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800余名青年奔赴东北，书写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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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车北上逆烽烟，一路高歌解放天。”

　　周长源曾这样形容自己“北上”的经历。他出生于浙江平湖，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8月，时年23岁的周长源大学毕业，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作，成为大学里一名边学习、边教课的“小老师”。

　　和他一起来到学校的，还有8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这支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27.5岁，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周长源一样，放弃了南方鱼米之乡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地处边陲、气候严寒的荒芜之地，吃着高粱米、苞米面，承担起哈工大推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重任。

　　“边学边教边建”

　　“我为什么要来哈工大？是因为‘希望’。”

　　和周长源同年来到哈工大的秦裕琨，当年只有20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秦裕琨填写工作意向时，第一志愿写的是去东北。在哈工大，他的身份是“师资研究生”。在这里，这些年轻人要“边学边教边建”。

　　1950年，哈工大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学校里的中国教师只有24人。中央确定的哈工大办学方针是“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指示哈工大要“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1957年，8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承担了全校的教学任务。

　　家住上海的秦裕琨来到哈尔滨才第一次体验到东北的艰苦。“坦率地说，那时候的气候、饮食、住宿条件都很差。我们冬天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羊皮袄，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高粱米饭。学校里有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30个人住一个屋子。”秦裕琨说。

　　在一张老照片里，秦裕琨和几个研究生同学在一起，意气风发，笑容灿烂。在秦裕琨的心中，那段日子物质上的“苦”只是愉悦心情的调味剂。

　　秦裕琨年少时曾在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过，现年86岁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为什么我们在（哈工大）这里热情这么高呢？以前我在上海，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受尽屈辱的样子。新中国成立了，祖国告诉我们要去国家需要的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新的中国，我当然要去！我们终于看到了改变，看到了希望！在学校里，我看到旁边的厂房建起来了，周围的大学也在建设，中国正在发展，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从没在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学习压力很大，可乐此不疲，唯一的问题是教课不敢讲得太快，因为后续的课程自己还没学过。”秦裕琨既做学生又任教师，白天跟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并为本科生上课。

　　有时候，他刚作为学生下了课就得赶紧跑着去教课。就这样，他参与组建了国内最早的锅炉专业（后改为“热能工程专业”——记者注），编写了该专业的第一本教材。

　　1950年，比秦裕琨大两岁的马祖光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到哈工大。在这里，马祖光也做起了“小老师”，边读研，边工作，并参与组建物理教研室。

　　1970年，马祖光和同事认为激光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决定创建激光专业。那时，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马祖光在那段时间每天到黑龙江省图书馆外文部查阅资料，有时还用透明纸把图仔细地描下来，常常一坐就是一天。他摘录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晚上还要花大量时间翻译资料，第二天再给其他老师讲解。

　　“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马祖光说。创业之初，为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他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的民用项目。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在这之后的20年里，他为这一专业设置了5个稳定的科研方向，建立了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学科。2001年，马祖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哈工大，马祖光式的爱国奋斗故事随处可见，学校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哈工大，马祖光像很多人，很多人像马祖光。”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在中国高校的校训中，哈工大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流露出鲜明的工科生风格。哈工大“八百壮士”将这八个字，融入到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

　　对于哈工大“八百壮士”来说，上课可以算作一门“功夫”。

　　“作为教师，从1953年踏上讲台，到1999年春上完最后一堂课告别讲台，合计46年，中间七折八扣，40年还是有的。自忖还算得上基本合格。”周长源说。

　　在周长源的学生、哈工大电气学院副院长霍炬的印象里，周长源对时间的把控精准到令人惊叹。“老师每次上课，永远都会提前15分钟到。每次周老师讲完最后一部分内容，把手中的粉笔放到桌子上时，下课铃总是准时响起。”

　　虽然有如此传奇的“本事”，周长源认为自己的学问只能归为“记问之学”一类，即自己先弄懂了，然后把学生教懂。“照先儒的说法，‘记问之学’是不足为人师的，但是从教学态度上讲，认认真真教书，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好像还说得过去。”他曾说。

　　在哈工大的几十年，周长源先后担任电工基础教研室副主任、电工教研室主任，1983年从电机系副主任调任教务处处长，1985年被任命为教学副校长。

　　“眼睛看一遍、脑子想一遍、笔记记一遍，印象越来越深。这样边读边记，帮助理解，避免马虎。”为了给学生开一门新课，行政工作繁忙的周长源把时间化整为零，充分利用起会前、听报告的间歇或者茶余饭后的零碎时间。他经常利用晚上9点到12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备课，光教学笔记就写了五六遍、30多本。

　　“规格”，则体现在“铁将军把关”式的科研与教学中。

　　上世纪50年代，电机系副主任、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曾与周长源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俞大光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工教研室主任、电机系副主任、副教授，擅长电工基本理论研究，也因治学严谨、教学严厉而闻名全校。

　　当年，学生们背地里称俞大光为“铁将军”，他任教的“电工基础”课被学生称为“老虎课”。当时，俞大光要求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要能讲出道理来。他在考试前先进行考查，成绩偏下的学生要经两三次考查才能参加考试，有时全班竟没有一个人得“优秀”。因此，他得到了“铁将军把关”的称号。

　　“俞大光老师去世时，我们都在思考，我们能继承什么？我想就是他这种‘铁将军把关’的精神。‘八百壮士’留给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的是对时间的遵守、对工作的执着。一开始，我们是模仿他们，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严’字背后对学生的关爱。”霍炬说。

　　“让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

　　“八百壮士”的年代，哈工大的教授队伍也是出了名的年轻。到1957年，学校先后提拔副教授13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为37岁；1962年评定副教授40名，平均年龄为34岁。

　　而当“壮士”老了，他们选择把“担子压到年轻人身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1964年来到哈工大任教，他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我培养了一些人才，培养了一些研究生；第二件，我做了一点学问；第三件，我成为全国第一个航天学院的首任院长，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这就是让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只有这样，时代、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有希望。”杜善义说。

　　杜善义做科研跨了“三界”：“我大学学的是力学，所以力学界的人认为我是研究力学的；我研究复合材料，也有人认为我是做材料的，还有人认为我是搞航天的，所以力学界、材料学界、航天界我现在都比较熟悉。”

　　“跨三界”的杜善义，培养的学生也是复合型人才。他招的研究生来自不同的专业。这样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学习，一起解决一些在复合材料研制和应用中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今，杜善义团队中的许多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成了各个学科的精英，其中有中国青年科技奖者2人、长江学者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

　　我国很多航天人才也是从哈工大走出来的，包括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载人航天工程原总指挥李继耐、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枞鹏等。

　　说起哈工大“八百壮士”对年轻人的影响，哈工大校团委书记王东升深有感触。

　　作为团委书记，王东升经常在各种场合给学生们讲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故事。在他针对本科新生的文化素质课《大学生活与人生轨迹》上，一个男生曾在结课寄语中写道：“没有想到学校还有一段这样的历史，哈工大‘八百壮士’的家国情怀让我很受震动。”后来，这个男生转专业，去了国防类专业。

　　王东升说：“2005年读博士时，我成为哈工大‘八百壮士’之一郭大智教授的助教，一做就是5年。我就是站在郭老师的肩膀上取得一些教学成绩的。从2010年到现在，我讲了6轮课，郭老师都风雨无阻地听课、提意见、帮我修改讲稿，这种勤勉让年轻人佩服。观察这样的师长，让我感受到四个字——博、精、深、高。”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叶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