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贡献卓越的科研工作者，也是诲人不倦的教育者。他们是家里的哥哥、丈夫、母亲和父亲，他们本不应该在2020年的春天离开。

　　2020年2月15日，风雪中的武汉黄鹤楼与空旷的街道。当日，湖北武汉迎来降雪。图/中新

　　文 |《财经》记者 陈晶 管艺雯

　　编辑 | 宋玮

　　据WHO数据，截至2020年3月7日0时，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夺去了3491条生命，而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蔓延，这一数字仍在增加。

　　每一位因为疫情丧生的生命都应该被记住。而在风暴中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华中科技大学更是因为这场疫情损失惨重，自2020年2月以来，不到20天的时间内五位教授相继辞世，他们的离开或直接或间接与这场疫情有关。

　　同济医学院的林正斌教授是全国第三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医务工作者，在他可能已经感染的时候，武汉尚未通报病毒“人传人”。机械学院的段正澄院士一生低调，离开之前他曾对身边人说，可能来不及看到手上项目的成果出来了。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红凌教授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三天后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仍在家中为他点灯守护。社会学院的柯卉兵教授离开时年仅41岁，这位乐观温柔的老师生前被确诊恶性肿瘤，因疑似感染新冠病毒隔离数天后离世，离世前尚未确诊。

　　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刘筱娴于2020年2月13日去世，她是我国著名预防医学教育家，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本科妇幼卫生专业，曾兼任卫生部政策与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宣传部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刘老师去世前并未感染新冠病毒，而是由于自身疾病医治无效，“但这次疫情造成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给其他病症的病人也带来了影响。”

　　红凌、林正斌、段正澄、柯卉兵，这四位因为新冠病毒而离开的教授，都曾经在他们热爱的华中大生活过。他们的故事值得被铭记，被书写。当疫情结束，数千学子再踏入华中大时，他们会知道曾经有几位可敬可爱的老师，在灾难中离开了我们。

　　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尽管离开了，他还是活着”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

　　1953年，在武汉武昌的喻家山南麓，一片农田脱胎换骨，华中科技大学（简称“华中大”）的前身——华中工学院正式成立，并在这一年开始招生。

　　这一年是段正澄从江苏镇江迁来武汉的第二年，19岁的段正澄成为了华中工学院的第一届学生，4年后，段正澄从机械工程系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从一片农田到校舍，再到如今的华中大，段正澄陪伴学校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完整67年。

　　而在2020年2月15日19时35分，这份陪伴画上了休止符——1月27日段正澄发烧住院，两天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月11日进入ICU，前几天在ICU还比较稳定，但15日下午情况突然恶化，于当日19时35分在武汉去世。

　　段正澄的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座以段正澄名字拼音为域名的网上纪念堂在15日当晚紧急搭建上线，数百条唁电和悼文从政府领导、领域专家、师生校友、社会各界发来，纪念这位把一生奉献给华中大和机械工程事业的老人。

　　1月27日到2月15日，这20天对于所有段正澄的学生、亲友来说，是煎熬的。

　　周家林是段正澄的研究生、博士生，认识三十余年，两个家庭非常熟悉。因为身在新西兰，周家林只能通过段老师的女儿和自己的师弟了解他的病情。

　　“（段正澄去世后）那天早上，（我）一大早7点钟就醒了，我老婆说段老师女儿发东西了，我们一家三个人就哭起来了。”段正澄头七那天，周家林拿出手机，对着中国那个方向，他和老婆深深鞠了三个躬。

　　在官方介绍里，段正澄拥有非常多的头衔——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制造装备数字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

　　但他并不在意这诸多头衔，他曾说，“我这辈子最高的行政职务是机械自动化教研室主任”，段正澄所在的教研室走出了五位院士，四位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包括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邵新宇，他在2019年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段正澄结交30多年的挚友舒晓向《财经》记者回忆，段正澄直到74岁才申报院士且一次申报成功，因为75岁之后便不能再申报。

　　对于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院士头衔，段正澄看得很淡，他曾说，“如果不是为了学校和团队的荣誉，我也许不会申报。”

　　华中师范大学刘中兴教授承担了中国科协等主办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他从2018年4月起要对段正澄进行八次正式访谈，目前已经进行了六次，“一开始段老不愿意做，以为是宣传，通过学校相关部门、学院领导多次跟他解释这是一个科研项目，他才接受”。

　　在刘中兴印象中，段正澄非常低调，接受访谈之后，段正澄还反复向他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拔高、不要宣传，还强调要多反映他的团队，多反映学生，多反映学校。强调所有的成绩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团队，一个学院的事情。”

　　舒晓评价段正澄一大特点是既能动手又能动脑，“段老的车工能到8级水平，这是最高的。”段正澄有一句名言，“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到车间里”。

　　年轻的时候，段正澄经常一趴车间趴好几个月，段正澄的学生黄禹回忆，当年段正澄为二汽建设研发两条生产线，他在上海、十堰等地一干七八年，多次过武汉家门而不入。

　　段正澄带领团队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需要投入非常长的时间，他们花了10年研制能杀死肿瘤细胞的“全身伽马刀”，花了20年研究激光加工关键技术与装备，花了整整30年持续完善高性能汽车发动机曲轴高精高效磨床。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做研究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够外面来一个脉冲，你自己就要振荡。”

　　在感染新冠病毒前，段正澄还在参与研究适合大部分癌症病人的质子放疗设备，“质子刀”在技术上比“全身伽马刀”还要复杂得多，投资规模也是后者的几十倍。

　　段正澄已经参与研究了近4年，他曾对周家林等人说过，他可能来不及看到这个项目的成果出来。

　　60多年来，段正澄培养了32名博士生、6名博士后，与其他教授相比，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周家林对《财经》记者回忆，“段老的博士可能要读个四五年才能毕业，我当时不知道改了多少遍，他很严格，做他的学生要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这种严格让周家林受益匪浅，除了工作能力的增强，心理承受能力也变强了。周家林说，“我每次跟段老汇报东西，我会拿出不少于三个方案跟他讨论，这个方案被他否定了，我说还有一个，你再说我还有一个，不然过不了关。但是这会让你做到精益求精，好中取好，优中选优。”

　　虽然对学生严格，私下里段正澄是一位非常和善的老者。揭文曾经在校时上过段正澄的课，在他印象中，段老师特别爽朗，“有他的地方话就比较多，他是人群里的核心，声音又洪亮，一直笑声不断”。

　　段正澄是机械学院出了名的“铁嘴”，他很能讲，思维敏捷、逻辑性强。不仅能说，段正澄还很能“打”，1.8米的高个，他在大学时就是学校篮球队的第一任队长，专打后卫，还带领篮球队拿到了湖北省冠军。

　　不仅能说能打，段正澄还是动手达人。周家林回忆，“最早段老师还住在华工的那个两层楼小房子里，段老师会买来各种元器件，自己组装电视机。”

　　段正澄生活拮据的时候，家里备有全套的修鞋工具，家人和朋友鞋底的鞋掌都是他亲力亲为钉上去的，他烧菜也不错，拿手好菜是红烧狮子头。

　　刘中兴还记得2019年11月去段正澄家里访谈他的夫人万老师，她评价自己的丈夫很认真，成果始终围绕国家和社会需要，虽然是搞机械的，其实也比较有生活情趣。

　　刘中兴告诉《财经》记者，万老师是华中大老年合唱团团长，歌唱得非常好，还会用俄语唱歌，“湖北省一次联欢活动上，老两口还一起上台表演，是《纤夫的爱》歌曲对唱。”

　　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老校区旁，有一棵段正澄亲手栽下的梧桐树，在西南角往北数第二棵。他和那棵梧桐树一起，陪伴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长大和老去，过去，现在，未来。

　　这场疫情夺走了很多不应该离开的生命。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段正澄将度过一个团圆的春节，继续参与质子刀的项目研究，饭点去教工食堂吃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闲暇时去青年园旁拍摄风景、去看看自己栽下的法国梧桐，一如往常，平凡又美好。

　　段正澄走后，他的老友舒晓依然在给他发送微信消息，“我非常伤心，他尽管离开了，他还是活着，活在我们心里，他是一个真正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林正斌：“一位好医生就这样走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副主任医师、教授林正斌

　　2月10日11时，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教授林正斌因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享年62岁。他是该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副主任医师，感染前一直在医院值班工作，从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到去世，中间不到半个月时间。去世前他曾发信息给同事，“我上呼吸机了，救救我。”

　　据《健康时报》报道，过年前林正斌就找到了同事——感染科主任医师、湖北省疫情防控专家组成员宋建新，当时林正斌已经出现了多日低烧、咳嗽的症状。

　　一位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同事曾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中表示，1月24日林正斌就已经在家进行了隔离治疗，隔离了一段时间觉得病情并未好转才在1月27日前后住院治疗。

　　按照病毒14天的潜伏期推算，林正斌可能在1月10日前后就感染了病毒。而当时，同济医院的医生内部都尚未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才明确表示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

　　《财经》记者了解到，同济医院在2020年元旦后启动了医护人员的三级防护，但宋建新告诉记者，“并非全院都启动。”

　　根据2003年卫生部发布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调人员现场防护指导原则（试行）》，三级防护主要适用于采集疑似病例、临床诊断病例咽拭子等标本的工作人员。

　　林正斌所在的器官移植研究所不属于实施三级防护措施的范围。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知水对记者表示，林正斌感染前一直在科室正常进行门诊、查房，并未调至发热门诊支援。对于感染的原因，陈知水表示“不好说”。他认为感染源可能来自门诊病人，“年初外科集体体检，门诊人也比较多”。也可能来自医院外。

　　住院前，林正斌一直不敢确定自己被感染了，“奇怪了，我不会得了那个传染性肺炎了吧。”直到宋建新看了他的CT结果，告诉他：“很有可能是。”

　　让宋建新没想到的是，林正斌病情恶化迅速，住院后一星期就进了重症监护室。上了呼吸机后，林正斌曾给宋建新发信息：“宋主任，我上了呼吸机，救救我。”

　　林正斌的大学室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舒涛听到林正斌病情迅速恶化后去世的消息感到震惊且疑惑，“这个消息一下把人打蒙了。”

　　在舒涛的记忆中，林正斌大学时期是学校足球队成员，“球踢得很棒”。他也喜欢跑步，学校的操场上总能看见他矫健的身姿。“按理来说，他的身体免疫力不会差”。

　　陈知水说，之所以一周内就快速转为重症，可能和感染的病毒量、个人免疫力有关，此外初期大家对于病毒的认知也不够清晰。不过，陈知水称，“没有听说过他之前有什么基础病。”

　　林正斌去世后，他的儿子、媳妇也感染上了新冠病毒，不过陈知水表示二人目前“状况还好”。目前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仍有医护人员感染，暂时没有感染的重症医护人员。

　　在陈知水眼中，林正斌平时为人谦和，工作踏实，“对病人很好。”对于所里的工作，从来都是任劳任怨。“事情交给他，都会办得很靠谱，没有怨言。”

　　由于器官移植时机关键，手术不等人，一有捐赠器官就需要为受体安排手术。对林正斌来说，半夜临时上手术，全国各地出差取器官、做手术都是工作常态。“苦活、累活他都干了不少。”

　　高考恢复第二年，舒涛和林正斌在武汉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前身）开始了五年的大学时光。

　　当时的林正斌比同寝室的四五位室友都要年长两三岁，对他们来说，林正斌就像他们的大哥哥一样。舒涛还记得，林正斌在生活各方面都尽量照顾室友们。

　　上世纪70年代，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每个月11元的奖学金就是同学们的生活费，“从没见他穿过什么好衣服”。家在武汉本地的林正斌还会邀请室友去家里玩，热情招待大家。

　　林正斌来自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家中还有两位哥哥，他排行老三。在舒涛的记忆中，林正斌是家中读书时间最久的孩子，他靠自学考上大学，1983年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前身是武汉医学院腹部外科研究室，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在1965年带头成立。1977年研究室由同济医院代管，1982年，研究室完成了国内首例单纯胰腺移植，1989年首例亲属活体脾在这里移植成功。

　　能留在这样国内顶尖的科研单位并不容易。舒涛记得，大学时期，林正斌就是同学之间的“优等生”，大家中午回寝室休息的时候，他还在教室学习。武汉的冬天，冷得让人难受。林正斌和同学们都是早上四五点起来，裹着军大衣就去教室学习了。

　　“他下过乡，在那个时期还在保持学习。所以他一旦抓住了学习的机会，就特别珍惜。”舒涛表示，林正斌不是那种会高谈人生理想的人，但对于医学科研这条路一直非常坚持，工作之后和林正斌聊天，聊得最多的还是他的病人和科研。

　　在舒涛眼中，林正斌是非常爱国且有正义感的人。工作后，林正斌曾赴日本金泽医科大学进修学习，学习完成后他还是选择了回国。2017年他退休后又被返聘，在肾移植手术、术后管理和危重病人救治方面都是专家，在新型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和器官保存液的研发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林正斌偶尔去厦门出差开会，都会带着武汉特产来看舒涛。尽管最后一次和林正斌见面已经是十多年前，舒涛仍能记得他温厚、平和的样子，没想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已经是他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太突然了。他一路走来很不容易，一位好医生就这样走了。”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红凌：“肺炎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都早一点回家吧”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凌

　　2020年2月7日晚上10点45分，红凌教授的妻子接到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电话，她被告知红凌老师去世了，而就在三个小时前，妻子还问红凌吃饭了没有，红凌给他回了一个“ok”的表情。

　　病来如山倒。春节期间，红凌和妻子都出现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由于红凌有糖尿病，病情比妻子更严重。但当时没有核酸检测就无法住院，等了好几天，终于在2月5日，家人收到了个“好消息”：核酸检测阳性，可以住院了。

　　当天早上6点，妻子帮红凌刮了胡子，临走前还和红凌抱了抱，让他“乖乖治疗”。当时红凌的状况已经不乐观，家人已经做好了要上呼吸机的准备。当天下午，红凌还打电话和妻子说，“感觉舒服多了。”

　　但让家人和同事们都没想到的是，仅在三天后，红凌就去世了，年仅53岁。

　　红凌可能较早就注意到了这次疫情不一般。据《新京报》报道，1月17日，曾有实验室的学生和红凌聊起泰国当时出现了第二例新冠肺炎患者，而当天武汉卫健委通报称无新增确诊病例。红凌告诉学生：“肺炎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你们都早一点回家吧。”

　　春节期间，红凌还在实验室的微信群里叮嘱学生们，要注意身体健康。红凌最后一次在群里发的一条消息，是1月26日学校延期春季开学的通知。

　　在同事张伟眼中，红凌工作勤奋，踏实。张伟常看到他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对于亲自带的这十来个学生，他十分上心。

　　一位学生说，自己曾在朋友圈转发生科院同学家属的筹钱信息，红凌老师看到后还专门来问了这位同学的情况，这让他觉得十分感动。2019年12月华中大考试周来临时，红凌还一对一和实验室的本科生谈心，“你们学业繁重，实验室的工作先放一放，专心复习。”

　　红凌常鼓励学生们要注重成绩。一次在课堂上，他说起自己大学时曾经因为沉迷下围棋耽误了学习，导致考试不及格。“所以，成绩还是很重要啊。”一位学生还能想起红凌老师当时爽朗的笑声。

　　学院的课题讨论会上，不少老师会对学生提一些尖锐的问题，红凌总是风格温和的那个。红凌老师最后一次参会是在1月上旬，当时数十位老师、学生都围坐在一间会议室里，均没有防护措施。

　　在张伟看来，红凌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身体状况也一般，开会的时候总是过一会，就要出去歇一会。平时除了带着学生做课题、上课之外，还需要花精力照顾家中年迈的父亲和母亲，偶尔因为照顾家里人不能来开会。他还有一位妹妹，常年在国外。

　　红凌是武汉本地人，2007年回到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担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是人体重大疾病的分子机制及信号转导网络调控。

　　此前，红凌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并且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研究，后来留在了美国加州伯克莱、劳任斯国家实验室工作。

　　同事张伟表示，红凌妻子和孩子平日都在国外。他一个人从国外回来，多半是因为要照顾父母，双亲目前已80多岁。

　　红凌去世前致力于维生素K2在膀胱癌上的抗癌机制研究，以及抗癌药物的研发，并在与人体重大疾病及稀有疾病相关的基因UBIAD1的分子机制研究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得知红凌老师去世的消息，张伟表示很震惊。张伟最后在课题讨论会上见到红凌老师时，他还在聊自己手上关于抗癌药物研发的课题，“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红凌走后，他的妻子在朋友圈发了一封信，“写给我的挚爱红凌”。在信中，她称丈夫为“红小胖”。信的最后，她写道：你不要走得太急，可以回来看看我吗？记得我在等你。

　　社会学院教授柯卉兵：“他是一种引导的力量”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柯卉兵

　　2020年2月19日6时，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柯卉兵因病医治无效去世，生前曾被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这位12岁孩子的父亲在离开时年仅41岁。在他和妹妹最后的聊天记录中，他交代妹妹把自己的手机留给母亲用，“她的手机太旧太小了，看着眼睛痛。”

　　在学生眼中，这是位平易近人，温柔耐心的好老师，“就连上课说话都轻声细语的”。2014级社会学院学生刘文龙告诉《财经》记者，柯老师作为自己的本科导师，常和学生们交代的是，“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告诉我，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这位对学生慷慨的老师，因为一场疾病迅速陷入了危机。2019年7月29日，柯卉兵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被确诊为恶性淋巴肿瘤，而就在几个月前，柯卉兵刚刚评上了教授职称。

　　2020年2月11日，同事郭林在水滴筹平台为柯卉兵的治疗筹资。认证信息显示，为了治疗肿瘤，柯卉兵的家庭已经花费了50多万元，很多费用不能报销，并且后续治疗费用估计上百万元。而在这之前，柯老师已经与病魔斗争了七个多月。

　　在原定的计划中，2020年1月柯老师会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妹妹与他的配型相合，移植后身体会逐渐好转。直到2月11日，所有看到那条筹款信息的同学、同事们都认为：柯老师还是有希望的。他们没想到，因疑似感染新冠病毒被隔离，8天后老师就离开了他们。

　　自2020年除夕开始，柯卉兵就出现了反复高烧，后期还出现了咳嗽。2月4日，值班医生给柯卉兵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家属加强看护。通知书显示，“患者肿瘤进展、反复发热，考虑嗜血细胞综合征。随时可能因嗜血、感染加重导致呼吸系统停止，危及生命。”

　　2月6日的CT检查中，柯老师已经出现了肺部感染症状。医院2月8日开具的一份“患者病情单”显示，医生诊断柯卉兵为“血管免疫母性T细胞淋巴瘤、嗜血细胞综合征、肺部感染（疑似病毒性肺炎）、脾大等”。

　　据柯卉兵妹妹柯女士的微博，柯女士当时最担心的是，如果只是普通肺部感染，原本免疫力就不强的柯老师转入定点医院会加大新冠病毒感染风险，且家属无法进行陪护，病情可能恶化。

　　柯女士称，当时柯老师所在医院同一层楼已经出现了七八个医护人员感染，而主治医生已经去了前线抗疫。她能理解疫情下医院的难处：当时所在医院的走廊里消毒瓶里的消毒水已经空了三天，护士们也缺少防护服，“这场瘟疫让在武汉治疗的重症之人难上加难。”她在微博上写道。

　　2月6日，柯女士在微博上称哥哥的治疗已经基本停止，原因是常规的药品和血制品都供应不上，而没有血制品的支持，任何化疗和移植治疗（大剂量化疗）都不敢进行。

　　2月10日，柯卉兵进入了隔离病房。前一天，柯女士见到了哥哥，但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哥哥被隔离一天后，柯女士发现他回复消息没有以前及时了。家人询问柯卉兵情况，他只回复了两个字“还好”。

　　柯女士知道，哥哥向来“报喜不报忧”。即使自己高烧不退，在床上无法自理，也不愿意让家人担心。

　　隔离两天后，柯卉兵进行了第一次核酸检测，显示为阴性，对于家人来说这是“唯一的好消息”。当时家人的希望是，再等待第二次核酸检测的结果，如果依然是阴性就可以转院治疗。“有一线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放弃”。

　　其间，柯女士曾多次在微博上求助，希望能有机会转出外地治疗或转院治疗，家人在家“如坐针毡”。但柯卉兵的家人、学生都没想到的是，进入隔离病房，化疗停止后病情急剧恶化，2月19日凌晨6时，柯卉兵去世。

　　家人赶到医院的时候，由于病房隔离，没能见到柯老师最后一面。看着殡仪馆的车将柯老师送走，家人能做的也只有在路边跪送。

　　柯老师去世七天后，柯女士在微博上写道：是对生活的热爱，让哥哥熬了半年多的病痛坚持下来，却没想到因为隔离停止治疗匆匆走了。

　　柯老师喜欢给家人拍照，每次拍完都会洗出来做成相册和照片墙；武大樱花开的时候，柯老师会骑着自行车带着妹妹去武大看樱花，即使满头大汗也充满热情。

　　他也会用积极阳光的态度影响学生，遇上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时，他会讲述自己从一名农村孩子到教授的经历。“老师说坚持下去没有什么不可能。他是一种引导的力量。”一位学生说。

　　柯老师在农村长大，现在父母兄弟也仍在农村。妻子也是教师，孩子12岁，家庭负担不轻。在柯老师去世后，他的家人在微博上表示不需要任何帮助了，“希望大家关注其他非肺炎重症患者的存活问题”。

　　柯老师为人一直朴实、低调。不少学生都是在看到朋友圈转发的那条水滴筹链接之后，才知道柯老师生病了。一位学生说，自己印象中的柯老师还是课堂上朴实又可爱的样子，看到老师在病床上消瘦的样子，“一下子就哽咽了。”

　　一位同事说，2019年7月他去医院看柯老师时，他精神状态还不错，还嘱托对方要注意身体。确诊罹患肿瘤后，柯卉兵仍在继续工作，去西安开会。10月份开题答辩时，他仍在给学生指导论文。

　　柯卉兵此前研究的领域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曾主持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水滴筹认证信息中，柯老师的师弟孙健留言称，当年柯卉兵读完博士后放弃了高薪职业选择做老师，想着“中国的社会保障刚起步，想好好研究，教书育人”。

　　学生刘文龙仍记得大二时的一节课，柯老师花了很长时间讲解社会救助中，“爱”如何体现。那节课上他提到最多的一句话，在怀念他的同学们看来，也是柯老师人生的一个注脚，“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文中张伟为化名，实习生马可欣对此文亦有帮助，感谢所有在采访中提供帮助的人）

　　（本文首刊于2020年3月2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