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四川省泸定县，几位老百姓在泸定桥头售卖李子、核桃、无花果等当地物产。当年飞夺泸定桥的战地，如今已是旅游胜地。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鑫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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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花白的刘东升曾经在泸定桥上来回走了十几次，每次都眼中含泪。他试图把父亲刘金山讲述过的画面跟眼前的景象联系在一起：如今这里游人如织，桥身摇晃带来的是尖叫，是乐趣；然而84年前，光秃秃的铁链被烧红时，晃动的背后是生死——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死，还关乎一支队伍的存亡。

　　22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早已被写进语文课本。刘金山就是其中一位勇士。1935年5月29日，他们匍匐在铁链上，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对面，背后有战友的冲锋号，还有猛烈的火力支持，那是他们最坚实的后盾。这个战斗画面，是红军长征的华章。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和面对艰险时的意志力，凝聚在那13根铁索上。

　　18勇士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四团先遣部队“昼夜兼程二百四”，与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一道，呈现了一支军队最为核心的品格：军令如山、骁勇善战、意志坚定。只有做到了这种极端的程度，才让蒋介石再次围歼梦碎，让红军由南向北转移的战略成为可能。

　　有人会在激情澎湃的战斗故事中忽略失败的可怕后果。金一南在《苦难辉煌》里这样描述：“如果泸定桥不能夺占，必然出现毛泽东说的那种局面：‘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这意味着，“当时3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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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是严苛的、吝啬的，起码对红军而言如此。

　　四渡赤水，转战川南，巧渡金沙江后，红军曾远远甩下敌人。但从1935年5月9日至14日强攻会理6天未果，待到15日决定放弃对会理的围攻继续北上时，时间的天平已经开始倒向国民党一方。

　　眼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走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但要直面国民党重兵；另一条是小路，走冕宁、大桥镇、拖乌到安顺场。根据地下党的情报，此时冕宁的国民党县长已弃城逃跑，但是冕宁山路崎岖难行，还要通过国民党治下民族矛盾尖锐的彝族聚居区。

　　布置大渡河会战时，蒋介石在一封电文里这样描述红军前往大渡河的路途：“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

　　然而，红军以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了冕宁。他们作风严谨，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拿出极大的诚意，甚至在彝族人的冷枪下不曾还击。这才产生了刘伯承与彝族部落头领小叶丹结拜为兄弟的佳话。

　　“彝海结盟”之后，红军在今四川雅安石棉县擦罗彝族乡开仓放了国民党刘文辉部队的军粮，不仅自己备足3天口粮，还让当地天天看着粮仓却饱受饥饿之苦的老百姓，成功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时节。直到今天，当年8岁的龙桂芳老人一提起红军给他们家的两百多斤“红花米”，因苍老而迟缓平静的眼神都突然亮了起来。

　　擦罗彝族乡距离安顺场30里地。当红军行至安顺场想找船工帮忙渡河时，一部分当地人，也包括船工，早就躲进了山里。而第一个站出来帮红军渡河的船老大帅仕高，起初只敢透过门缝打量红军。

　　石棉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刘洪提到擦罗开仓放粮的影响时说，“红军的胜利其实就是从这样的小事开始的”。那时，时间可谓是红军的生命。他们没时间大搞宣传、扩红，但是放粮、不打扰当地居民，这些快速行军过程中的无心插柳，为接下来强渡大渡河提供了便利。

　　在安顺场，如果没有红军对船工的善待，给他们搭棚子、煮白米饭，77位，这个看似不大的、自发帮助红军的船工数量，也将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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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大渡河两岸耸立的黑色崖壁上开着各种蓝色、黄色的花朵。可在历史上，这里的美景染着血色。三国时期蜀国军队无数次渡过眼下这奔腾的河水，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和他的数万将士，也曾于此血染大渡河。

　　1935年5月24日，红军也来到了这里。先遣部队夜袭安顺场。5月，即便是对帅仕高这样富有经验的船工，也是不友好的时节。当地没人愿在5月强顶汛期渡河。300多米宽的大渡河，波浪滔滔，水流湍急，可以轻易在转瞬间吞噬生命。河水发出的隆隆声甚至在红军未到安顺场、行至马鞍山时就能听到。

　　时间要靠自己争取。在此期间，红五团为了掩护安顺场的强渡战斗，佯攻大树堡，扬言要经那里渡河，攻打富林，直取雅安，进军成都。他们砍竹扎筏，拆了关帝庙、王爷庙，连自己的红军战士都以为要在那里渡河。他们的佯攻，使蒋介石、刘文辉一连好几天摸不清红一方面军主力真正的行动方向，为安顺场强渡赢取了时间。

　　夺取安顺场前，聂荣臻曾问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继先说：“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1863年，也是5月，也是此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大军为河水所阻挡，在清军围困下全军覆灭。宣扬朱毛红军定会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传单，国民党已经派飞机撒了好几天。

　　5月25日天刚亮，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萧华作了战斗动员。他问：“谁愿意坐第一船去？”报名踊跃。最后，孙继先和团长杨得志、二连连长熊尚林仔细商量，确定下了总计18人的名单。每个人带上一支驳壳枪，一挺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6到8颗手榴弹，在七八位有经验的船工帮助下，计划分两批强渡。

　　这是他们发现的唯一一条船。考虑到水流方向，往返一次需要走完一个三角形，耗时1个多小时。这条船最多每次坐40人，全军渡河要1个多月，但是，如果孙继先、熊尚林失败，红军连走安顺场渡口的希望都渺茫了。

　　水急浪高，暗礁很多，对面还有敌人机枪的密集扫射。没有人能如天神下凡，只凭不到十杆枪和几颗手榴弹就拿下渡口。因此，突击队准备完毕时，刘伯承已经叫神炮手赵章成瞄准对岸敌人的两个碉堡。刘伯承对他说：“我们就几发炮弹，听命令，一定要打准。”

　　在岸上的红军动用了几十挺轻重机枪，从不同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萧华亲自吹起军号，刘伯承、聂荣臻走出工事，站在岸边看着强渡行动的进程。

　　船工帅仕高的孙子帅飞讲述了爷爷当年渡河的惊险时刻。渡船突然卡在“尖石包”，恰是敌人的有效射程之内。帅仕高和其他3名船工情急之下跳到礁石上，往外猛推小船。见红军重新行进，越发靠近岸边，国民党守军仓皇逃跑。逃跑前，他们还将一颗手榴弹扔到了帅仕高身边。帅飞说，幸运的是，那颗手榴弹引线未被拉掉，被红军战士迅速扔出，没有毁掉这艘船。

　　随着渡河的成功，在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军又发现、修复了两艘船。可这三艘小船负担不了红军快速渡江的重任。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达安顺场。一众军委领导人开了一个小会，水流太急，架桥已无希望，尾随的国民党薛岳、杨森部队距离红军只有几天路程，中革军委迅速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

　　如此，已经通过安顺场的7000多人，由刘伯承、聂荣臻继续率领，组成右纵队。一旦无法与主力红军会合，就去川西开创局面。左纵队则以红二师四团为前卫，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了此次强渡的深远意义：“强渡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在那里失败了，红军就可能被消灭。”

　　强渡大渡河后，左路纵队接到“死命令”：安顺场至泸定桥320里，限定3日内到达。

　　不过，敌情发生了新变化。在中革军委到达泸定桥的同一天，蒋介石亲赴成都督战。国民党增援力量也正朝泸定桥奔袭。部队才走了一天，5月28日凌晨，红四团又接到电令，要求他们再提前一天赶到泸定桥。此时，离限期已经不足一昼夜，而距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路。

　　“你们要用最高度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电文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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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泸定县城，横跨大渡河的铁索桥已经铺上了密集的木板，随着桥面的摇晃，铁索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和着咆哮的大渡河水声，给游客制造了一种惊险、刺激的体验。安全是有保障的，每隔几米就有安保人员在桥上守护，桥下，一艘冲锋舟停靠在岸边，工作人员随时待命，以防万一。

　　84年前可不是这样子。红四团一昼夜奔袭240里到达这里的时候，战士们疲惫不堪。更要命的是，桥上的木板全被国民党守军抽走，只剩下13根摇摇晃晃的铁索。美国一位女旅行家1908年行至这里的时候，曾形容铁索“单薄得像蛛丝一样”。

　　蒋介石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及其补充修订的预案中，对红军渡河点的判定是在宁雅正道，泸定桥在防御部署中处于“边角位置”。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发现红军从安顺场夹河而上时，感觉到了泸定桥受到的威胁，才开始紧急调兵防守。事实上，守军只比红四团先到一个晚上。

　　抽走桥上的木板之后，在几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泸定桥东岸的防御工事里，守军信心满满。当时的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轲亨华，在上世纪70年代接受时任泸定县媒体记者杨仕强采访时曾回忆，他的长官对他说：“红军插着翅膀都飞不过来，飞过来都把他打落。”守军甚至用轻蔑的言语向对岸的红军挑衅。

　　22名红军战士担负突击任务，他们要顺着铁索打到大渡河东岸去。50多年后，其中一名突击队员李友林才对儿子李理详细讲起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他说：“当时我只能想到活，不能想到死。如果想到死了，也许就过不去了。”

　　战友的支持包括布局在西岸的火力支援，以及全团司号员一齐吹响的冲锋号。突击队员之一刘金山曾向儿子刘东升描述过当时的场景：敌人的子弹几乎是擦着头皮呼啸而过，打在铁索上当当当地响，还溅起火花。

　　夺桥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守军曾向远处的驻军、袁国瑞率领的第四旅求援，但因为第四旅正遭到东岸的红一师的攻击，无暇增援。由此，泸定桥的守军决心动摇，为免遭红军全歼，团长李全山率部撤退。

　　泸定桥被拿下了。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对22名突击队员授奖，奖品是一套列宁服、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一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以表彰他们夺占泸定桥的巨大功勋”。

　　泸定城失陷的消息令国民党政府感到紧张。根据四川省档案馆的一份史料，步二旅与西康专员公署发布消息函，要求“所有泸定县城失陷一节，应免公布”。刘文辉因在构筑金沙江、大渡河沿岸碉堡封锁线“一味敷衍、实未遵办”，被通令“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毛泽东亦谈到了飞夺泸定桥一战：红军之全部渡过泸定桥，确为红军的莫大成功，如红军不能过桥，则安顺场渡河至北岸之一师，势将孤军作战，而南岸之红军主力则必走西康……红军则极难克服困难也。今红军全部渡河，自此川陕甘青几省均将为红军活动之地区矣。

　　本报四川石棉7月31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胡宁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