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志刚

古代循吏能做事、敢做事、善做事。其中，善做事是考验循吏的试金石。能否秉持一抓到底、长期斗争的理念去从政为民，关系到善做事的成效。《颜氏家训》中说：“多为少善，不如执一。”持之以恒地与各种问题斗争，善于在长期斗争中解决问题，做到善始善终，最终受益的是百姓。
　　张养浩
　　元代名臣张养浩在读书、做官等方面都能做到持之以恒。他年少好学，“年方十岁，读书不辍”“夜则闭户，张灯窃读”。他走上仕途后，担任堂邑县尹期间，针对乱设祠庙问题，扭住该问题不放，着力拆毁30多所祠庙。他为官敢言，经历了宦海沉浮后仍不改本色，殊为难得。元英宗即位后，让张养浩参与核心事务决策。恰逢元宵节将近，元英宗想悬挂彩灯以过节，这时，不改直言本色的张养浩的奏疏到了元英宗手中，奏疏中告诫皇帝“尤当戒慎”“以喜奢乐近为戒”。元英宗先怒后喜，大加赏赐了张养浩，“以旌其直”。如果没有盯住问题不放的决心和勇气，是不会有此行为的。
　　关中大旱，民不聊生，朝廷派他做陕西行台中丞。深知赈灾任务沉重的张养浩带着救灾的粮食和其他物品，登车赴任，赶往灾区。沿途中，“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详细了解受灾情况、发放救灾物资、及时慰问灾民，有序推进救灾工作。当时，因遭旱灾，粮食短缺，米价昂贵，部分米商勾结官府中人哄抬物价，百姓民不聊生。张养浩想实招、出实策、打重拳，平息了这场风波。“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终日无少怠”。当地百姓在他的治理下生活得到改善，但是他却“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
　　伊桑阿
　　康熙时期名臣伊桑阿在1655年中进士后走上仕途，在其从政近50年的时间中，做事认真，实心勤谨，被康熙评为“勤劳岁久”。伊桑阿之所以能够有“勤劳岁久”的美誉，得益于其对待不同工作总是能够以一抓到底的精神去把握和落实，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他在工作中能够做到“凡事推诚，从公料理”，被康熙推为心腹大臣、贤良宰辅。
　　1677年，清军与吴三桂军在湖南对峙，清军因缺船只而久攻不下。康熙于是派遣得力干将伊桑阿修乌船、沙船，以满足前线作战人员的军事需求。伊桑阿亲自带领造船官员前往江南地区“速行督造”乌船60艘、沙船200艘。由于伊桑阿直接负责，确保造船任务在次年得以顺利完成，如数运往湖南前线，保障了战场的军事需要。
　　1679年，“俄罗斯犯边”，沙俄侵略我国东北边疆日益加剧。随着东北军事形势的严重，通过备战打仗维护我国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而修造军事武器成为当时北御沙俄的重中之重。伊桑阿“奉命往宁古塔督修战舰”，立即出关北上，不顾东北天寒地冻，与当地官员一起赶造战船，为之后反击沙俄做好了军事武器上的充足保证。
　　1688年，额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在沙俄唆使下借故攻打喀尔喀蒙古，北部边疆危机激化。康熙为了解决北部边疆危机，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噶尔丹。在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过程中，伊桑阿随驾亲征。虽然当时伊桑阿已经年过花甲，但他仍能积极协助康熙处理政务军务，传达谕旨，督修道路，令康熙十分满意。
　　伊桑阿非常注重刑狱工作。因为人命至重，不可不察，“每侍直勾本，上有所问，辄能举其词，同列服气精详”。1699年，伊桑阿参加朝审，复核死刑罪犯83人后，向康熙提出其中有疑点的事项。经康熙仔细盘查，终于使83人中有30余人免于死刑。这期间，如果没有伊桑阿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一抓到底的坚持精神，是不会严谨对待这些案子以及其中所涉及人事的。
　　伊桑阿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没有被批准，直到康熙四十一年，康熙才答允其以原官致仕，第二年去世。去世后，康熙非常悲痛，给了伊桑阿很高的评价：“伊桑阿历练老成，效力年久，简任机务，镇静和平，实心任职。自请告以来，尚期优游颐养，长享升平，用副眷注，忽闻溘逝，朕心深为轸悼。”
　　陶元淳
　　在康熙时期还有一个叫陶元淳的知县，也是工作始终如一的典型。在广东昌化任职期间，他兢兢业业，对所出现问题秉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的精神，干出了政绩，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虽然昌化位置偏僻，条件艰苦，问题繁杂，但是陶元淳能够在上任后通过细致入微地调查研究，不辞辛苦地了解民情，“时步行村落间，问民疾苦，煦妪如家人”，这为其制定正确决策做了准备。
　　在与当地人接触中，陶元淳发现昌化县原来额定上交租税之田有400余顷，因频遭水患，“半沦于海”。原额中已有1/3成为不可能完成、无法落实的“浮粮”，官府催之甚急，百姓为之所困。爱民心切的陶元淳就此奏报上官，请求免去该地“浮粮”，上官置之不理。没有灰心的陶元淳，此时体现出一抓到底的精神气概，经过认真思考，撰写《浮粮考》一文，详细介绍该县“浮粮”产生的来龙去脉，奏报上官后，石沉大海，久久没有收到回复。
　　如果陶元淳此时遇到这样的挫折，选择逃避或者给人以垂头丧气之感，可能就没有他后来的政绩和美誉。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最大限度地为百姓谋利益。既然朝廷的税额不能免除，只能在其他方面想办法，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认为，“所以苏民困者”，只有“革正供外杂项”，“罢徭役，革杂征，自坊里供帐始”。陶元淳积极发展当地农业，劝课农桑，培植财源，增强当地财力。鉴于该县“海滨土瘠，禾稼鲜登”的状况，“乃度隙地立墟市，大招流亡，劝开垦，予以牛种”，且给予新开垦之地不征税的优惠政策，出现了“民始相率以力耕为业”的局面。
　　陶元淳治下的昌化县有少数民族黎人居住。以往官员为了方便管理黎人，选择当地“黎头”为“土舍”，协助官府征粮理讼。这个制度在当地贯彻过程中，产生了上下各取所需的弊端，“下之为土舍者，将凭官府之势以纵谿壑之欲；而上之为官府者，又将役士舍之力以规物产之利也。上下交徇其欲”。了解到“土舍”一职设立后带来的巨大弊端，陶元淳决定“力行清理”，下令裁去土舍一职，并派人赴黎人居住的山寨张贴榜文，“有冤者得诣陈诉”。在陶元淳治理下，“一权量，定法度”，解决了“土舍”之患，使得“黎民乐业”。
　　在陶元淳的努力之下，昌化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昌化县一派萧条景象，城外村烟稀少，城内居民“仅七十余家”。通过几年的治理和耕耘，“民始知有伏腊宴会之乐，于是闻风归附踵相错，城内外屋宇皆新”。昌化县面貌发生变化的同时，陶元淳因为劳累而身体日衰。他原先身体很好，“素强无疾”，担任昌化县知县后，对自身要求非常严格，“节衣缩食，署中尝至绝粮”。他忙于政务，没有充足的睡眠作保证，“坐是精力消之”。在他身体日益衰弱的情况下，遭逢昌化县旱灾降临。陶元淳积极组织抗旱，亲自登山祈雨，由于劳累和受寒，疾病逐渐加重，“竟以勤绩卒于官”，去世时年仅52岁。当他的灵柩运回家乡的途中经过琼州海峡渡口时，参加乡试的百名生员，得知是陶公的灵柩，争相护行。陶元淳的好友冯景评价陶元淳：“名传后世，岂必位高年长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