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是否有必要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指定由红会这样公信力原本不足的机构统一接收社会捐赠；企图通过战时计划管理来调配好所有物资，并不现实，应该以信息化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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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1日，湖北武汉，国际博览中心的红会临时仓库，两个超过足球场大小的仓库里堆满物资，少许工作人员在仓库内清点、登记。图/财新记者 丁刚

　　【财新网】（记者 汪苏）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红会“辟谣”“答疑”“检讨”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下一个质疑产生的速度。这些“声明”发布的频率也远高于红会公布捐赠物资发放清单的频率。这些天，作为湖北肺炎疫情社会捐赠尤其是医疗物资捐赠最主要的官方指定接收平台，红会陷入了“郭美美”事件以来最大的公众信任危机。

　　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1月29号曾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经常网上骂我们，我们挺委屈的。”湖北省和武汉市红会也再三表示，捐赠医疗物资发放由卫健委决定，红会没有分配权。红会到底冤不冤？红会如何成为了众矢之的？

　　应当指出，“卖蔬菜”等部分消息并不属实，“收6%管理费”也没有确切证据，红会已辟谣。但这些消息一经网络发布就引起巨大波澜的根本原因在于，红会在之前种种事件中失去了公信力，也未证明自己现在是个有公信力的机构。

　　红会管理能力不足问题已经暴露无遗。日前，又一名捐赠者向财新记者表示，她和朋友们捐往湖北某市医院的36箱84消毒液遭遇武汉市红会管理“连环失”。她表示，1月30日傍晚，自己跟邮政沟通后要求直接运往湖北某市的定向捐赠物资，最后还是被运往武汉市红十字会。之后，武汉市红会“找了两天也没找到”那批货。她向武汉市红会发出律师函。最后，跟她沟通的武汉市红会一名志愿者称，“很多货都已经混了。领导同意，可以补36箱。”这位志愿者承诺，“你们自己去挑。随便挑。不低于你原来的规格。只多不少。”最终，受捐方拿到了一批跟她所发不一样的货。她也没有在武汉市红会公布的“接收社会捐赠物资公示”上，找到符合她的捐赠条目。

　　“登，登不清；查，查不清；发，发不清。”这位捐赠者表示，红会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红会无法推脱的。

　　红会也承认自己人手不足，陈耘曾向财新记者透露，武汉市红会只有十个人，湖北省红会有二十多个人。“客观来说，面对这场疫情以及随后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大量捐赠，我们确实预料不及，准备不足。”他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表示。

　　急用的医疗物资无法及时清点、评估、分发，引起了公众巨大愤怒。

　　在社会各界监督批评下，武汉市委承诺提高捐赠物资分配效率。1月31日，九州通医药物流公司开始协助武汉红会，进入捐赠物资仓库所在地武汉国博，负责捐赠物资的物流运营管理。九州通对入库商品做分类堆码、库存、出库等物流运营，不过产品数量清点和质量监督仍分别由武汉市统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专业公司的协助料将提升红会物资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不过，如此多的物资，集中到一个机构，仍是对湖北和武汉红会的巨大挑战。目前，湖北省和武汉市红会的信息披露工作难以令公众满意。截至记者发稿，武汉市红会只发布了两批物资发放公示，湖北省红会仅在1月30日披露过一次，并因数字登记错误和发放18000个口罩给莆田系的武汉市仁爱医院，又引起轩然大波。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这是不少人对红会的质疑。或许更应该反思的是，是否有必要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或突发事件发生时，指定由少数几家官办慈善组织统一接收物款？尤其是，红会等官办慈善组织长期以来遭遇能力不足、公信力不足质疑。

　　湖北疫情爆发后，湖北省指定了红十字会、慈善总会、青基会三家机构统一接收捐赠。1月26日，民政部又发文要求，慈善组织为武汉市肺炎疫情所募款物，交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外地慈善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在疫情应对响应终止之前，不派工作人员、不发动组织志愿者进入湖北省（详见财新网：民政部对慈善组织所募款物的限制应撤销）。

　　实际上，不光是红会，指定的湖北省和武汉市其他几家慈善组织，也都没有多少工作人员。此外，虽然民政部通知中并没有将慈善组织以外的个人捐赠、机构捐赠等囊括在统一接收范围内，但不少捐赠者发现，通过邮政绿色捐助通道送往湖北的物资，即便收件人是医院，也会被“截”捐，拉往红会在武汉国博的仓库。按照湖北省相关安排，医疗物资由红十字会负责接收。慈善总会则主要负责接收民生物资。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曾表示，“我们强调所有捐赠的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它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捐赠的物资、资金的使用能够登记在案。”他称，“只有这一条通道，可能有些不方便，在此我也抱歉，这么做就是为了我们统一归口，避免在现在疫情防疫防治的这个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或者有一些人来钻空子。”

　　不过，事实证明，将社会捐赠交由能力、人力不足、社会公信力又差的红会，导致了更大的混乱，一方面，许多个人捐赠者、校友会等社会团体纷纷想尽办法绕过红会，避免截捐。专业的慈善组织，为了在湖北开展工作，不被民政部“秋后算账”，也必须和官方指定的慈善机构备案，走程序。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捐赠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截捐、物资去向成谜、物资堆积、发放不及时等消息层出不穷，而湖北大大小小医院物资急缺，纷纷向社会呼救，一时间，群情激动，各种真假消息满天飞，引起了更大的混乱。

　　社会质疑之下，武汉市红会也对定向捐赠程序作了一定调整。陈耘2月1日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表示，为了进一步缩短捐赠物资的运转时间，报请指挥部同意，市红十字会下发了6号公告（编者注：1月30号晚发布），对定向捐赠流程做了适当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如有捐赠凭证需要的，后期可凭受捐单位相关证明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办理捐赠手续。

　　抗疫当前，启用一定的战时管理措施，是有必要的，社会也可以理解。比如，政府已经征用了很多国内医用防护物资生产企业的产能，以控制这些急用物资的去向。医院原有的采购途径已经基本切断。社会捐赠者也非常难采购到合用的医用防护物资。但必须考虑到，将如此大的一个物资管理体系完全收归自上而下的计划式管理，能否跟得上紧急的疫情需求和一线医院瞬息万变的情况。情急之下，一线大大小小医院纷纷跳出来直接向社会求救。因为这样点对点的救助，可以绕开行政渠道的科层管理，是最快的。

　　因此，正因为抗疫急迫，必须给民间留下空间。

　　目前，除了监管红会物资，政府渠道的物资发放也亟待更透明化。在政府已经征用了国内主要医用防护企业产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医院仍在主要依靠社会物资。甚至一些定点医院，也是如此。“政府物资去了哪儿？”是很多捐赠组织者心中的疑问。

　　一线医护物资急缺，从总体上来说，是供给不足问题，而防护物资都是消耗品，医院用量极大。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1月26日曾表示，根据湖北省提供的需求清单，每天约需要10万套防护服，而国内满足要求的生产企业约40家，总的生产能力为每天3万套，春节期间日产仅1.3万套。产能缺口超八成。3M公司人士也曾告诉财新记者，医院最急缺的医用N95，其原有产量就不大，正在加班加点生产。

　　眼下，除了扩大产能，同样重要的是建立科学的医用防护物资管理体系，并解决物流渠道上的障碍。

　　战役当前，医用防护物资如战备，必须根据疫情全局，合理有效投放。不过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一定在于政府垄断所有资源。在政府掌控一定资源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建立统一公开的信息平台。让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医院需求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呈现，通过这个平台管理。目前，这是一笔糊涂账。公众并不清楚医院已经接收的各渠道物资情况。当一个求助发出后，也可能出现重复捐赠的情况。揪住在红会的一批捐赠中没有出现某家或某几家医院，并不科学。

　　将社会原有的机理彻底打乱，企图通过战时计划管理来调配好所有物资，是不现实的。更迫切的是，通过信息化来科学管理。这方面，互联网企业应可助力。如此，政府也可腾出更多精力，打通行政壁垒和相关渠道，为社会更有效抗疫提供支撑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