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成果】

　　疫灾是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它既可以是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引起的原生灾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疫灾直接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是必须重视和应对的一个重要灾害。

　　疫灾流行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生老病死，人生之常。自有人类以来，疫病就如影相随。在人类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方面，疫灾单独发生或与其他灾害叠加，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危害和破坏；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与疫灾的抗争并不断战胜疫灾，推动预防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

　　从中国历史看，疫灾流行对我国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疫灾流行时，“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胜数”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绝书。疫灾之祸常不单行，多与水、旱、蝗、震、饥、兵等灾结伴而行。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疫灾与战争叠加形成的兵疫灾害。《老子》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从周武王克商后的“遘厉虐疾”，到三国初曹操兵败赤壁的大疫，从明末李自成农民军在北京遭遇的大疫，到清代洪秀全太平军在南京遭遇的大疫，都印证着“大兵之后，必有大疫”的事实。毋庸讳言，周幽王时期关中的大旱疫加速了西周王朝的灭亡，明朝末年的旱蝗饥疫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国在先秦至清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的2682年中，至少有224个兵疫交加之年，近三千年来，在北部农牧交错带、中部南北分界线、南部海陆交汇带形成了三个兵疫灾害密集带。

　　疫灾激发了中国预防医学和疫病防控的进步。比如，东汉末年的伤寒大流行，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频繁流行，造就了吴又可的《瘟疫论》；清晚期广东地区的鼠疫大流行，成就了吴宣崇、罗汝兰的《鼠疫约编》；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国家防疫机构的建立。如此等等。

　　中国近三千年来疫灾流行规律

　　中华民族是个善于总结的民族。人们在不断遭受疫灾痛苦的同时，也不断记录着疫灾以警示后人，形成了系统的疫灾记录，保存了长久的疫灾序列，留下了丰富的疫灾史料。经过20余年努力，我们广泛搜罗正史、方志、实录、档案、文集、医案、报纸、杂志、汇编等历史文献中的疫灾史料，编纂出版了5卷本280余万言的《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齐鲁书社2019年版）。根据这些疫灾史料，我们对中国近三千年疫灾流行的时空规律进行了系列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区人口稠密，疫灾易于流行。从朝代分布看，先秦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灾高峰期；隋唐五代时期疫灾相对稀少；北宋时期、南宋时期、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疫灾高峰期。从季节分布看，疫灾主要在夏、秋季节流行，春季次之，冬季最少。总体来看，过去近三千年来，疫灾流行的趋势是越来越频繁，先秦两汉时期约20年一流行，魏晋南北朝约5年一流行，北宋时期约3年一流行。应该指出，由于疫灾史料的“远略近详”，明清以来的疫灾频度有些偏高，但疫灾史料详略产生的误差不改变“宋代至民国时期疫灾越来越频繁”的结论。

　　疫灾具有密度依赖性和空间蔓延性，其空间分布既与人口密度密切相关，又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历史时期，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有二：一是以爱辉腾冲线为界，东南半壁重于西北半壁；二是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南方地区重于北方地区。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一般特点有五：一是人口稠密地区多于人口稀疏地区，疫灾重灾区域与人口稠密区域相吻合；二是交通沿线地区重于交通偏僻地区，疫灾多发带与交通干线相契合；三是城市地区重于乡村地区，都城周边地区为疫灾高发区；四是自然疫源地区为疫灾高发区，自然灾害频繁区也是疫灾多发区；五是炎热潮湿地区疫灾多于寒冷干燥地区。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变迁趋势有三：一是疫灾区域从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外逐渐扩展，疫灾重心由北向南迁移；二是疫灾区域拓展与区域土地开发基本同步，这是因为土地开发伴随着人口迁移和流动；三是疫灾流行强度随人类干扰自然程度加深而加强，城市化程度与疫灾流行强度呈正相关。

　　疫灾本质上属于生物灾害，实质上也是生态灾害；疫灾流行，既是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自然生态现象，也是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综合起来，中国疫灾时空规律的形成机理主要有四：其一，自然地理环境对疫灾时空分异具有基础性影响。受气温、降水、海拔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影响，疫灾流行倾向于低海拔地区、降水丰沛地区和气候热湿地区，而直接原因是这些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强。其二，自然与人为灾害对疫灾流行具有诱发作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疫灾都是其他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旱疫、蝗疫、饥疫、兵疫是疫灾最常见的叠加形式，尤其是疫灾与战争，如影随形。其三，气候变迁趋势影响疫灾流行变迁趋势。寒冷期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疫灾相对稀少，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与明清小冰河期都处于疫灾高峰期。其四，疫灾流行与土地开发有关，人类开发土地的步伐迈到哪里，疫灾就会跟随到哪里，因此，我国内地省份疫灾流行较早且多，边疆省份疫灾流行较晚且少。

　　历史疫灾研究的当代意义

　　“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疫灾与人类相始终。即使到了今日，虽然许多古老疫病（如伤寒、天花、麻疹、白喉等）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如艾滋病、非典、埃博拉出血热、高致病性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不断出现，疫灾流行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干扰的深入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疫病传播的速度、途径、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复杂变化，甚至一些旧的传染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恶性疟疾等）还有死灰复燃之势，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当今社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揭示历史疫灾的流行规律，探索疫灾的形成机理，对于当今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有“伐乱、伐疾、伐疫，武之顺也”之称。在现代细胞生物学和医学引入以前，中国古人由于没有弄清疫灾流行的真正原因，对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当大疫之时，人心惶惶，谣诼纷飞，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总结历史疫灾的应对经验，剖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危害，对于增强民众的疫灾防范意识，强化政府的疫灾防控能力，维护疫灾冲击下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以及所研究的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融合多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因此，开展历史疫灾研究，追溯历史疫灾的时间过程，探究历史疫灾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影响，对于拓宽历史学的空间视野，拓展地理学的时间尺度，拓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历史学、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交叉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作者：龚胜生，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代传染病流行地理规律与历史影响的综合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