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朋珊 付 森 本报记者 寇 勇

杨波与伙伴们在对列车进行消毒 受访单位供图

杨波最大的心愿，是疫情结束后带患肺癌晚期的父亲回老家。受访单位供图

一线镜头

　　2月6日凌晨一点半，南昌西动车所内灯火通明，虽已立春，但夜晚依旧是寒意逼人。

　　杨波和戈方舟先对手进行消毒，再依次戴好帽子、鞋套、手套，穿上一次性的防护服，最后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杨波最近咳嗽有些复发，他又加了一层口罩，20分钟后，两人把自己武装得“密不透风”。

　　“来，帮抬一把。”杨波转过身，在戈方舟的帮助下，背起40多公斤重的电动喷雾器，紧了紧背带，带头弯腰钻进了空无一人的动车车厢，拧开喷头，开始了这一趟列车的终末消毒工作。

　　行李架、通风口、车厢连接处、厕所、地面、窗台、桌板、踏脚，杨波他们仔细喷洒，消毒药水通过细长的橡胶管呈雾状喷洒出来。很快，车厢里就充满了浓浓的消毒水刺鼻气味。

　　我是党员，我必须走在前面

　　杨波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所消杀科的科长，科里一共7个人，担负着南昌、九江、鹰潭、赣州四地所有旅客列车的消毒杀虫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疾控所临时从其他科室抽调9名职工，组成了16人的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杨波任组长。

　　空荡荡的车厢，安静得有些憋闷。前方不知道有没有潜藏的“敌人”。穿着防护服，早已看不出谁是谁，但同事们都知道，背着大桶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杨波。“我是党员，又是负责人，还是我们组最年轻的，这就和‘排雷’一样，我抵抗力强一点，必须走前面啊。”杨波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春节前，为了完成对所有旅客列车的全覆盖消杀任务，杨波年前连续加班一个星期，大年三十是他35岁的生日，那天忙到下午才匆匆踏上回家的火车。“我家住共青城，到了站发现电动车早放没电了，结果只能推着电动车走，九点多才到家。”杨波很无奈，这个生日没吃着家里的年夜饭，当晚还接到了单位让他取消休假的电话。“疫情当前，其实心理早有准备，虽然有点郁闷，但这是我的职责。”杨波大年初一上午9点赶回了单位，当天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相比预防性消毒，终末消毒的消毒水浓度要加倍，喷洒的部位要更细致。杨波时而抬头扬手，时而弯腰俯身，药水在背后的桶里不停晃荡。刚走到第三节车厢，消毒水便见了底。杨波往回走到车头部位，给桶里加满水，又撒了一把消毒泡腾片。“一列车8节车厢，差不多要用5桶吧。”杨波的护目镜里凝着小水珠，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

　　一列单编动车组大概200米长，杨波他们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40分钟后，这趟车的终末消毒作业告一段落。杨波说，最忙的时候，他一晚对5列动车组进行过终末消毒。

　　等疫情平息，再带老爸回家

　　对于工作，杨波很有信心，但对于年迈的父母，杨波却担心又无奈。杨波的父亲去年12月23日检查确诊肺癌晚期，医生说可能是最后一个年。“姐姐从山东老家赶过来，说一起过个年，陪陪老父亲，没想到碰见这事。”2月4日，因为杨波赶回了单位，杨波的父亲转院到南昌进行化疗，只有60多岁的母亲一人陪护。可杨波母亲身体也不好，老人血压高，去年还因为眩晕住过两次院。“我特别放心不下，但这边走不开，只能打电话叫他们戴口罩、勤洗手，有事一定要打我电话。”

　　“病人1月23日坐过D3277是吧，车号麻烦查一下，车现在停在哪儿？”杨波又接到了一趟列车需要重点消毒的任务，他整理好心情，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等疫情平息，再请假带我爸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