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之际黄帝崇拜兴起，时人多假托黄帝著书立说。司马迁撰《五帝本纪》时，黄帝生平事迹已是众说纷纭、真伪难辨，以至于让司马迁发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的感叹。那么，从“百家言黄帝”到“自成一家言”，司马迁究竟是依据什么进行取舍的呢？本文拟结合“百家言黄帝”的具体语境，试图还原《史记》塑造黄帝形象的过程。

　　司马迁撰《五帝本纪》，《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姓》是其最主要的依据。《五帝本纪》对此有明确交代：“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史记索隐》注曰：“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汉儒不传学此二篇，是因为他们怀疑其并非圣人之言。《小戴礼记》就不传此二篇。因此，司马迁据《五帝德》《帝系姓》为黄帝立传，有必要先对二者的真伪进行验证。

　　首先，司马迁以可信度最高的先秦史书《春秋》《国语》对《五帝德》《帝系姓》进行验证。《五帝德》所载黄帝事迹，大致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黄帝的“武功”，即“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国语》《左传》对此皆有记载。二是黄帝的“德行”，即“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等。《国语》对此亦有记载，《鲁语上》中已出现“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之说。《帝系姓》所记黄帝世系，《国语·鲁语上》亦有相关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其次，司马迁还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五帝本纪》云：“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史记索隐》注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司马迁所到之处，长老们往往会向他讲述当地流传的黄帝故事。司马迁通过将《五帝德》《帝系姓》，与史书《春秋》《国语》以及自己在走访调查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相互印证，发现二者所载“皆不虚”。

　　司马迁采用“多重证据法”，对《五帝德》《帝系姓》的真实性进行验证后，才将其作为撰《五帝本纪》的主要依据。司马迁的这一做法，对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在方法论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尽管《五帝本纪》的叙事框架来自《五帝德》，其所载黄帝事迹亦多取材于它，但司马迁对《五帝德》并不盲目信从，也没有照抄照录。

　　《五帝德》称黄帝“乘龙扆云”，而先秦文献中类似的传说早已有之。如“黄帝得之，以登云天”（《庄子·大宗师》），“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韩非子·十过》）。秦汉时期神仙信仰盛行于世，黄帝也成为时人眼中有名的神仙。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方士公孙卿曾向汉武帝讲述黄帝“乘龙升仙”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大戴礼记解诂》云：“乘龙者，《左传》曰：‘古者畜龙。’……扆云者，杜注《左传》云：‘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记事也。’”《周礼·廋人》云：“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又《仪礼·觐礼》称“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可见，古时确有称马为龙者。但用“骑马”和“云瑞”来解释“乘龙扆云”却不妥。司马迁明了黄帝“乘龙升仙”之缘起，所以他在为黄帝立传时，有意识剔除了“乘龙扆云”这一“虚妄”之说。《五帝本纪》称黄帝“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

　　《五帝德》开篇宰我问曰：“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答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孔子对“黄帝四面”的解释。《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尸子》云：“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但是，宰我、子贡之所以会心生疑惑而求教于孔子，显然是因为听到了黄帝“三百岁”和“四张脸”的传说。孔子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但他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司马迁撰《五帝本纪》时，便自觉舍弃了“黄帝三百年”之说。

　　黄帝乃上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后世流传的黄帝故事总是历史中含神话、神话中有信史，只有剥离神话成分，才能还原史实。司马迁对《五帝德》的取舍，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理性与睿智。

　　《五帝本纪》所载黄帝生平事迹，尽管是以《五帝德》为主要依据，但司马迁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此。

　　《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之“武功”，既有阪泉之战，又有涿鹿之战；而《五帝德》并未记载涿鹿之战，也没有提到蚩尤之名。《五帝本纪》曾称“《尚书》独载尧以来”，又称“《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其实，先秦文献记载蚩尤事迹者颇多，如“蚩尤惟始作乱”（《尚书·吕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庄子·盗跖》），“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战国策·秦策一》）等。《逸周书·尝麦解》对“黄帝擒蚩尤”有较为完整的记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山海经》亦有相关记载，只是多了些神话色彩。如《大荒北经》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正是有了这些古文献依据，司马迁才将涿鹿之战载入《五帝本纪》。

　　司马迁撰《五帝本纪》，其困惑主要就在于古史资料的严重缺乏，而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尤甚。《大戴礼记·用兵》云：“公曰：‘蚩尤作兵与？’子曰：‘否……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何器之能作！’”《管子·地数》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又称“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大戴礼记》不载涿鹿之战，就连“蚩尤作兵”说也予以否定。然而，司马迁并没有因此而怀疑“黄帝擒蚩尤”的真实性。《五帝本纪》载黄帝通过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征服了“欲侵陵诸侯”的炎帝，又擒杀了“作乱”的蚩尤，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黄帝中华第一古帝的形象由此而得以确立。

　　《五帝德》所记黄帝事迹毕竟太过简单粗略，因此司马迁在去除其“不雅驯”内容的同时，又依据“百家言”增添了不少新史实。这样一来，与《五帝德》相比，《五帝本纪》的黄帝形象就变得更加可信，也更为丰满。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说过：“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然而，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事迹，却并不完全符合司马迁自己设定的“雅驯”这一取舍标准。

　　《五帝本纪》开篇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史记索隐》注曰：“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司马迁此语原出自《五帝德》，意思是说，黄帝生来与众不同，神奇而有灵性，出生不久就会开口说话。这一违背常理的灵异之说，竟被司马迁当信史记录下来。后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生发，于是就出现了更为荒诞离奇的灵异故事。如《史记正义》云：“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

　　汉代学者普遍相信符瑞、精怪等灵异之说。王充是汉代杰出的思想家，以“疾虚妄”著称于世，却也具有明显的“宿命论”思想。如《论衡·吉验》云：“凡人禀贵命于天，必有吉验见于地。见于地，故有天命也。验见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祯祥，或以光气。”班彪、班固亦如此。《五帝本纪》所载黄帝事迹之所以会存在“不雅驯”的缺憾，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认识水平还有其时代局限性。

　　尽管如此，《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第一本纪，又将黄帝置于五帝之首，通过对“百家言”进行辨别、取舍与整合，从而成功塑造了堪称经典的黄帝形象。黄帝后世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司马迁功不可没。

    （作者：姚圣良，系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