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文红

　　本刊记者／李宗陶

　　很多人想知道，查文红，一个上海普通妇女，为什么要暂别亲人，远离都市，甘于在安徽的一个偏僻乡村里度过生命中的夕阳时光？事实上，查文红说来说去也就是这句话——

　　只是比较善良一点罢了

　　武宁百货公司简朴的办公室里藏有一份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２日的《宜川简报》，刊有查文红写的一篇文章《希望在这里跳跃》——

　　今年９月，我去了一次安徽砀山县，那里有一个我日夜牵挂的孩子。他就是我希望工程捐助的对象马小峰。

　　我是无意中在《现代家庭》杂志上发现了一篇团中央为贫困地区失学儿童而成立希望工程的文章，这篇报道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父亲也是个孤儿，他的童年是凄苦的，只是在解放后，才有了名字。我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常常教育我们不能忘本，做人要有同情心。我是老三届的学生，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参加过上山下乡，并当过村里的教师。我也到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许多农村。黑龙江、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当时那里农民的生活非常困难，特别是那些因贫困而上不了学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此而深深叹息过，为自己无能为力帮助他们难过……

　　自１９９３年起，我给希望工程捐款，每次最少３０元，最多１０００元。１９９５年我收到了团中央寄来的结对卡，受助人是安徽砀山县曹庄乡魏庙小学的马小峰。通过几次书信来往，我得知马小峰出生１４个月就失去了父母，他是靠残疾的奶奶抚养长大的，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妹妹，生活极为贫困。从此，每学期我都按时给他寄去学费。过年过节还给他们兄妹寄去衣物和学习用品……

　　这孩子果然很争气，每次来信都向我报告了他的学习成绩，几乎总都是名列前茅。去年暑假，他来信说他在全乡３６０多个考生中以第１３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魏庙中学。这既让我高兴又让我犯愁。因为希望工程只资助失学儿童到小学毕业，今后马小峰怎么办。于是，我和爱人、女儿商量。他们作为一名老党员和一名共青团员，都同意并支持我继续资助马小峰上完中学，并同时给他汇去了学费。春节时我们又给他寄去了衣物。

　　今年上半年，马小峰的信开始少了，只是在８月份，他的班主任来了信，说是因学费上涨，许多学生面临失学的困境。而马小峰更让人揪心。因为老奶奶已年老体弱，手又有残疾，家中的口粮地还得这孩子放学后再去种。看了信，我心里一阵阵地痛，真想亲自去看看这可怜的孩子。

　　９月初，我给马小峰打去了电报。９月４日下午５点，当我走出砀山火车站，有人拿着我打的电报来接我，说他是学校的大队干部，是学校校长安排他来接我的，我心一阵激动。随后就跟着坐上了一辆柴油三轮车，赶往曹庄乡。三十多里路，一路颠簸，一路风尘，终于在天黑前赶到了魏庙中学。

　　远远就看见有几个人站在校门口。原来是学校的校长、马小峰和班主任在等着我。我刚下车，小峰就扑进了我的怀里，像一个久不见母亲的孩子，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边哭边一声声喊着“阿姨”。此刻，我的心也颤抖了。这哪里是一个１４岁的孩子啊。他的手简直比上海７０岁老人的手还粗糙，上面一层厚厚的茧。眼睛里没有孩子的稚气，只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我流着泪水给孩子抹去了眼泪，告诉他我会一如既往地帮助他，让他继续求学。

　　当大家各自走散后，大队村干部又用摩托车将我送到十里开外的张老师家。她们全家盛情接待了我，让我洗去一身的尘土。激动的心情使我忘却了疲劳，吃了晚饭后我和张老师一直谈到凌晨。

　　第二天早上７点，当我被张老师叫醒时，她母亲已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端了出来，说是一早特为我杀的。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除了“谢谢”两字，没有第二句话。早饭后，张老师的父亲又用自行车送我去学校。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和各级干部都早早等候着了，我们就一起前往马小峰家。

　　一踏进马小峰破烂不堪的家，我的泪水便止不住涌了出来，这哪儿是个“家”呀。马小峰的奶奶见了我也立刻泣不成声，一个劲地说着感激不尽的话，让我承受不了。大家谈一会后，我请所有的领导都各自忙去，只有我和小峰的奶奶继续谈些家常，并把带去的学习用品、营养品和衣服交给了老人家。老人家尽其所有为我准备了中饭，虽然只是极简单的豆腐、盐水花生，但我深深领情了。还有那一锅大米粥，我知道是老人特地为我烧的。捧着这一碗粥，如同捧着一颗滚烫的心，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我查文红，一个极普通的人，做的只是我力所能及的小事，也是我应尽的义务，怎样能得到这样的尊重？……

　　在查文红家，话题再次引向这篇文章。查文红忍不住说：“我当时倒真是一边流眼泪一边写的。”武宁百货公司的许多人并不记得后来的许多报道，但都记得这篇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文章（这是我大段抄录的原因）。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２３日夜，在安徽省砀山县曹庄镇魏庙小学执教近两个月后，她在给张梅芳经理和王新广书记的信中写道：“……所有的人都说我高尚，我根本不认为我有什么高尚，只是心地比较善良一点罢了，只是真心实意想为可怜的孩子们尽一点力罢了。我心里确实认为个人是没有什么好宣扬的，所以反对任何宣扬。”

　　“我逃避什么？”

　　后来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但作为一个当年上山下乡后返沪的老三届，一个“在单位拼命干活，在家里除了做家务就一声不响捧本书（查文红丈夫语）”的上海普通妇女，因为“善良”、“同情”与“爱”，与一个乡村孩子（马小峰）之间建立了极其淳朴同时又极其私人的感情。而后来这种感情荡漾开来，上升为一种自觉的异乎寻常的行动，是否有别的什么东西在起作用？譬如，她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特质。

　　采访前，一位也是１９７９年回沪的老三届提示我，在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身上，深深地刻着两个字：失落。

　　上海，这座越来越美丽、越来越繁华的城市，仿佛总与他们隔着层什么。她不像北大荒的土炕那么热乎，也不像西双版纳的星空那么透明。当他们蓬头垢面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洗尽尘土，团聚过、欢喜过，才发现自己气喘吁吁：这座城市飞快地向前跑，似乎任他们怎样用力都追不上了。

　　怀着对生命的崇敬，对命运的敬畏，以及解读一个人的诚意，我们试图走进查文红的内心。尽管，这很难。

　　“您去魏庙，是不是在逃避一些什么？”在那张许多领导坐过的沙发上坐到太阳落山，气氛渐渐松弛，我突然问查文红。

　　“我逃避什么？丈夫对我很好，女儿又很听话，我逃避什么！”查文红立刻回答，但怔了一怔。

　　“四年前的查老师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我转向查的丈夫赵达林，一个和气而偏瘦的男人。“哦，她现在开朗多了，原来她不响的，只知道拼命做。”也是立刻回答。

　　“她这个人喜欢看书，那时（指刚退休时）空下来就捧本书，麻将老Ｋ从来不沾边的。”赵达林说。

　　“妈妈那时蛮苦闷的，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不知该干什么。她在那里（指安徽）找到了她的价值。”女儿说。

　　从那些业已发黄的信笺上，我寻找蛛丝马迹——

　　刚开学，事情特别多。不少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忙于家访做劝说工作，每晚都得很晚才到宿舍，还得点上蜡烛备课，真累！但确实比较充实，没时间东想西想，也没时间发牢骚了。（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夜１１：４６）

　　张梅芳认为这样解释是合理的：“她就是为了一句承诺。她第一次去砀山劝马小峰不要辍学时讲过，‘等我退休了，只要身体还允许，我来这里当一名义务教员。’她４７岁退休了，果然就去了。”

　　查文红说：“我爸爸４６岁得糖尿病走的，所以谁也说不准明天自己还在不在了。我不想浪费生命。”

　　“还有就是孩子，主要是因为孩子。”查文红说到感情。

　　大年初一，班上的学生打电话到她家，问她啥时回去，她开玩笑说“不回去了”，电话那头的孩子立刻哭了。她说起那片盐碱地上长大的孩子从没见过虾，一次找机会让５１个孩子在餐桌上见到了虾，并示范了吃法，还是有个孩子因害怕不敢动手，最后怯生生地告诉她：“老师，今天我没吃到虾。”

　　她说起一个多月前带全班同学参观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时，一个孩子因害怕电梯哇哇大哭，她只能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

　　“我在这里坐立不安，就想回去。”查文红打开话匣子，说她最近做的一个梦：天蒙蒙亮，学生就来敲她宿舍的窗，查文红用一口地道的砀山话学他们：“老师，起，起，起。”

　　查文红并不孤独

　　我撞进武宁百货商店会议室时，经理张梅芳、书记王新广、工会主席张海燕正与一批中层干部开会，讨论为一位丈夫刚病逝的厂方促销员（站柜台，但不属公司编制）募捐的事。这是这个单位的传统。

　　有人提起当年为查文红成立“希望工程基金”的事，说店员有议论：“我们尽给别人‘放炮仗’了。”张梅芳说，是有店员说过“早知道三年这么轰轰烈烈，我也去安徽呆个六年”，她当时回答：“别说六年，我看你六天也呆不下去。”

　　王新广的抽屉里躺着一张查文红前几天签字的收据：报销来回车费，领取２００２年１月到６月的生活补贴。“真的不算多。我们的目的，也就是让她做下去。”这个此前始终替查文红保密家庭电话及住址的老书记说。

　　武宁党支部是在《希望》一文发表在刊物上以后与查文红结缘的。那篇文章让许多职工自发地捐钱捐物，也促成了“希望工程基金会”的诞生。短短两天，这个不到百人的公司就汇拢来１．５万元、６００多件衣物、６００多册书籍和许多学习用品，连７０多岁烧开水的徐老伯伯也捐了２０元，而据说他平常十分节俭，是“把一分钱当成两分钱看的人”。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７日，王新广陪查文红二下砀山，送去了这些钱物。此后，两地联络不断。四年来，这个基金会已为当地孩子募捐了５万余元。

　　查文红至今记得老书记当年与她通的一次电话——

　　“你想好了吗？如果真的要去，车费、基本生活费（当地月基本开销为７０－８０元），我们来。”查文红当时攥着电话，哭了。

　　尽管后来常有人在听完查文红事迹报告会后真情流露：“查文红，我们做你的坚强后盾！”但事实上，早有这样一群人，早在默默做这件事了。他们并不特别激动、感动，只把这件事融在纷纷扰扰的工作事、家务事中一并做掉了。

　　而在砀山魏庙，查文红的名字始终与武宁连在一起。在老百姓心中，查文红是武宁的人，武宁是他们不常见面的亲人。

　　“如果没有武宁，就没有我查文红今天。你真该写写他们。”查文红对我说。

　　这是真话，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群体，就不会有今天的查文红。在解读查文红的过程中，任何忽视这一大背景的视角都是有失客观的。查文红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同样不容忽视。丈夫赵达林每年两次雷打不动赴皖，带去一些咸带鱼、海带、腐乳。在当地，办什么事要找什么人他全知道。桌板底下，压着四年来他往返两地的近两千元火车票；女儿从没因母亲的选择有过怨言，她告诉记者：“我理解妈妈的。”

　　归心似箭与化缘心切

　　“我现在回上海挺陌生的，在家里像做客人一样，真的坐立不安，就想回去。”因为一些社会活动，查文红不得不推迟归期，这一切，都是为了魏庙小学的未来。

　　四年来，随着查文红事迹广泛传播，魏庙小学已收到近６０万元的社会捐助。一座新校舍大楼已拔地而起。但操场、跑道、体育设施正等着米下锅，至于计划中的图书室、活动室和教师办公室，眼下还是一排危房。因为有给学校的捐助，查文红也应邀出席一些活动，“反正我不要一毛钱。”

　　在有限的近距离观察查文红的时间里，她给我的印象是率真（当隔壁炒菜油烟飘过来时，她会突然喊：“老头子，侬把气窗关一关呀。”）、实话实说（那一声“我实在怕了你们了”）、敬业（小学二三年级的课文张口就来，时不时来一句“按照教育大纲要求”，老师腔自然流露）。

　　而她时时牵挂的那个偏僻小村庄，那些生活场景也渐渐真切起来：在四省七县交界处的一片２０年干旱的盐碱地和砂地上，晚上６点以后，四野茫茫，没有光亮，没有声音。一座紧邻传达室的小房子，查文红在灯下写教案。一只小煤炉、一口蒸锅、一块洗衣板、一只塑料铅桶陪着她，千奇百怪的虫时不时爬出来咬她一口（我看见她身上那些碗口大的疤）。她喝那些必须经过澄清的水，常年吃馍、粥、黄芽菜、萝卜，有时去赶集，买点鸡蛋。教室里，她用普通话给孩子们上课……查文红摸摸自己的脸：“我刚去的时候，他们说我只有３０岁，你看看，现在……”那肤色和斑痕，在这座城市里已经不大有了。

　　《新民周刊》(总第167期)

（责任编辑：周仙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