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南界村，有一座红二、六军团会师遗址。村民孙相儒、孙相炎兄弟经常来这里瞻仰。对他们而言，这里不仅是红军走过的地方，也是父母参加革命斗争、在南腰界相依为命的见证。

　　“我父亲孙少轩，重庆涪陵人，是红二军团的人。母亲谭世英，湖南茶陵人，在红六军团。以前认不到的两个人因为当红军，在这里遇到了。”孙相儒说，1934年10月，就是在南腰界，他们父母分属的两支红军部队胜利会师。

　　上世纪20年代，贺龙在涪陵当川东边防军警备旅旅长，由于军纪严明，还曾扣押为北洋军阀运送军火的日本货轮，深受涪陵人民爱戴。那时，年少青葱的孙少轩对贺龙甚是崇敬。1933年，贺龙率红二军团攻打涪陵，在丰都兵工厂做工的孙少轩与工人们一同起义，参加了红军，随军修理枪械。

　　1934年6月，孙少轩作为红三军的一员，在贺龙的率领下入驻南腰界。

　　1934年10月26日下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所属部队指战员共8000多人会师南腰界。 红六军团有一位宣传员名叫谭世英。这位女红军和她的3个姐姐从1932年开始就在家乡湖南茶陵参加革命。在跟随红六军团西征的路上，她的4个孩子或夭折或送给了沿途百姓寄养。在过湘江时，谭世英也被枪炮炸伤了眼睛，导致视力降低。

　　西征以来，谭世英和红六军团的战士们就一直在长途奔波、各种战斗中度过。到达南腰界后，这里的老百姓和红军给他们准备了粮食、油盐，以及足够的床铺，让他们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会师后的1934年10月28日清晨，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熟悉当地情况的孙少轩在当地潜伏下来，隐姓埋名，作为交通员继续在酉阳、秀山、沿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而谭世英则被编入黔东独立师，在一场战斗中被俘，被敌军关押在甘龙口。

　　后来，谭世英被当地军阀卖到沿河县的一个地主家。在一次做工时，她找准机会偷偷逃了出来，但因为患有伤病，又不敢声张，只好在街上要饭。此时，一直在沿河等地活动的孙少轩了解到谭世英的情况，偷偷把她带回家中收留。

　　“那时候国民党军、还乡团很厉害，我的父亲把母亲带回家以后，才敢说出自己也是红军。”孙相炎说，从那以后，这两个流落的红军相依为命，在南腰界镇团结村潭溪隐姓埋名生活下来。

　　因为是外来户分不到田地，孙少轩只好凭借修理枪械的技能出门赚些零钱，谭世英则出门要饭，以此勉强养活两个儿子。虽然持家艰难，经常食不果腹，但谭世英和孙少轩一直都在期盼红军回来。

　　因为国民党军长期驻守，这对流落的红军夫妻一直不敢公开自己的红军身份，对于两兄弟的疑惑也总是回答“要永远相信红军是好的，要等着红军回来”。

　　孙相儒还记得，在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母亲谭世英还劝说当地土匪放下刀枪、不再偷抢。“我母亲跟他们说，马上要解放了，当年从这里离开的红军就要回来了”。

　　对于母亲，孙相炎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经常流泪的眼睛。1954年去世前，谭世英十分想念早夭的子女和离开的红军队伍，常常悲伤痛哭，晚年哭瞎了眼睛。谭世英经常边哭边告诉兄弟俩，她最大的愿望是与家乡茶陵的亲人取得联系，让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牺牲，只是流落在南腰界这个红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954年谭世英去世前，还经常告诫孙相儒兄弟俩：国旗的红色是大家用鲜血染红的，要发扬革命传统、继承红军精神。去世前，谭世英嘱咐兄弟俩，要教育子女多读书，为革命作贡献，她还给自己的孙辈早早起好了名字：孙永红、孙永军、孙永强、孙永胜，要让后辈永远相信“红军强胜”。

　　本报重庆酉阳7月22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林 田文生 见习记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