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美国青年索万喜在太行山扶危助困往事(组图)

发布时间:2019-04-08 20:55 |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9年04月08日 第B01版 | 查看:1780次

 

1997年,索万喜(左二)重返辽县,与“友爱会惨案”遇害者之一王桂荣的儿子王保田(右二)及家人合影

 

索万喜(中)与聂至豪(右)、路易斯在晋东南山区扶危助困途中

 

索万喜给了这个战争孤儿三美元,孩子头上、腰间的白布是纪念刚刚去世的亲人

 

根据地的孩子拦住路人考试是否认识“汉奸”二字

 

难民得到了索万喜送来的粮食 

 

索万喜的校友,潞河中学学生刘春荣被日军杀害

111年前,一群美国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他们扎根太行山偏远的平定、辽县等地,创办新式学校、西式医院,将异域文明带给几个古老的山区小县及其村庄。其中不少美国人带着孩子来到中国,或者在中国生下第二代。 

1917年出生的索万喜(HowardEdward Sollenberger)1919年8月随父母来到中国,而王普霖(Ernest M.  Wamplers)的长子王晋保(JoeWampler)1933年出生在山西。他们会说太行土话,把太行山视为生命的根。1937年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推进到太行山,制造了一起又一起惨案,大量乡民流离失所。正在美国读大学的索万喜闻讯毅然回到太行山,寻访并统计难民数量,从美国获得慈善机构的支援,将粮食、美元送到最需要接济的乡民手里…… 

在整个救灾过程中,索万喜留下了数十万字的日记、书信及大量战地摄影作品,并于晚年将这份珍贵的资料交给了一起在辽县生活过的王晋保。值此索万喜烽火驰援太行灾民80周年之际,王晋保正在寻求经他编辑的这部书稿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 

“好红血”用种子代表“钱”,用“鸟”代表难民 

“如果可能的话,派一个‘good redblood’来帮忙救灾吧!”1938年5月13日,留在辽县负责整体工作的王普霖再次致函美国伊利诺伊州总部。好红血?记者无法理解,2019年3月27日,王晋保回信说:“是的,我能理解为什么不熟悉美国俚语的人会对‘好红血’这句话感到困惑。在我父亲信中,这意味着他需要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据此,记者将“好红血”翻译为“热血青年”。 

因为日军入侵,辽县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辽县友爱会医院的场地和育贤学校成了难民营,无家可归的人被收留在这里。但是散落在周围大山里的人呢?烽火驰援,这是王普霖的决定。不过,给山里难民发放救灾物品需要靠得住的人员来管理,21岁的“热血青年”索万喜便在这个背景下重返中国。 

为什么说是“重返”?因为索万喜的父母在平定工作多年后,于1929年来到辽县,又在这里工作了八年。索万喜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太行山里度过的,他能用方言和山里人交流,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太行人。 

高中阶段,索万喜进了通州潞河中学。在那里,他强壮的身体令人感到惊讶,无论是百米短跑还是撑杆跳高,他都保持着学校纪录。篮球队、棒球队、曲棍球队也都少不了他的影子。三年级时,他和好友骑自行车在晋东南旅行800英里。冬季,进山里狩猎,索万喜是个好猎手,几乎走遍了辽县一带的大山。他甚至比当地人还熟悉山里的事情,因为本地人在固定的岗位上劳作,而索万喜在山野里释放着年轻的能量。 

当日本人对太行山狂轰滥炸的时候,索万喜正在美国读大学。他听说曾经的乐园遭受涂炭,善良的人们忍受饥寒,毅然决然地停止了学业,响应王普霖的召唤,积极要求陪父亲重返中国,重返太行山,援救危难中的乡亲。 

索万喜和父亲于1938年8月20日从西雅图启程,这是索万喜父亲在中国的第三个任期,同时是索万喜21岁人生的第一次任务担当。漫长的旅途结束后,他们于10月到达了魂牵梦绕的辽县。 

因为政局动荡,索万喜在中国北方行动需要有多种通行证,除了“华北日军参谋长签署的军事通行证”外,他还计划分别获得八路军和国民政府给他签发的通行证。他的父亲为他安排了从平定到辽县的行程,但是,驮运物资的牲口很难搞到,他需要十匹骡子和八头驴。 

当时太行山区不少核心城镇已经被日军占领,索万喜在北平给远在美国的女朋友海伦写最后一封不用审查的信时,和海伦约好,以后在敌占区或需要经过敌人审查的地方发信时,他会使用暗语。比如,乌鸦代表日军,蓝松鸦代表土匪,麻雀代表八路军,种子代表赈灾用的“钱”,鸟则代表需要救援的难民。索万喜在信里举了一个例子考验女朋友是否能明白:我携带四千袋谷物,到辽县周围喂养那些可怜的鸟儿。这些鸟儿如今遭受了天灾,正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我希望数量庞大的乌鸦不要掠夺我的谷物,也不要被蓝松鸦们发现…… 

400名妇女参与了他的“小额循环贷款基金”项目 

带着和女朋友的暗语约定,索万喜来到了辽县。这时候,辽县周边山区有几支中国军队抵抗着日军。一支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129师,驻扎在西河头村;一支是薄一波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辽县西南部的沁县一带;还有张荫梧领导的河北民军中的“二路军”,在辽县东部山区。

 193810月,真正意义上的烽火驰援开始了。一天,索万喜来到马家拐村调查,村里有36户、约320口人,家家经受了炮火摧残,村民们不得不蜷缩在废墟或土窑洞里挨过漫长的冬天。一个年迈老汉和两个无助的儿媳妇待在一起,他告诉索万喜,他的三个儿子都死在战火中,而今无依无靠,病了只能由女婿照顾。老汉边说边擦眼泪。 

10月22日,索万喜来到桐峪镇,参观了新创办的“第三民族革命小学”,简称“三民校”。三民校的孩子们被派到各交通路口站岗、查路条,索万喜领略了抗日根据地少年的风貌。他在日记中写道:“孩子们有一块小黑板,每天在上面写两个生字。拦住过路人,考察他们是否认识。如果不认识,就被关起来,直到学会为止。看着孩子们教老农民明白‘汉奸’两个字的意义,我觉得生活里充满了欢乐。” 

连续在乡村奔走的时候,传来了日军接连占领广州、汉口等重要城市的消息。眼前的和远方的,日军的罪恶让美国热血青年索万喜感到愤怒,他写道:“每当我眼前浮现出燃烧着的城市、流离失所的难民,我就恨不得立刻背起行囊,到炮火中去,和中国人一起受苦!恨不能立即参加中国军队,投入到战斗中去!” 

因为救济资金有限,能不能用钱生出钱来?21岁的索万喜想了个新办法。因为战乱加上经济封锁,太行山里物资匮乏,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布也不易得到。而山区不缺少棉花,农村妇女又会织粗布,但无力购买棉花。于是,他尝试着搞“小额循环贷款基金”,向能通过织布谋生的人提供5至15美元的贷款,卖掉粗布之后再还钱。大约400名妇女参与了他的这个项目。 

1939年1月,索万喜去北平筹措更多的善款和药品。1月27日,奔走中的索万喜在火车上给女朋友写信说:“我身上还有一万美元现金。而黑色大手提箱里有十瓶一磅重的乙醚,它们将用来帮助一百多名躺在辽县医院的士兵,他们都负了伤。而医院之外,在半径约二十英里的区域内,还有一千四百多个这样年轻的生命等待救援。” 

寻找躲藏在山里的三万个无巢可归的“鸟”并帮助他们 

1939年3月,索万喜雇佣了四个当地人和他一起走向战区,他骄傲地称呼自己的队伍是“冲锋陷阵五壮士”“微型游击队”。其中,最得力的是聂至豪,育贤学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齐鲁大学毕业后返乡担任育贤学校校长。另一位,是索万喜在通州潞河中学的学弟、校友、在读学生刘春荣,他与索万喜年纪不相上下,帅气精干。与“五壮士”一起冲锋陷阵的是一头温顺的毛驴。 

壮士们各自背着铺盖卷,遵循“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行动原则。索万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他知道自己的行动是不被日军容忍的,所以必须与日军周旋才能保证安全。3月11日当天,他们来到了和顺县喂马村。这里的抗日组织告诉索万喜:大约有三万无家可归者躲藏在周边山里。当他们从县城或附近村庄逃离时,无法带上足够的东西,所以需要救援。 

索万喜一行在和顺县城的南部山区走了两周的时间,调查了躲藏在那里的难民数量,并随机发放了粮食和现金,总值2500美元。尽管他更乐意直接发放粮食,但运输粮食是不可能的,有随时落入日本人手里的危险,因为住在和顺县城的日军同样需要粮食。 

经日军扫荡,靠近县城的村子里,房子烧了,木门窗被弄去当了柴火。屋里的炕、家具,没被烧毁的也被砸烂了。农民们腌制的酸菜被日军用泥土、秽物破坏而无法食用。“鬼子”甚至向一缸菜里丢进腐烂动物的内脏。据介绍,日军来的时候,村人都逃进东山里,整个村子只丢下一位病瘫在炕上的老人。日军走后,大家回到村里,老人的头被砍了下来,场面惨不忍睹…… 

在这两周时间内,索万喜一行尽可能在一个村庄住宿不超过两个晚上,避免让任何人知道他们的行踪。两次驰援,索万喜至少发放了四千美元的现金或粮食。 

薄一波等致信:“敬请执事诸公垂念灾情,筹拨巨款来此施赈。” 

1940年春夏,索万喜用麻袋背着两万美元善款,冲破重重封锁进入太行根据地。他在晋城、阳城、高平、陵川、壶关、桐峪、麻田一带不同战区的烽火中穿行,向战争难民发放赈灾款。令他欣喜的是,在阳城县山区,他居然与一位“辽县男孩”尹光裕相遇。尹光裕的父亲喂奶牛,母亲做奶妈。索万喜成功动员尹光裕和他一起上路,继续向北,朝辽县方向推进。 

几次驰援,索万喜至少将三万美元送到灾民手里。三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大数额吗?可以比较的是,美国人在辽县盖了一所学校花费2500美元,盖了一座带地下室的三层庞大洋楼花费6000美元。所以,三万美元不算小数目。 

索万喜的义举,得到了彭德怀、薄一波、李公朴等革命家与爱国民主人士的高度评价。薄一波、戎伍胜、李一清曾于1940年6月18日请索万喜捎信给“公谊友爱协会赈灾委员会”,信中说:“自日本背叛正义,破坏和平,以暴力侵华以来,全国各地惨遭荼毒。兵燹劫余,灾情奇重,而晋东南、冀西各地,复因去年春间苦旱,入夏水潦,旱潦交作,灾荒空前。加以日军烧杀抢掠,难民水深火热,痛苦异常。去年收获成数,较诸往年仅及十之一二。平定、昔阳、和顺等县,草根树皮树叶罗食几尽,糠秕已如珍馐之难得。辽县、平顺及冀西一带,难民均以糠秕树叶充腹,菜色骨立,惨不忍睹。饥饿毙命者,日必数起。本年入春以来亢旱,迄今不能下种,农时已误,灾荒加重。波等日夜焦急,呼吁请赈。素稔恢宏人道,维护正义,援助抗战,不遗余力。谨代表此区人民,对诸友邦之深切同情及伟大援助,致崇高之敬意及无限之感谢。此次,索万喜先生到此,波等至为感奋,敬请执事诸公垂念灾情,筹拨巨款来此施赈,以解难痛苦为祷。” 

得到薄一波等人书信的两天后,索万喜在辽县皇家庄村与从已被日军占领的辽县城来的父亲见面。当天的日记中,索万喜写道:“爸爸告诉我,日本人知道我回来了。一周前,有报道说,有一位年轻的美国人在附近,他是‘大大地八路军’!” 

1940年7月,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军人黄宇宙给索万喜题字:“谢谢美国的朋友,以物资和精神来援助我们,共同打倒破坏世界和平的日本军阀!”此时,在太行山区采访并宣传抗日的李公朴,书赠索万喜以及千万美国朋友:“现在的时代一方面是最黑暗的,一方面又是最光明的。时代给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光明的一面尽量的延长和扩大,把黑暗的一面彻底的予以消除。” 

而此时,沦陷着的辽县城里,人们暗中和根据地进行着抗日合作。育贤学校的教师、友爱会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甚至厨师,在日军眼皮底下,向根据地发送情报。1940年8月,日军分三次抓捕了学校、医院的十余名中国工作人员,搜查了几位美国人在辽县的家。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虐待后,于秋天将其中十三人屠杀,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友爱会惨案”,这其中就有曾与索万喜一起奔赴和顺县分配救济物资的刘春荣。 

遇害时,刘春荣只有22岁,他的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美国人侯其荪在文章中回忆:刘春荣准备动身返校前,和县里人辞行说:“这几天,我和姐姐就中日战争的形势谈论了好几个夜晚。由于打仗,许多中国青年丧生,许多青年惨遭迫害……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要经受考验,但我们两个到死还能保持伟大的信念,就好了!”索万喜拍摄并珍藏有一张刘春荣的照片,以永远纪念。 

在中国工作了两年后,23岁的索万喜于1940年11月回国。1942年,辽县因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牺牲于此而易名左权县。 

“友爱会惨案”遇害者之一王桂荣的孙子王宁,于1989年开始接触友爱会材料。1997年,王晋保带领索万喜等一行人重返中国,王宁在北京迎接。这是王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索万喜。王宁告诉记者:索万喜大学毕业后多次重返中国,或者赈灾,或者工作。而在美国,也以传播中国文化为职业。王晋保在美国大学天文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后,多次到北京大学天文学系讲学,与王宁一起把索万喜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 

2016年,记者同乡好友刘廷儒到美国拜访了王晋保,得到了索万喜书信、日记的英文打印稿。2017年,84岁的王晋保再次来到中国,回访辽县,和王宁、刘廷儒聊他与索万喜共同经历的1938到1940年的点点滴滴。当记者将索万喜的事迹用中文写成短篇故事时,王晋保回信说:“在我看来,你抓住了赈灾工作的精神,并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公正的总结。我父亲始终认为,那些在辽县奉献过的人们做出了比较大的牺牲,应该对他们有一些纪念。现在看来,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了让索万喜牵扯出的中国故事更为丰满,记者联系到了聂至豪定居上海的子女,走访了尹光裕定居在左权县的儿子。清明节,记者到“友爱会惨案”遇害者李文焕、王桂荣、程玉的坟前献上一份迟到的缅怀,并沿着索万喜烽火驰援之路,重走太行乡村。而索万喜已于2008年以骨灰的形式回到了太行山,并永远与太行人民在一起…… 

文/刘红庆  供图/王晋保  王宁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好红血”烽火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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