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一晴一家三口幸福合影。（采访对象供图）

核心 提示

本报记者 李　波

今年31岁的付一晴有着“三重身份”——残疾人、创业者、志愿者。她幼年时脊柱侧弯92度，在医学上是一个残疾人；大学毕业后，注册成立沈阳光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身为总经理的她成为一名创业者；创业成功后，她怀着感恩之心开始回馈社会，经常参加各种助残、助老、扶困等公益活动，成为一名活跃的志愿者。在亲人们的支持下，自强不息的付一晴把每个角色都演绎得十分精彩，今年1月，她被评为“2018感动沈阳人物”。

1月24日，在“2018感动沈阳人物”颁奖典礼上，付一晴笔直地站在舞台上，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接过奖杯。那一刻的她，光彩照人。谁也想不到，她挺拔的身躯，其实是靠身体里的9颗钢钉支撑的。

时隔3个月说起那天晚上，平时走路还会摔跟头的付一晴仍有些战战兢兢。“换完高跟鞋上台时，我走得很慢，不停地提醒自己，要走稳每一步，不能摔倒在台上。”付一晴说。

这个有着残疾人、创业者、志愿者“三重身份”的年轻女人，给人的印象总是坚强、乐观、善良、豁达的。

病毒性脑炎留下严重后遗症

1990年春天，1岁多的付一晴高烧不退直至昏迷，送到医院后经过骨髓穿刺确诊为病毒性脑炎。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得了这种病就像被判了死刑。但是在昏迷了八天八夜后，付一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出院后，付一晴走路的姿势跟别的孩子不太一样，可父母仍然沉浸在孩子死里逃生的喜悦中，并没有太在意。上学之后，付一晴开始驼背，父母想了很多办法——学舞蹈，买预防学龄儿童驼背的背背佳书包，但付一晴的脊柱侧弯却越来越严重。到十一二岁时，侧弯的脊柱开始影响付一晴的日常生活，父母就带着她四处求医。诊断结果显示，付一晴的脊柱侧弯达到92度——旋转的脊柱关节和变形的肋骨将她的心脏和肺死死地包住，再拖下去，用不了几年，付一晴就有可能死于心肺功能失常。

为了让脊柱弯得慢些，付一晴开始戴假肢护具。不论寒冬酷暑，不论吃饭睡觉，付一晴的身体都要被一个巨大的假肢护具紧紧地包裹着。可是两年过去了，付一晴和家人所做的努力几乎白费，病情不但没得到缓解，反而更重了。

2003年3月，付一晴的母亲通过网络搜索得知，北京的一位医学专家赴美留学，掌握了最新的脊柱侧弯矫形技术，回国后已经成功地做了一些手术。通过网上沟通，这位专家认为，付一晴经过脊柱矫正手术后有希望康复。

渴望着“能像其他孩子那样跳绳、打口袋”，付一晴第二天就和妈妈一起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用付一晴的话说：“我没考虑死，也没考虑痛，反正就是不想这样了。”

付一晴的手术非常成功，一周后，她重新站了起来。

16年过去了，谈及当年的手术，付一晴甚至有些后怕，“那时我什么都不懂，如果现在再让我去做那个手术，我肯定不敢。长大了才明白，为什么我父亲、爷爷、奶奶当时要拦着，因为风险太大了，一旦手术失败，我可能会一辈子躺在床上。”

如今，付一晴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对母爱有了更深的理解，“那个时候还是拨号上网呢，我妈为了我不仅学会上网，还在网上找到了能给我做手术的专家，你说她神不？”

既要事业有成，也要家庭幸福

2014年，付一晴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沈阳光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公司里，付一晴和爱人仲维经常会同时出现。然而，无论在办公室里相遇，还是在开会时提及，付一晴总是称他为“哥”。付一晴解释说：“如果我在大庭广众下叫他老公，会显得过于亲密，虽然单位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俩是两口子，但听着还是不太舒服，而叫哥的感觉就是不远不近，别人听着也不会反感。”

哪怕是一个称呼，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在付一晴看来，这不仅是社交礼仪，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和爱人早就商量好了，虽然我们自己创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创业影响家庭。我们既要事业有成，也要家庭幸福。”付一晴说。

总能顾及别人感受的付一晴，在创业路上，也总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去思考，时刻想着为客户解决问题，这样的共赢思维让公司迅速发展，几年时间就成为集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性企业。

在创办企业的这5年，付一晴遇到了很多难忘的人和事，但让她最为骄傲的还是自己的家庭。在这5年里，付一晴自己也当了母亲，但在家里仍然被“哥哥”呵护着。每到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哥哥”都会送花给付一晴。有一年新年，两人相约见面时，“哥哥”带来了一盆带泥土的鲜花。从此之后，每逢节日，好友们都会问付一晴是否收到了花盆。

“作为80后，我们在事业上积极进取，但也追求不失情调的生活。”拒绝牺牲家庭幸福的事业有成，不仅让付一晴的小家温馨而幸福，还让她创办的企业蒸蒸日上。

带着家人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我永远记得给我做手术的那位医生，记得当时他高高帅帅的样子。”对于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那次手术，付一晴一直心怀感激。她在创业获得成功以后，希望回馈社会，让自己的青春更有意义。

2016年，付一晴在其儿子1岁时，迈出了回馈社会的第一步。她找到一个公益组织，提出要帮扶一个跟她儿子同样大的困难家庭的孩子，但公益组织最后推荐给付一晴的是一名初中学生。这个孩子的父亲得了重病，已无力支持女儿完成学业。如果付一晴能够资助这个孩子读完初中，公益组织承诺把这个孩子送到一所包就业的职业学校。付一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此后，付一晴正式加入爱心志愿服务行列。她加入中国红十字会辽宁省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大队，加入沈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加入共青团沈阳3589志愿者联盟，加入大爱清尘辽宁工作区。三年多时间里，付一晴已累计参加志愿服务近千小时，并多次组织大型公益活动。

对于付一晴参加并组织开展的公益活动，她的家人一直非常支持，很多时候仲维会带着儿子一起参加。每当付一晴讲起公益活动时，公公婆婆是最认真的听众，并经常被付一晴的讲述所感动。

今年，付一晴又和家人一起参与了一项资助活动。30人共建一个微信群，共同资助丹东一个7岁的孩子。群成员约定，每个月的第一天，每人转给孩子10元钱，作为这个孩子当月的生活费。付一晴说：“这种形式特别好，想到这个孩子能够在大家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心里就觉得温暖。”

不负芳华的付一晴，如今已从一个残疾人变成沈阳市的自强模范，从一名创业者变成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从一名志愿者成长为沈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她说：“无论是残疾人、创业者还是志愿者，都不能成为我的标签。我希望在亲人们的支持下，和更多的爱心人士一起，壮大公益事业，让城市更温暖，生活更美好。”

补记

一张照片

付一晴和儿子蹲在地上玩树叶，公公婆婆坐在一旁笑呵呵地看着，这个温馨场景被爱人仲维用手机抓拍下来，并随手写上“这就是我想要的全世界”，发到他的微信朋友圈里。

因为这个“全世界”太小，所以很多亲人没在照片里。

付一晴说：“我妈在微信里看到这张照片后，心里肯定会有些不舒服。其实，我老公流露的就是那一瞬间的幸福感，根本没想那么多，我又没法解释。”

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家庭，处于中间层的付一晴和仲维都曾是家中的“小公主”“小皇帝”。当他们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后，一张照片就让他们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担子。

随着80后、90后的长大，像付一晴、仲维这样以两个独生子女为中心的金字塔型家庭也越来越多。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处于塔基的老人，在亲情面前总是显得特别脆弱。这在无形中给处于中间层的独生子女带来很大压力，尤其是在两个家庭相互融合时，“跟奶奶好还是跟姥姥好”这道用来为难孩子的选择题，竟然也成了独生子女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然而，就是这些类似“周末去哪个妈家”“孩子交给谁带”的小事，因为亲情所在，处理起来并不轻松。越是到节假日时，矛盾冲突越有可能发生。无论是处于塔基的老人，还是位于中间层的年轻人，甚至是塔尖上的孩子，都小心翼翼。

仲维发完那个有关“全世界”的朋友圈后，付一晴就对微信好友进行了精细分组，“越是亲人，越在意你的一言一行，不小心的一句话，可能就会给亲人造成伤害。”为了避免误会，付一晴不得不对朋友圈里的一些内容进行选择性公开。

对于“去谁家过节”的问题，付一晴解决的办法是“大年三十两边跑，初一到处跑”。娘家的团圆饭早点做，婆家的年夜饭晚点吃，这样两边一忙活，两个家就都团圆了。付一晴说：“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家庭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重要的不是去谁家，而是让家人都开开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