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又是一年七月七，每当时间转至此刻，国之不国的耻辱，山河沦陷的悲哀，民族危亡的沉痛，总会在心头一一苏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的守军

光阴荏苒、岁月流转

回望八十二年前的今日

那段血与火熔刻的历史

究竟留下什么让我们警醒？ 

阴谋与和谈

七七事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1937年7月7日午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现混乱，丢失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

大门紧闭的宛平城

29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双方军队的交涉一直持续到7月8日凌晨5时许，借着熹微的晨光，日军突然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了进攻。炮火向宛平县城狂轰乱炸。

卢沟桥

当日晚，中国守军第29军第110旅奋起抵抗，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的三次进攻。守卫宛平城与卢沟桥的第三营官兵高喊“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口号，多次打退日军进攻。日军第3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的29军只有两个排，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吉星文团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驻宛平的中国军队紧急奔赴卢沟桥战场

同在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发卢沟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同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全国备战，并令第26军孙连仲等部4个师归宋哲元指挥，支援第29军作战。

战事仿佛一触即发。

然而，箭在弦上之际，对决角力的双方却都暂时松了手。

7月9日晨，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达成了三项口头协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29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人数限制在300人之内。

随后几天，和谈在零星冲突中时断时续。宛平城城门紧闭，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也得拽着绳子被人从城头上吊下去。

中方对和谈的态度应该说是充满诚意的，因为希望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七七事变”的，正是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妥协与溃败

宋哲元曾经是抗日最坚决的将领之一。他带领的29军，以抗日热忱闻名全国，与这位军长不无关系。

宋哲元

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宋哲元率领的29军，虽然装备陈旧，补给困难，但凭借大刀、手榴弹和不屈的精神，以近战、夜战歼灭日军3000多人，取得了喜峰口、罗文峪大捷，使得29军的大刀队扬威海内外。宋哲元也由此取得了最高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

大刀队将士操练

29军日常的教育非常重视激发士兵的爱国热情，比如每周末有意识的饿上一顿，让士兵在营房里回想日本人的侵华行径，又或者周末改善伙食买上一头猪，让士兵们喊着抗日口号进行刺杀。

英国摄影师拍摄的身背大刀的29军士兵

抗战馆收藏的抗日将士用的大刀。

在鲜明的爱国教育下，29军上下抗日热情高涨。然而，在“七七”之后的十多天里，宋哲元却没有像四年前那样下死令抵抗，而是一直对日军妥协，竭力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因为比起日本人，当时宋哲元还对中央政府心存戒意，担心中央军假途灭虢，趁机削弱29军对平津地区的控制。所以“七七”之后，他一再寄希望于和谈，甚至没有允许中央军进入华北，甚至把一些正确意见也当成耳旁风。

为了保住平津地区的这份“家业”，宋哲元试图在日方和中央政府的夹缝中求存，甚至不惜放弃军事准备主动求和。他下令从7月14日开始，解除北平戒严，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严禁29军与日军发生摩擦。

直到7月23日，天津《大公报》上，范长江发表了通讯《卢沟桥畔》，一触即发的大战气氛才见诸报端。

1937年7月《大公报》刊登的范长江《卢沟桥畔》

在文中，范长江真实地描述了29军官兵面临的残酷现实——没有担架兵、看护队、医官、野战医院等战争时应有的设备，对于将士的死伤救护束手无策。后方的交通运输、电讯通讯等也没有做应有的布置，在日军组织了完备的铁路和汽车运输时，29军守军却全恃民夫们的毛驴和大车往还运输。

驻守北平的二十九军战士肩上背着机枪子弹袋，挂着传统的中国大刀。刊于1937年8月28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这张生动的脸，就是1937年前冲在抗日第一线勇士。

27日中午，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令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随即向宋哲元下达了最后通牒，要他撤出华北的军队。

28日凌晨，日军发动全线进攻。几乎一夜之间，北平沦陷。

背叛与血战

1937年7月28日，一场空前激烈、残酷、血腥的大战降临在南苑军营。

对于南苑守军而言，这几乎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因为枪是隔壁打来的，雷是“友军”埋的，这个埋下29军败局之雷的，隐藏在第二十九军上层的叛徒、担任“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处长、平津绥靖公署高等顾问的潘毓桂。

潘毓桂，自幼饱读诗书，不仅是清末举人，还曾留学日本，能说中日英等国语言。除了高学历，还收藏古董、精通书画、爱好书法。可以说是一个人才，但他却因一己私利出卖同胞，且次次巨害。

第一次，是在七七事变后半个月，当时29军军长宋哲元制定好反攻日军计划，潘毓桂转头就将消息告诉了日本人。

日本媒体当时对南苑血战的报道

宋哲元的反攻计划定于1937年8月1日进行，故需将主力赵登禹所部调来换防。赵登禹没想到，这一消息竟被日军提前获悉。

赵登禹带着132师3个主力团中的一个先赶到南苑，其余两团稍后抵达。1937年7月27日，已提前获知情报的日军，对后来赶到的两个团进行伏击，部队一头扎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激战后被全歼。

潘毓桂不仅出卖了29军换防调动的时间、地点，甚至连兵力部署也一并告知了日军，依据潘毓桂提供的情报，日军首先集中猛攻南苑军营南面的军训团学兵据守的阵地。

这些学生兵大多是北平各大学、中学弃笔从戎的，宋哲元把他们当做未来军队骨干培养，甚至舍不得让他们上前线，把他们安置到了相对安全的南面阵地。在战斗前几个小时，他们才刚刚拿上枪。

稚气未脱的学生兵

潘毓桂的投敌叛变，导致宋哲元的这群学生兵，死伤逾1100人，而进攻的日军却伤亡不到100人，近乎11比1的代价。

而他的第二次出卖，则直接导致了29军的全面溃败。

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7月28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潘毓桂一不做二不休，向日军迅速提供了第二十九军军部关于南苑守军的撤退命令、撤退时间、撤退路线等各种机密情报。撤退的命令还没到达中方将领手上，就已出现在日本人的桌上。

下午4时，退下来的中国军队甫一进入，日军炮火就铺天盖地而来。这场战斗，日军甚至没有构筑工事掩体，组织也混乱，但打击目标十分明显，以至于不用瞄准，再加上日军的空中轰炸，赵登禹部被打得措手不及，这场战斗成为一面倒的屠杀。

赵登禹所坐的轿车，遭到火力重点覆盖，被打成了筛子，死状惨烈，牺牲时年仅39岁。

副军长佟麟阁则是先被击伤落马，随后在带伤指挥部下突围时，头部再次中弹而牺牲。

在南苑战斗中壮烈牺牲的佟麟阁（左）赵登禹（右）。

这是29军平津抗战中最为惨烈的一幕，也是南苑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次日，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

讽刺的是，出卖了南苑守军的叛徒潘毓桂，被日伪封为“北平警察局局长”，不久又升任天津市长，抗战胜利后还在法庭上厚颜无耻地诡辩，其动机实为免“战事蔓延、祸及生民”，“所谓卖国，实为爱国”。

潘毓桂（一排左二）与日伪合影

北平之殇

7月28日晚，大势已去。

黄昏时分，29军残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退回北平，终于集结起来。随后，有命令传来，要所有官兵到中南海集合、休整。

7月29日，拂晓，日军独立第11混成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陷。随后，在北苑的独立第39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北平城内的独立27旅也被日军解除武装。

这一天，北平沦陷。一天之后，天津沦陷。

1937年8月7日，英国《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沦陷后的北平城的报导，标题：俯瞰在中国北方战斗中被国民政府遗弃的北平。

北海

前门

八十二年光阴荏苒

战争的阴霾

已被和平的阳光驱散

然而

这段熔刻着血与火的历史

今日，每日

警示着我们——

走得再远

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

驻守宛平城的士兵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游客在宛平城内游玩

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通过前门大街。

游客在北京前门大街游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围攻河北省宛平城。驻守宛平城内的国民党第29军参谋王启元被士兵用绳子系腰，缒出城外，去与围城日军谈判。

如今的宛平城一角。

1937年8月8日，日军列队登上永定门城楼。

如今的北京永定门城楼。

胜利绝不从妥协中求得

唯有壮大自己

才能坚守和平正义

背叛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终将受到历史的审判

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热血赤子

才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今日，每日

永志不忘！

铭记！奋进！自强！

来源：北京日报（ID：Beijing_Daily，整理：张力）综合人民网、环球网、《北京日报·旧京图说） 制图：杨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