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熊善初老人怀抱着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及个人陈述书等资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袁汝婷摄

　　▲档案记载的常德细菌战第一位受害者12岁的蔡桃儿。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袁汝婷、席敏

　　1941年11月4日,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

　　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日军飞机正在低飞盘旋。

　　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洒下不明颗粒。

　　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窸窸窣窣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后,有人将这些东西扫拢来,足有四五百斤。

　　几天后,家住城中心的蔡桃儿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潜入她的身体。

　　11月11日晚,蔡桃儿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日早晨死亡。

　　档案记载,蔡桃儿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卷土重来,戕害常德大地。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源供给地。

　　细菌战,这一反人类的国际犯罪,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在日本投降74年后的今天,这里有一群老人,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经历。

　　他们说,害怕自己走了以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

鼠疫蔓延:死亡不止7643人

　　蔡桃儿去世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

　　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畏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呕血、咯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

　　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日,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

　　无数家庭因此家毁人亡——

　　现年87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两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埋在乱葬岗上。

　　“奶奶不敢发出声,就用毛巾捂着嘴哭,直到捂出了血。”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四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

　　受害者遗属回忆,1942年春天,处于疫情高峰期的常德城内,夜间总有人穿街走巷,喊着亲人的名字哭嚎。有人哭瞎了双眼,还有人精神失常……

　　张礼忠痛失亲人一个月后,鼠疫病菌寄居在小贩李佑生身上,蔓延出城。

　　1942年5月4日,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现马鬃岭镇),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日死亡。

　　李佑生的小女儿李玉仙回忆,短短几天,接触过父亲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发病时间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死得惨。葬事无人办,棺材无人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毛根直竖。”

　　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

　　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繁华。今年97岁的王华璋曾居住于此,他是目前仍在世的极少数常德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之一。

　　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那一年,20岁的王华璋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娃娃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我没敢进去。”

　　短暂的停留,让王华璋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力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公桥,王华璋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力士的救治。

　　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我们才听说了‘鼠疫’。”王华璋说。

　　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今年90岁,住在石公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生命里。“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

　　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

　　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

　　一方面,法律认定受害者有极其严格的标准,7643人皆有名有姓、有详细病程,且有后人遗属为证；另一方面,对受害者的调查1996年才正式启动,56年过去,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

　　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

　　石公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没人留下姓名；

　　长岭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

　　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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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间化作了“瘟疫之城”。

　　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

　　83岁的遗属李明庭记得,疫情高发期的某一天,城西门外的焚尸炉,因疫尸太多,烧塌了。

对日诉讼:“让东京听见我们的愤怒”

　　2002年7月18日,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赶到了邮局。

　　当时,她是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主任,而她的怀里,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战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

　　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两年后,又有72名细菌战受害者加入原告团。

　　历时5年,开庭27次,直至2002年8月27日,诉讼一审判决。

　　律师一濑敬一郎在电话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十余天。

　　邮局年轻的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三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十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两千多元,却要历时40天。

　　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大白纸,粘在纸箱上,用黑笔写了一段话:

　　“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

　　花了2230元邮费,声援签名被寄出。陈玉芳内心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来不及了。”

　　大约8天后,她接到了一濑律师办公室中文翻译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

　　“不可能吧!是我们的签名吗?”她难以置信。

　　电话那头,翻译将纸箱上的话一字一句念出来,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

　　许多人都在为这次诉讼提供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

　　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其中既有以个人身份加入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有受害者遗属。声援团需要坐火车抵达上海,再从上海飞往东京。

　　可是,从湖南怀化通往上海、途径常德的火车每天仅有一趟,留给常德的卧铺指标仅有6张。声援团的同志来到火车站提出请求,对方也犯了难。就在这时,巧遇一名怀化火车站的负责人前来沟通工作,被引荐到陈玉芳的办公室。

　　“我把声援团为什么要去东京一五一十告诉了他。他只说‘等我消息’。”陈玉芳回忆,不久后,这名负责人给她打来了电话:“陈主任,我们给声援团另外挂一节卧铺车厢。你们一定加油!”

　　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声援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正面是受害者满目沧桑的照片,背面是一篇文章,题为“让东京知道我们的愤怒”。

　　飞机起飞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

　　声援团的成员张礼忠回忆,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都给我们。”成员们都不说话,空姐又说:“机长说了,交给我们,我们帮忙发。”

　　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手中。

　　几小时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

　　等其余乘客下机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

　　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两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

　　时隔17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

　　声援团走上了东京街头。他们打起反战横幅,分发宣传单,振臂高呼。出发之前,有些人有顾虑,问陈玉芳“去游行要不要喊口号”。“等真的走上街头,这些平时很沉稳的人,一个个冲在最前面,拉都拉不住,手臂挥得比其他人都高。”一位受害者遗属回忆。

　　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三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

　　“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

　　“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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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铁一般的证据,迫使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罪行。这也许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我们的愤怒。”陈玉芳说。

共同坚守:反人类罪行不能被忘记

　　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如何得来?

　　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陈玉芳说,其中常德的证据约占70%。

　　铁一般的证据背后,是一群老人的坚守——

　　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七八平方米的地方拾掇拾掇,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

　　六七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

　　今年79岁的徐万智是受害者遗属,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是“发人瘟”,不知是鼠疫。

　　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刺痛了徐万智,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

　　就这样,一批像徐万智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路途最远的一天骑了100多公里。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三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疫点,反复核查搜集。

　　加入调查委员会那一年,张礼忠早已年过花甲,负责管理资料。他不会用电脑,眼神也不太好,却靠着一笔一画写“正”字,归档整理了上万份受害者调查材料。

　　“当年做这些事的人,在世的都八十几岁了,还有好些人,去世了。”说完这句,现年87岁的张礼忠沉默良久。

　　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如今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两人——97岁的王华璋和90岁的熊善初。

　　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那是细菌战对日诉讼二审开庭,他来到东京,在日本法庭上做了陈述。熊善初居住的熊家桥村有73户、152人感染鼠疫死亡。

　　陈述书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了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法官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

　　然而,怀着巨大伤痛与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璋、张礼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

　　一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这还远远不够。

　　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二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

　　但,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

　　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后,2011年11月4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锋担任会长,徐万智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

　　我们见到高锋时,他刚从日本回来,这一次,他又自费花了三万多元,买回一堆关于侵华战争的日方资料。“先到日本的图书馆、资料室去找线索,找到与常德有关的,就抄下来、拍下来,再花几天到街头巷尾的旧书店去淘。”

　　这些年,高锋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点打捞起来。

　　今年69岁的胡精钢是协会的“年轻人”,懂一点儿“科技”。7643人的纸质名册,是他眯着眼睛、一字一字敲入电脑的。他打字不顺溜,590多页的名册,敲了半年。

　　几年前,胡精钢花了3000块钱,买下一个3.2米长、11.6米高、1.45米宽的储藏室,把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一些资料都放了进去。

　　“留下这些东西,总是有意义的。”胡精钢说,桃源有一位97岁的受害者遗属,在他录下口述六个月后离世。“把它们作为历史档案教育后人,就是意义。”

　　七十余年过去,一批执着的学者们,也在坚守——

　　2001年9月18日,湖南文理学院(时称常德师范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

　　湖南文理学院副校长李红革说,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在我们看来,它最有价值。”

　　66岁的研究所首席专家陈致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1941年日军常德细菌战对常德城区和石公桥镇和平居民的加害》,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

　　“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陈致远说。

　　研究所教授朱清如,在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声援团成员赴日,在日本街头,他高喊出“牢记历史”“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口号。“历史学的研究者是专业的、学术的、理性的,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有与生俱来的爱国情。”

　　在反人类的战争罪行面前,一些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献,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

　　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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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高锋前往日本祭拜已逝的土屋公献,见到了他的夫人土屋富美子。她告诉高锋:“以前我只知道先生是一名律师。直到两年前他离开,来自中国、美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参加追悼仪式,我才知道,先生这样伟大。”

　　“真正爱好和平的人,一定能感同身受,这是超越国别的情感共鸣。”高锋说,这些年来,研究者们、受害者遗属一直在呼吁为常德细菌战修建纪念馆、纪念碑。“等我们也老了,如果这些资料没人整理,这些证据没地方展出,这段历史,会不会被忘记?”

　　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

　　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

　　他把陈旧的、装满文件的塑料袋抱在怀里。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

　　70公里外,桃源县马鬃岭乡,一座小小的劫难碑,树立在群山环绕的兴街村。那是李佑生的孙子、抗美援朝老兵李宏华多方奔走呼吁后,社会各界出资修建。

　　离开劫难碑,我们随机走进了一所中学的课堂。初中的孩子们翻开历史教科书,里面没有关于细菌战的记载。我们询问,有谁听说过常德细菌战吗?49人的班级里,有5个孩子举起了手。

　　那一刻,与熊善初告别时他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们怕自己走了后,这段历史,再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