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

石峁遗址外城东门。

石家河遗址出土玉器。

陶寺出土文字陶壶。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陶器。

　　如果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中国文化起源，1949年后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则将最宏大的学术目标确定为重建中国古史，即以考古学的方法论证，在史前时代，历史时期绵延至今的多民族统一中国之“雏形”已经出现，“多元一体”的基因和“分久必合”的大势已经形成。70年来，几代考古学者对此初心未改，矢志不渝。

　　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1949年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达六七千处，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建立。

　　上世纪50年代，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深化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而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则全面揭露一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为社会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1977年发现于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是一处距今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填补了仰韶文化之前的空白。

　　学术建设是在一系列重大发现的基础上展开的。

　　1954年，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尹达即指出：“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系统的文化，在一定条件下，就逐渐形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不同地区不同部落的文化。”明确了史前时代的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多民族一体国家的联系。

　　80年代以前，当时确认的最早的史前文化——“磁山—裴李岗文化”等“前仰韶文化”仅见于黄河流域；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又一直是大一统王朝的中心，因此，“黄河中下游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成为构建中国史前基础的主导。1959年，考古学家安志敏即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这种悠久的文化传统与不可分割的联系，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石兴邦和严文明等代表性学者有类似表述。此模式第一次依据丰富的考古资料切实探讨了史前文化格局和历史时期中国的联系，对“先进”的黄河中下游文化影响和维系四方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也树立起以考古资料论证史前文化“一体性”的范例。

　　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0年至1999年是重大考古发现密集呈现的20年，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们对于中国史前时代社会发展程度的认识。

　　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红山文化的祭祀圣地，1983年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型石砌祭坛、数处积石冢和一座“女神庙”，出土大量精美玉器和神像，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198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余杭良渚第一次发掘到了高等级的反山墓地。它和瑶山墓地出土的琮、璜、璧、钺的玉器组合震惊了学界，揭开了良渚古国的面纱。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揭露出高规格大型墓葬，随葬的彩绘蟠龙纹陶盘、玉器、鼍鼓等礼器所表现出的“礼制”和汇集四方物品的气度，引发了我们对古史记载中帝尧功业的推想。

　　这些发现为中国的史前基础的构建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和更广阔的背景。

　　“中原”之外的重大发现将一个清楚的事实摆在中国考古学家面前：黄河中下游并非“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前仰韶”文化的发现更表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有自己相对独立、基本平行的发展道路。

　　面对新资料，考古学家苏秉琦在1981年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曾出现“文明曙光”，整个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

　　1986年，受“区系类型”模式启发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借用“相互作用圈”概念，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形成了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并认为可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严文明先生于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指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它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此大中原地区周围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更外层还有福建、台湾、广东、云南、西藏、东北、内蒙古、新疆等文化区，“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因为位居花心，“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

　　“多元”文化因密切交流而渐成“一体”

　　进入新世纪，重大发现仍迭出不穷。这包括牛河梁16地点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祭祀遗迹和瓮棺葬玉器、陶寺天文观测设施以及良渚城址和水利设施等已知遗址的新发现，也包括河南灵宝西坡仰韶文化中期大型房址和墓地以及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墓地等新发现。

　　2011年以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更是公认的“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气势磅礴的石城、新异的石雕、砌入墙中的玉器促使学界郑重思考西北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通过对诸多考古现象的观察，笔者认为，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文化区不仅社会同步发展，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阶段。各地区新涌现的社会上层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构建出一个社会上层交流网，以之为媒介的礼仪用品和高级知识的交流在考古中得到证明，促成了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各地区共享的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均成为后世相关思想和制度的滥觞。区域间交流也促进了相关“共识”的形成，但各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各具特征：红山文化和凌家滩玉器反映出强烈的宗教取向；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随葬品丰富；西坡遗址反映的庙底沟社会则更注重大型公共建筑和墓葬规格，无奢华随葬品。这样的局面正如“满天星斗”。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的发展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70年的考古工作，史前各区系文化的主体日益明晰，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经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新伟供图

　　制图：蔡华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