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后现代思潮要向前发展就不能不面临一次新的转型。在乐黛云看来：“这种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与生态思维相结合。著名的生态哲学家约翰·柯布明确把生态思维引入后现代主义，使之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和重要支柱。”

　　《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乐黛云文选》，乐黛云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一版，60.00元

　　法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哲学家法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文中作者称中国为一个“不能绕过”的重要“他者”（乐黛云《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下简称《朝向》，第458页）。在欧洲中心主义盛行的西方，于连的开放姿态已实属难能可贵。尽管他声称研究中国并非为异国情调所驱，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但在他眼里，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就是作为理论上的“他山之石”而已。诚如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所说，正是经由“理解他者”而达成“自我理解”。于连自己也坦承：他“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朝向》，第459页）。

　　严格讲来，这种作为理论上的“他者的中国”与“积弱的中国”，“闭关锁国的中国”，以及“自我殖民”的中国，强烈地厌恶自己的过去，拥有强烈的羞耻感与自卑感的中国一样，都是可以绕得过去的。但有一个中国是不仅法国人绕不过去的，西方人绕不过去的，而且也是今天人类绕不过去的，那就是作为有机共同体的有根的中国，有道的中国，开放的中国，正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正在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这是一个生成中的中国。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新中国”，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一个需要我们所有人努力奋斗的中国。（《朝向》，第508页）

　　由贵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著名比较文学家乐黛云先生的《朝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中国，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中国。虽然是论文集，但此书视野之阔，见识之深，犹如一座智慧的宝山，相信每一位读者读后都不会空手而归。此书给笔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开放的胸襟和建设性的态度。这是一种我们时代所需要的既向过去开放，也向未来开放，既向自己开放，也向世界开放的姿态。

　　所谓向过去开放，就是向传统开放，摈弃传统虚无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璀璨。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在如下几个方面可以救治根植于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的西方文化：其一是不确定性与“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观；其二是“与西方不同的多种思维方式”；其三是“人与社会关系的独到见解”。（《朝向》，第518-524页）。其中作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钱穆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整个人类未来的生存至关重要。然而，尽管高调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但与主张全盘复古的国粹派不同，乐黛云并未一昧沉迷于过去。这使她与当代许多“把贫穷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的传统原教旨主义者区分开来了。乐黛云一再强调：“我们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更不能封闭于古代社会产生的传统文化之内，而必须对它重新诠释，寻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朝向》，第509页）

　　所谓向世界开放，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和建构一个新的全球和谐世界。为此就需要知己知彼，就需要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文化思潮有个全面的把握。这方面乐黛云先生功不可没。依照社科院张锦博士的分析，“乐黛云对整个20世纪以来的重要理论和理论家都有精彩的解释，从克罗齐、形式主义、现象学思维、互动认知、诠释学、双向诠释、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到生态文明、建构性后现代主义等”。

　　与一些学术造诣深厚的老硕学功成名就后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大脑永远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学问上”，吃老本，炒剩饭不同，乐黛云虽是比较文学领域的巨擘，但乐黛云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比较文学领域，她始终将自己的目光对准世界学术前言，十分注意捕捉新的文化思潮的脉动。这既体现在她与当代法国一流汉学家、思想家保持互动上，也体现在她在对当代西方新兴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第二次启蒙的吸纳上。与法国学者的对话，导致了《跨文化对话》这一跨文化研究的新锐刊物的问世；向新兴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第二次启蒙开放则为中国学者共同创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场域和机缘。

　　乐黛云注意到，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轰毁了”一切宏大叙事，在令一切权威和强制性的一致性思维都黯然失色的同时，也使一切都零碎化、离散化、浮面化，没有给人们留下未来生活的蓝图，“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主张”，更“未策划过一个新时代。”（《朝向》，第297页）到了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后现代思潮要向前发展就不能不面临一次新的转型。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问世无疑就是这种转型的结果。在乐黛云看来：“这种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与生态思维相结合。著名的生态哲学家约翰·柯布（John B. Cobb）明确把生态思维引入后现代主义，使之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和重要支柱。”（《朝向》，第297页）这种生态思维注重有机、和谐、过程和变通，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相通”。

　　乐黛云深刻指出，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立场“使他们几乎无法正面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害怕说出任何有普遍性的东西”（《朝向》，第294页），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没有这个包袱。他们致力于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寻找精神的家园，认为后现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这个时代将保留现代性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但超越其二元论、人类中心主义、男权主义，“以建构一个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视和关心的后现代世界”（《朝向》，第294页）。

　　如果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没有这个包袱的话，那么中国学者就更没有这个包袱了，因为在天人合一传统中长大、在“修齐治平”文化中浸淫的中国读书人一向拥有天下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浸透到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信条。中国政府“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就是中国人的这种天下情怀的当代表达。在形形色色的“部落主义”“单边主义”“排他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今天，弘扬这种天下情怀，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迫切。这方面中国学者如果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联手无疑可以大有可为。在著名已故国学家汤一介先生看来，“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与‘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这两股思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帜的后现代社会”。这无疑呼唤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呼唤中国学者宏阔视野的展现和创造性的极大发挥。用乐黛云的话说：“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种崛起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朝向》，第543页）在笔者看来，这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伟大使命。

　　毋庸讳言，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确融入世界很深，但在文化、精神等方面，我们与外部世界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断层，许多领域也不乏荒芜。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绕不过去的中国，开放、自主的姿态，戛戛独造的气魄，建设性的态度是不可或缺的。携手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的生态文明而共同发力，无疑应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自觉追求。（王治河 胡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