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在一代文学巨匠韩愈身上得到很好体现。东汉以后，历魏、晋、宋、齐、梁、陈、隋至唐，约400年时间，骈体文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文风淫靡，华而不实，不关心民生疾苦、不顾国家安危，一味追求形式的浮华艳丽，使文章的社会教化功能消失殆尽。此时是韩愈，顺应时代要求，担起文化卫道的责任，领导了古文运动，以正确的治学之道，革新文风，刷新世风，成为以文风引领世风的典范。

　　文以载道，不务虚言。韩愈主张，文章应为儒家的道统服务，发挥重要的社会教化功能。“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针对当时佛老学说的泛滥，韩愈认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圣人之道泯泯然不能流传。他在《原道》中说：“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要大兴圣人之道，不但要戒除华而不实的文风，更要铲除佛老等有害的学说。“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韩愈以“为往圣继绝学”的决心，与当时流行的佛老思想相抗争，努力让儒家思想重新回归正统，为后来宋明理学的开创发了先声。所以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如果说阐发圣人之道是韩愈文以载道的宗旨，那么“辟佛老”则是他文以载道的命脉。他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读书时，“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惟陈言之务去”“乃徐有得也”；自己写文章时，也总是反复修改，决不允许有浮华的虚言和佛老思想的存在，“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甚至严格到不希望别人夸赞自己的文章，反而认为被人讥笑是值得高兴的事。“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唯恐自己的文章带有当时文坛流行的社会弊病。由此可见韩愈作为一代文化巨匠，为文的崇高追求和扭转世风的坚定决心。

　　言为心声，辞必己出。韩愈提倡，写文章就是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向古文学习，应该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拟古、不袭古，文章的言辞应从自己的心肺中流出。“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创造丰富的文辞，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不会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创作。韩愈就是这样的语言大师，经他创造性使用过的很多词汇，马上变得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如《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语焉而不详”，《师说》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进学解》中的“业精于勤”“行成于思”“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争臣论》中的“直言骨鲠”“从谏如流”，《平淮西碑》中的“文恬武嬉”“休养生息”，《送穷文》中的“蝇营狗苟”“垂头丧气”，《论淮西事宜状》中的“力尽筋疲”“虚张声势”等等，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日常表达中。这些词汇并非每一字都是韩愈首创，但他能够化用古人名句，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变成自己的血肉，附在自己文章的筋骨上，浑然天成，恰到好处，这就是大师的匠心独运，这就是对语言的丰富和发展。

　　返本开新，不拘一格。为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韩愈提倡学习古文，但他所说的古文与先秦两汉的散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种从思想到语言都吸收了民间清新刚健之气，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全新散文。即假复古之名，开创了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不拘泥于形式的流畅散文，实质上是一次文学创新。一扫东汉以来骈体文的侈靡之风，使已被堵塞的圣贤之道再次畅通无阻。韩愈反对骈俪文体，但并不排斥对偶和排比句式的运用；韩愈主张古体散文，但并不一味追求古文的长句。他的散文常常是长句短句交替运用，散句和骈句相互衔接，使他的文章变幻莫测、深厚雄阔。所以苏洵称赞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韩愈继承了前代的优秀文学遗产，不拘一格，开了一代新风。

　　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古文运动并非自韩愈始，但韩愈却是最成功的。究其原因，与韩愈的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有重要关系。韩愈之前的古文提倡者要么是思路不对，要么是愿望与实践相矛盾，一边提倡古文一边自己仍然用骈文在写作，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成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只有韩愈不但在系统总结前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创作理论，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创作，写出大量不朽的散文名篇。这样不但使创作有了理论的指导，而且使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双璧生辉，相得益彰。所以宋代秦观感叹：“盖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备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无以加于愈，故曰：总而论之，未有如韩愈者也。”应该说，韩愈能够成为古文运动的集大成者，雄冠“唐宋八大家”之首，与他身体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着必然的联系。

　　为文先为人，立言先立行。韩愈认为“行峻而言厉”，一个人的文章与人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作家直道而行，事信而言文，这种高尚的人格与风骨，对写好文章来说，比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更为重要。他在《答李翊书》中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这就是说，只有首先做一个充满仁义思想的人，然后才能把文章写得气势恢弘。韩愈强调，立德修身决非一日之功，而是一辈子的事，要“终吾身而已矣”。有学者认为，从做人上探讨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韩愈在古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韩愈的文章之所以写得雄深雅健，与他为官的仁爱和为人的刚正密切相关。韩愈为官，总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了很多对当地百姓功德无量的好事。韩愈做事，总是力求把事情做得公道、正直。当韩愈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性命不保时，他直言忠谏，“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毫不避讳地指斥酷吏的巧取豪夺。当一个藩镇将欲背叛朝廷时，韩愈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入营，最后一人定千军。正是这种凛然正气和士人风骨，造就了韩愈不同凡响的文笔，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传世佳作，真是文如其人！

　　今天，重温韩愈当年的治学之道，对我们为学为文仍然有着重要的镜鉴意义。“文章千古事”，学者决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