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师延林（左一）带领村民一起修筑防洪堤。

　　【核心阅读】

　　师延林，新疆阿克陶县库斯拉甫乡党委书记。28岁起,从县委机要室来到山乡,先后在阿克陶县最偏远穷困的三个山区乡任职，一待20年；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他挺直腰杆，认准一条死理：只要肯琢磨，办法一定比困难多；从不熟到融入，他像红柳贴着大地一样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在恰尔隆乡14年，坐遍了每一户人家的土炕，走过的山路加起来有10万公里，被牧民们称为“长征书记”。他认为，被老百姓信赖，就是幸福。

　　向西，一直向西。

　　出乌鲁木齐，越过天山山脉，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昆仑山的怀抱，库斯拉甫映入眼帘。

　　47岁的师延林，是这儿的党委书记。

　　冬日，晨曦攀过山顶，大喇叭里传出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早新闻节目。3500多人的小乡开始苏醒。

　　师延林穿衣、推门，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踱步。从山下带来的小黑狗多多，和往常一样，围着脚边跳来跳去。此时的库斯拉甫就像一部徐徐展开的电影，一幕幕镜头变换不休。

　　这是师延林20年来极普通的一个早晨。20年来，他先后在阿克陶县最偏远的三个山区乡任职，不论条件艰苦，还是环境险恶。

　　大山见证坚守，岁月记住忠诚。

　　（一）担 当

　　“我听组织的。”这么多年，师延林最不擅长“讨价还价”

　　今天的库斯拉甫，宁静、欢快、祥和。

　　3年前，说起这里就让人摇头。点灯没有电、外出没有路、通讯没线路。百姓穷苦，社情复杂。

　　2006年12月25日，一场反恐“灭鼠”行动把默默无闻的库斯拉甫推向了风口浪尖——30多名恐怖分子在这里一网被擒。他们在深山进行恐怖训练，伺机进行破坏活动，看重的就是库斯拉甫复杂的地形和环境。

　　谁能够、谁愿意当这个“问题乡”的党委书记？“灭鼠”行动之后，这是个让人挠头的难题。

　　县里的领导想到了师延林。当时师延林已在两个山区乡工作了17年，在乡党委书记里也算老同志。此时的他，正在条件相对稍好、离县城也较近的克孜勒陶乡任职，很多事情在做，很多想法要落实。

　　2007年3月，县委书记金平钰找他谈话，师延林懵了：“怎么是我？”有几分钟，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上山这么多年了，怎么非但不回调，还要往更远、更苦、更难开展工作的地方派？

　　不过，金平钰的话很有说服力：你精通维语、柯尔克孜语；在山区乡时间长，熟悉情况；政治立场坚定，有经验、能吃苦……金平钰最后说，“你是我老同学，我最了解。于公于私，我不选你选谁？”

　　师延林沉默片刻，点了头：“我听组织的。”

　　库斯拉甫，离县城330公里，山高路差，开车至少要跑七八个小时。谁不愿离县城、离妻儿近些，工作生活条件好些？可是组织这么信任，还有什么可推辞的？这么多年了，师延林最不擅长“讨价还价”。

　　1990年11月，28岁的师延林就因为老领导的一句话：“小伙子，你年轻，应该到基层锻炼锻炼，那里才是真正干事的地方”，便一卷行李，从县委机要室来到偏远的恰尔隆乡当乡长助理。

　　正是初冬季节，爬上运粮的大货车，翻越海拔3800米的冰达坂，怀揣壮志的师延林颠簸一天到了恰尔隆，放下行李左右转转，一下子心凉了半截。

　　这里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苦：想吃水，要到几公里以外的河里挑；没食堂，吃饭只能自己做或到老乡家凑合；要取暖，乡政府没有一块煤；对外联系，乡里只有一台很难转接通的摇把子电话；想看书报，几个月才能收着一次。

　　还有，全乡就自己一个汉族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就连跟老乡要一块馕，都要比划半天。

　　孤单，寂寞，想念亲人；没电，缺水，生活不习惯。白天有事做还好，夜深人静时，陪伴师延林的只有一台巴掌大的“春雷”牌收音机。心里被孤独苦闷撕咬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面对空旷的山谷，敞开喉咙大吼几声。

　　要被这些困难压倒吗？请求老领导把自己尽快调走吗？倔强的师延林选择了“不”，挺直腰杆，直面现实。

　　不论20年前还是现在，不论在恰尔隆还是去库斯拉甫，这个自幼丧母、很小就自己赚学费、照顾弟妹的汉子认准一条死理：只要肯琢磨，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二）融 入

　　“像红柳贴着大地，根才能扎得更深。”师延林明白，真正走进大山，只有俯身下去，受得艰辛

　　都说基层认干不认说。可到了这里的边疆山区乡，你想要 “干”，还得先学会“说”。

　　师延林工作的三个乡，都是以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为主，恰尔隆和克孜勒陶更是典型的柯族乡。刚到恰尔隆时，粗通维语的师延林，跟这些土生土长的柯族乡民根本无法交流，更别提开展工作了。

　　师延林给自己定了第一个任务：先过语言关。

　　从此，柯族牧民的毡房里多了一个汉族干部的身影。师延林和牧民们一起啃硬邦邦的粗面馕，一起喝热腾腾的酥油茶，一起骑马骑牦牛翻达坂，走遍了恰尔隆乡的角角落落，坐遍了每一户人家的土炕，一边探民情，一边学语言。

　　两年多过去，师延林已经能操一口流利的柯尔克孜语和农牧民拉家常了，还喜欢用柯尔克孜语唱动听的歌曲。《发黄的树叶》、《生活在同一蓝天下》，都是他在毡房里跟牧民大哥学的。

　　听师延林唱歌，悠扬的旋律中能感受到苍凉的西域风情与发自肺腑的感情。不认识他的人，常误以为他就是大山里土生土长的柯尔克孜人。

　　大山里缺少蔬菜，杏干煮面条、酸奶疙瘩煮糊糊是牧民的家常便饭。刚开始，师延林硬着头皮往下咽。时间久了习惯了，不管吃什么，他都和牧民们吃得一样香。

　　渐渐地，恰尔隆的乡亲不再把师延林当外人。听他说一口标准的柯尔克孜语，看他跟自己一样黑红的脸庞，闻闻他身上毡房里的气息，当地干部和农牧民似乎忘记了，他是一名县里来的干部。

　　1992年，在阿克陶县乡镇党委、政府换届选举中，农牧民不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规定，非要选师延林当乡长，“你跟我们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饭，天天为我们做事，怎么就不能选？”师延林只好挨个找乡人大代表做工作，让他们选合适的柯族干部当乡长。之后，他在恰尔隆乡副乡长、党委副书记位置上工作了7年，1998年被任命为乡党委书记。

　　在恰尔隆乡一待14年，师延林认识每一位村民，乡亲们也都认识他，结交的民族朋友数不清。谁家里办喜事丧事，只要通知师延林，无论多偏远的地方，他一定会去。喜庆的婚礼上，他和大家一起，伴着库姆孜（柯尔克孜族乐器）载歌载舞。今年10月，恰尔隆乡的吐尔地巴伊·西力普女儿出嫁，师延林还专程从库斯拉甫驱车46公里参加。

　　常年奔波在山间地头，师延林的车上、马背上总备着干馕，渴了就喝口渠沟的水，饿了就啃一口馕。有人计算过，在恰尔隆14年间，他走过的山路加起来有10万公里，“长征书记”的称呼在牧民中不胫而走。

　　师延林说，在山区当干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寂寞和艰辛，要有大山一样的坚强脊梁，才能挺得住；要像红柳一样贴着大地生长，根才能扎得深。

　　2003年，师延林调任克孜勒陶乡。恰尔隆的乡亲赶到乡政府，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很多人流泪。

　　师延林也哭了，值了。

　　（三）坚 守

　　“如果待都待不住，能给乡亲们做什么事？”守卫大山的师延林，农牧民称他“看得见的书记”

　　那些连住在乡政府附近的农牧民都不认得的“走读”干部，师延林最看不上。“待都待不住，能给乡亲们做什么事？”

　　农牧民们对师延林有个称呼：“看得见的书记”。

　　在恰尔隆的时候，乡政府离县城200多公里，路是季节性的。夏天常被洪水冲毁，冬天大雪封山，与世隔绝，一连两三个月不回家，对师延林是平常事。一进家门，妻子才知道他回来了；一出家门，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下次回来是何时。即使路好，师延林一个月也回不了一趟家。好几个春节，都是家人上山陪他过的。

　　“我们乡干部，没有真正的休息日。”到库斯拉甫走马上任，师延林更感到了肩上的压力。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熟悉民情。师延林下乡整整“泡”了两个月，奔波在库斯拉甫103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全乡4个村9个村民小组900户人，家家访了个遍。

　　精通语言、熟悉习俗帮了师延林大忙。少数民族干部，能够清晰地知道他的意图；而他，也能掌握农牧民微妙的心态。很快，干部群众有什么想法，就都愿意找他们的“师书记”唠唠了。

　　乡亲们跟他念叨最多的，是往大山外走的难处。想出乡买点东西、看个病，只能搭偶尔路过的汽车，要不就步行56公里到最近的喀群乡坐车，辗转两三天才能到阿克陶县城，花费高还不安全，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出过大山。

　　乡里根本没钱通班车，怎么办？在县里的帮助下，师延林想方设法与乡里的厂矿企业协商，请他们赞助了两辆中巴车，又前前后后跑了大半年，把班车的运营手续办下来，租给乡里人经营。

　　“我们定好规矩，第一年交4万元，第二年交3万元，第三年交2万元，三年后车报废了，刚好再买一辆。”师延林看起来大大咧咧，算盘却打得精，“这样，乡里就一直有班车了，租金我们不动一分。”

　　到过库斯拉甫的人才知道，阿克陶是新疆最边远、最穷的地区之一，库斯拉甫又是阿克陶最边远、最穷的乡之一，“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2007年，库斯拉甫人均收入一年只有900元，比阿克陶当年人均年收入1400多元还差了一大截。

　　为了让这一方百姓日子好起来，师延林坚持推广小麦、玉米良种，提高种植业收入；组织农牧民外出务工，做好劳务输出；引水进村，每10户就建一个集中供水点；积极联系企业，为农牧民解决冬季取暖问题和上大学的学费问题……

　　不到3年，库斯拉甫人均年收入就蹿到1500元，赶上了县里的平均水平。到村里看看，几乎户户有电视，家家有手机，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滋润。

　　师延林最津津乐道：3年前，乡里每天杀一只羊还卖不完。现在，每天杀一头牦牛、4只羊还不够卖。

　　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也在消散。每年过古尔邦节的时候，为了请汉族同志到家里做客，维族乡亲一大早就去门外守着，捧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尊贵的客人。

　　每个月，师延林都带队巡查沟壑山谷。山高路遥，每次巡山回来，同去的干部、民兵都累得不愿动了，他却始终不改亲自带队的习惯。

　　每天，只要在乡里，师延林凌晨两点都要出门，检查几个村的民兵巡逻情况。夜深人静，家家闭户，睡梦正甜，这群守卫大山、守卫祖国门户的人却不知疲倦。

　　现在的库斯拉甫，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师延林说，苦熬不如苦干，汗水不会白流。

　　（四）做 事

　　听到农牧民真诚的感谢，“心再累，也会甜”

　　师延林每天操心的事很多。村民家的餐桌上有没有肉，双语幼儿园的孩子有没有图画书读，乡里离婚的家庭多了怎么办，甚至地里的庄稼有没有按时浇水，村民的核桃苗有没有做好过冬保暖……

　　为了“鼓动”乡民务工，师延林就头疼了一阵子。他与乡里的厂矿企业达成协议，要求85%的工人必须用本地人，来提高农牧民收入。但是当地有不愿给人打工的传统，师延林只好苦口婆心地一家家劝。

　　慢慢地，乡民见到了实惠，最多时有300人在矿上干。帕米尔·排依孜就是其中一个，他今年新买了摩托车，专门上下班用。“一个月挣1500元，一年就是一万八！”他乐滋滋地说。

　　师延林掰着指头算：“一个人一万八，300人你算算能挣多少？不说别的，前几年谁家有摩托车就不得了，现在全乡974户人，已经有600多辆摩托车了！”

　　“师书记总是为我们老百姓考虑，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巴拉提·吾斯曼老人以前是恰尔隆乡的纪委书记，退休后回到老家库斯拉甫，对师延林非常了解。“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装身上的，看谁家有困难，就300、500地掏出去，一点都不犹豫。”

　　克里木·阿布杜瓦伊提家住英阿瓦提村，生活不宽裕。今年7月，他16岁的女儿热依拉·克里木突发胆囊炎，急着要送医院，家里却拿不出钱。焦急的父亲跑到乡政府，师延林二话没说，从口袋掏出1000元。现在，热依拉已经恢复健康，再见师书记，腼腆的姑娘把一大盘子杏干都捧了出来。

　　一位腿有残疾的维吾尔族村民，42岁了，好容易找了个媳妇，打算结婚没钱，也来找师书记。师延林掏出500元，让他给媳妇买两身衣服，好好过日子。

　　“这些事琐碎，小得不值一提，可是哪一件我不管都不行。”师延林常常觉得“心累”。

　　在很多人看来，师延林管得太宽，是自己找累。一个乡干部，在个穷地方，操这么多心干嘛？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党委书记，能力有限，只是凭良心做事，不想走了以后让人戳脊梁骨。”这是师延林掏心窝子的话，“等看到村民的困难解决了，生活过好了，他捧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甚至牵出一头羊非要送给我，那时真觉得欣慰，再累都觉得值。”

　　师延林做事，不光农牧民看在眼里，干部体会更深。曾任克孜勒陶乡副乡长的汉族干部魏泷说，有时牧民有困难，师延林没带钱，其他干部就不得不垫上，“想发牢骚也不好意思，书记掏得更多！”

　　农牧民对师延林还有个称呼：“搬石头的书记”。山区的很多河流，冬天水少，就像温顺的绵羊，到了夏天却格外凶猛，每年洪水都会冲毁乡里的简易公路，需要重修防洪堤、重新垫路。

　　从山上流下来的雪水寒得刺骨，师延林扛着几十斤的石头，趟着齐腰深的水，一天连续干十来个小时是常有的事，饿了啃口馕，渴了捧口水。村民说，没见过这样不要命的书记。

　　别人问师延林：“这样干，你咋想的？”师延林反问：“有啥不行的？要是你干干净净站在高处，村民会服你吗？”

　　（五）幸 福

　　“为老百姓做事，被他们信赖，是更大的幸福”

　　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仅仅让自己的小日子幸福，还是为了让更多人幸福，师延林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1990年，师延林上山的时候，儿子师勇3岁；2009年，儿子大学都毕业了，师延林却在更边远的山上。这20年，独自撑起这个小家的，是师延林的妻子，赵金香。

　　师延林的工资总是装在身上，妻子从没要过。他记得清楚，20年只给过妻子三次工资：一次岳母生病；一次回农场看老父亲；还有一次，是今年为妻子换掉用了5年、修都没法修的手机。

　　2003年，师延林接手克孜勒陶，发现乡里仅剩145块2毛钱。这点钱够干啥？刚来又不好意思向组织伸手，他就瞒着妻子，把家里两万元存折取出来，先垫在了乡里。妻子发现存折不见了，偷偷问过师延林乡里的同事，就等着他“坦白”。结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动静。直到妻子忍不住问起，师延林才承认。

　　面对妻子，师延林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总是愧疚太多。

　　赵金香当了25年的小学教师，她身体不好，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几次晕倒在课堂上。以前住平房，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学校每年发两吨煤。指望不上丈夫，小山一样的煤堆，是赵金香一点一点弄回家的。

　　师延林上山10年，妻子想，该回来了吧；上山15年，又想这下快了吧；现在上山20年了，妻子却说，不指望了，我拿他没办法。

　　2007年，得知丈夫要去库斯拉甫，赵金香哭了三天。日盼夜盼，结果师延林还往更边远、更艰苦的地方去，她不理解，“你不为我考虑，也该为自己的身体考虑，40多岁的人了，一两个月难得回趟家，回县城要在路上颠簸七八个小时，你还吃得消吗？”哭也哭了，怨也怨了，妻子还是默默为师延林收拾行囊，还是有空就带着儿子上山去看他。

　　汉族干部杨国庆是赵金香的同学，也在乡里和师延林共事过4年，两家是20多年的朋友。他记得，2005年8月，赵金香和师勇趁着暑假来乡里看师延林，正赶上克孜勒陶河发洪水，师延林带着乡干部修补防洪堤，妻儿来了也顾不上休息。儿子师勇看不下去，也跳到水里，和大家一样憋着劲背石头补堤，忙了一整天。那年，师勇还是个高中生，18岁。

　　还有一次，妻子和师延林去牧民家参加完婚礼回来，已近子夜。过一座木桥时，妻子不慎踩空，掉到三四米深的水里，被冲了30多米远，救上来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师延林吓得魂飞魄散，现在还拍着胸脯后怕：要是出什么事，这辈子就再没有补偿机会了。

　　直到今天，师延林也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回县城，像其他人一样陪着妻子逛逛街、买买菜，晚饭以后散散步。他说，把这种幸福放在退休以后吧。

　　“我这20年，就是忙忙碌碌为农牧民做些琐碎的事。而且，也不只我师延林一个，周围很多人都像我一样，这么多年默默无闻地走过来，我还要求什么呢？”

　　20年来，师延林有过抱怨，发过牢骚，却从来不曾向组织提过，要回来。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贫穷却淳朴的乡亲，离不开贫瘠却雄伟的大山，离不开微小却值得坚守的事业。

　　他说：“和家人在一起是幸福，为老百姓办了好事、有了工作成绩是一种更大的幸福。你做的事越多，老百姓对你越信赖，感受到的幸福感就越强，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

　　这就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一个基层干部20年的坚守心曲。（记者 戴 岚 李章军 纪雅林）

（责任编辑：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