者。

　　2月8日，30名队员进驻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那天，正好是元宵节，我们这支队伍被分成两拨，汤圆是分开吃的。”蔡辉说。

　　在这场战“疫”中，蔡辉目睹了生命的逝去。再忆武汉，他的声音不禁颤抖。

　　武汉市中心医院附近有一家养老院，很多老年患者被陆续送来，包括不少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2月13日，病区来了一名68岁的女性患者，患者儿子向蔡辉央求：“父亲刚刚去世，拜托大夫，一定要保住母亲。”老人患有新冠肺炎，伴有脑梗、高血压等基础疾病和并发症，但当时医院一床难求。蔡辉的父母也是因病去世的，对家属的焦急，他感同身受。他想尽一切办法，为老人找到一张病床。“老人十多天后出院了。她笑着感谢我们，想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她还不知道老伴已经过世了。”

　　蔡辉哽咽了。

我们感动别人，也被别人感动

　　发烧38.6℃！看到体温计的数字，虎维东第一反应，自己有可能被感染了。

　 虎维东是甘肃省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的医疗组组长，主管后湖院区16、19两个病区的医疗工作。这里共有80张床位，一直是满负荷运行。职责在身，他几乎每天都进病区，长期处于劳累状态。

　　“当时身在武汉，每天又接触新冠肺炎病人。所以发热后，我全身都紧张起来。”虎维东回忆。

　　除了发烧，还有浑身乏力，肌肉酸痛，眼睛胀痛。回到公寓，他吃了西药，服用了预防新冠的中药，及时向队长蔡辉、副队长张亦兵汇报了情况。

　　虎维东做了核酸检测和CT检查，在没有排除感染之前，为了防止发生交叉感染，虎维东自我隔离，靠着方便面度过了煎熬的四天。即使在自我隔离期间，他仍通过电话、微信协调工作。

　　发烧第二天，虎维东写下遗书。离家时，虎维东瞒着高龄的父母，家里还有准备高考的孩子。此时，他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就在遗书中安排了家事。

　　直到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呈阴性，CT影像正常，虎维东才知道这是虚惊一场。“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体力透支严重，受凉感冒了。”他说。

　　蔡辉、张亦兵根据实际情况，将医疗队分为医疗组、护理组和院感组，医疗组、护理组再分若干小组。在两位队长的指导下，虎维东很快制定了病区隔离病房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完善诊断和分型标准、诊治规范、出院标准，规范了病区诊疗工作。病区实行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医护人员必须在重症、危重病症病人的床边一块交接……

　　“这样按组分开后，队员能合理调休。”虎维东说。

　　这次支援武汉，虎维东遇到了许多令他感动的人。初到武汉时，防护用品还十分紧缺。6位身穿防护服的志愿者开车来到医院，送来300套防护服和6000个口罩。因为捂得严实，虎维东没能认下他们的面孔，对方也没有留下姓名。但感动铭记于心。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防疫物资源源不断送来，不仅是我们支援武汉，全国人民也在支援我们。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不怕危险、不要求回报地奉献，是我们能圆满完成支援救治任务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全国能迅速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的重要原因。”虎维东说。

　　武汉人民的坚韧顽强，也在虎维东心中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有位69岁的男性新冠肺炎患者，双肺广泛病变，呼吸衰竭，咳嗽剧烈，面部发紫，一进病区就是重症患者。虎维东和医护人员评估了病情，制定了医疗方案。然而，患者第二天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呼吸衰竭反而加重。“我们再次全面评估病情，调整治疗方案。几小时后，患者症状逐渐缓解，然后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虎维东说。

　　“刚入院时，由于呼吸困难，患者一句流畅的话也说不出来，但是从表情和言辞看，他紧张不安，也很恐惧。”虎维东说，“他反复告诉我们，‘我不怕死，我只有一个女儿，我很爱女儿，很爱自己的家，我要为自己家人活下来。’”

　　对家人的牵挂，成为很多患者与病魔斗争的“铠甲”。“正是这种生存的勇气，鼓励着他们积极配合治疗，直到最终治愈出院，与家人团聚。”虎维东说，“每一天，我们在感动着别人，也被别人感动。”

守护英雄之城

　　4月29日，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原副院长刘晓菊被全国妇联宣传部、国家卫健委直属机关党委授予“一线医务人员抗疫巾帼先锋”称号。

　　此刻，金城兰州，春和景明。刘晓菊坐在办公室窗台边，呼吸着新鲜空气。桌上一摞纪念证书，写着送给每位援助湖北医护人员的感谢语，落款是武汉市中心医院。

　　时针拨回2月21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迎来了甘肃省第六批援助湖北医疗队，这是各批甘肃医疗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共172人。

　　57岁的刘晓菊任领队。她是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曾获得行业最高奖全国“优秀呼吸医师”荣誉，是甘肃省呼吸病学权威专家。

　　2月25日，刘晓菊带领的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两个呼吸病区。这两个病区共有80张床，接管时就有64名患者。患者大部分60岁以上，其中有4名已90多岁。此外，不少患者还同时伴有心衰、肾衰、高血压、糖尿病、皮肤溃烂、帕金森以及恶性肿瘤晚期等基础病，严重影响着对新冠肺炎的治疗。

　　3月1日上午，刘晓菊在约定时间，来到后湖院区11楼医生办公室，准备与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卢扬交流重症患者救治经验。

　　没想到，这场谈话因为一位医生的病故取消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因抗疫感染新冠肺炎离世。

　　刘晓菊至今记得自己从卢扬口中得知噩耗时的场景。“卢扬突然扭过头，强忍着眼泪抽泣。几乎所有医护人员都不说话了。”

　　当时的形势，容不得刘晓菊过多伤感。她当时所负责的，是80多位合并症多发的高龄患者。

　　一次查房时，刘晓菊发现一位患者的左足拇指红肿发紫。经查，这是糖尿病足。

　　“你怎么不说呢？”刘晓菊问。

　　“这个病你们不用管，你们只治疗新冠肺炎就好，我想赶快离开隔离病房。”患者说。

　　“糖尿病基础病会增加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要同时治啊。”刘晓菊说。在为患者治疗新冠肺炎时，医护人员兼顾血糖控制，几天之后，左足拇指局部病灶逐渐缩小。新冠肺炎痊愈出院那天，患者脚趾的症状也明显改善。

　　没有治愈的人，想尽快离开隔离病房；有的人治愈了，却无法离开。

　　“病区有一对母子，母亲已经治愈，却迟迟不能出院，原因是肾移植术后的儿子核酸持续阳性。”刘晓菊说，这位母亲80多岁，其他家属都在隔离，如果出了院，就没人照看，她只能等着和儿子一起回家。

　　刘晓菊说，武汉之所以被称为英雄之城，是因为千千万万个有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平凡人，皆为举国抗疫奉献小我。

　　接送医护人员的公交车司机，无论医护人员凌晨几点下班，他们都会提前守候在楼下。在武汉市开牛肉面店的甘肃老乡，得知甘肃医疗队驰援武汉，主动给医疗队做牛肉面……

家国天下

　　“驰援武汉的路上，几乎每个队员都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会不会在武汉失去生命？”32岁的甘肃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郭龙飞说。

　　郭龙飞回忆，在甘肃医疗队到来前，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已全员上阵。

　　“难能可贵的是，全院没人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没有一句轻言放弃的话。”郭龙飞说，可以看出来，他们孤军奋战多日，已经很疲乏，但眼神里始终透着坚定。

　　抗疫期间，郭龙飞在后湖院区隔离病区连续奋战了50多天，负责普通和重症患者抢救。

　　最初支援人员和防护装备紧张，他一天要在病区待上8个多小时，加上穿脱防护服的时间，累计有10个小时。嗓子常常渴得冒烟，他只好在进病区前喝点水，并穿上尿不湿。

　　有一次，郭龙飞在病房救治时，一个患者说嗓子痒，郭龙飞拿起手电筒检查，就在靠近探照时，患者突然咳嗽。虽然事后确认没有感染，但郭龙飞每每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让郭龙飞感到振奋的是，形势逐渐转好。住院患者数量减少，外援救治力量充实，郭龙飞和同事们的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天6小时。

　　在八方支援下，后湖院区的防护物资储备已有很大改善，防护流程也日益严格。

　　从医院回到驻地，大家先在门口丢弃旧口罩，更换新口罩，再回各自房间。

　 整个房间被分成污染区、半污染区、清洁区。一进门是污染区，从医院回来脱下的衣服放在柜子后，进入卫生间洗澡；半污染区更像一个缓冲区，用来更换衣物；床是清洁区。房间内有两双拖鞋，人在不同区域需要穿不同的拖鞋。

　　在驻地，大家不坐电梯，而是步行上楼梯，主要是怕感染。“我们来是帮助当地治病救人。我们不能自己先倒下，给湖北武汉添麻烦。”他说。

　 为什么去武汉？离开兰州时，和绝大多数医护人员一样，郭龙飞也是辞别妻儿老小，递交请战书，义无反顾。

　　郭龙飞的爱人白雅婷，与丈夫同在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是一名内分泌科护士。丈夫支援武汉、战斗在一线，白雅婷一边在兰州坚守岗位，一边照顾家里两个年幼的孩子。

　　郭龙飞决定前往武汉的那一刻，白雅婷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有担心，有不舍。”她说。

　　“你确定要去了吗？”白雅婷问。

　　“家国天下嘛。”郭龙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