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被火线提拔的武汉市90后干部，饶玥近来受到不少关注。

　　今年30岁的她原本是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副主任，拟任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主任。2015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饶玥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党建办，负责基层党建等工作。

　　自疫情暴发以来，社区、街道便成为摸底排查、居民转诊至医院的重要一环。饶玥被调至江汉区民族街疫情防控指挥部综合协调组，负责统计街道的发热病人摸排情况，与区指挥部对接发热病人的隔离、入院等事项。

　　虽没有入户排查，但每天的排查信息都会实时汇总至饶玥这里，“如果发现发热病人，我们就需要向指挥部反映，协调安排病人下一步转到哪里去”。

　　她所在的街道辖区共有5500余户、1万余人，对于辖区部分需要重点观察、关注的居民情况，饶玥已了然于心，“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住院还是隔离。如果不是我们辖区的，但我们曾经排查过的，我基本上也能知道是属于哪个阶段，或者应该找哪个街区”。

　　在最初排查、摸底的那段时间，最让饶玥心急的并非是表格上不断攀升的发热患者人数，而是协调不下来的床位和居民的恐慌。

　　“如果医疗资源够充足，有足够的床位、医生，其实居民心里就没有那么恐慌。”饶玥记得，2月初辖区病人住院需要由街道办出具“入诊通知”，她需要和区指挥部对接入诊名单及相应医院，然后协调车辆送病人入院。

　　第一次执行时就出了意外。饶玥所在的街道办送辖区4位病人入住指定的医院，“但有的送去之后，医院说没有名单不让进，在门口等了三四个小时”。病人、家属着急，饶玥也是。

　　“究竟怎么回事？”她不断给区指挥部打电话沟通，又不断打电话给医院，送了4次才最终让病人入院。自此之后，她接到指挥部的入院名单便第一时间跟医院核实，确认后再去送病人。

　　当时的武汉可以说“一床难求”，很多居民跑来街道办求助，多是来要床位的，有的已经住进了医院，但在治疗过程中因买不到某种药来找街道干部“救命”。饶玥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工作如此“性命攸关”。

　　“以前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但疫情中很多工作直接落在了街道办事处，要排查居民情况、协调床位、转运病人等。”当时，她的同事形容疫情下的街道：“我们就像孤岛上的一群人，需要自己想办法来为居民谋求生存的机会。”

　　为了帮辖区里的疑似患者多争取机会，饶玥说，不仅自己，整个街道办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协调资源，但更准确地说，是在求助，“有一些医院不是我们区级部门能够协调下来的，还要区指挥部跟市指挥部协调”“能争取到一个，就赶紧送去医院一个”。有时，由于一天不停接、打电话，饶玥嗓子都哑了。

　　饶玥说，有的居民到了医院先是打点滴、观察，两天也没等到床位，社区就送去了床和被子；也有在隔离点观察的老人等到了床位，却因不想和儿子分开而不愿去，他们就赶去做思想工作，送老人住院。

　　连续20天，饶玥每天坚持完成确诊病人转送入院、疑似病人转送隔离点的“双清零”任务，有时凌晨4点仍然在调度。之前，因为家有尚未断奶的女儿，她还每天回家。后来忙起来，饶玥也顾不上家了，吃住在单位。

　　2月12日上午，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副组长、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坐镇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时建议，武汉要启动火线提拔干部工作。近日，武汉市启动该项工作以激励更多党员干部，在战“疫”中冲锋陷阵、拼搏奉献。截至2月21日，武汉市已火线提拔干部20名，饶玥便是其中之一。

　　虽说被火线提拔，但她觉得自己“只是在做自己能做的事而已”。

　　眼下，随着武汉市“应收尽收”工作不断推进，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饶玥依然忙得不可开交。接受采访时，饶玥接过4通电话，有的是疾控中心打来让去排查某位疑似病人；有的是附近居民打来询问医院情况；时不时要回复微信消息，或去其他办公室协调些状况……她盼着疫情能早日结束，自己下班后也能够安心回家“撸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庆玲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