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王树声之女王宇红 十几年来遍寻父亲革命足迹

王宇红向记者讲述她眼中的父亲

王宇红和父亲

1964年，王树声全家摄于故里

春节期间，98岁的杨炬在家中留影

编者按：

《法制晚报》“家国情怀”栏目通过回忆往事来深挖革命元勋与子女相处的细节，从而由小见大，展现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德和家风家教。同时，着眼于现实，探讨当下社会热点话题，拉近与当代受众的距离。栏目从2016年2月始，已采访了近百位元勋后代。2019年，《北京青年报》副刊将承接这一栏目，秉承其扎实客观接地气的报道风格，保持其原有的栏目定位，继续弘扬优秀传统，传播正能量，将这一品牌栏目坚持下去并做得更好。

他出生于乘马岗乡，后称为“中国将军第一乡”，全家13人先后参加革命，仅有他一人活了下来；他南征北战，追随徐向前元帅，把一支农民武装拉成了十万规模的红四方面军；他身上有着许多传奇色彩，“神射手”、一路乞讨回延安、“神仙”救他于沙漠……他还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筹建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他就是开国大将——王树声。近日，本报记者来到王树声之女王宇红的住处，听她讲述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全家13人投身革命事业

“撤离大别山时只活了父亲一个人”

采访的那天，北京下起了2019年的第二场雪。洋洋洒洒的雪下了小半天，景山公园北门附近的游客纷纷雀跃起来，“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转个弯过去，是一处置身于热闹之外的院落，在雪的覆盖下，更显清寂。小院里临墙种着一排月季，中间则是几株高大的玉兰，只见一个人影穿过走廊，未见其面，已闻一串爽朗的笑声。见到王宇红时，她穿着简单的蓝色开襟毛衣，搭配灰色长裤，有如外面的风景一般素雅。

一张木桌，一杯红茶，和王宇红的交谈就此徐徐展开。王宇红告诉记者，她的家乡湖北麻城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地方，有一位美国教授罗威廉著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写的就是麻城的历史。麻城乘马岗镇有“中国第一将军乡”之称，1955年授衔的乘马岗镇籍将军有大将一位（王树声）、上将3位（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中将7位、少将22位，共33位。在革命战争年代，乘马岗镇有2万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册烈士5938人。而王树声家族就是这为国牺牲的万千家庭的一个缩影。

王树声（王宏信）1905年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幼时上过私塾，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了族兄王幼安（王宏文）影响，王幼安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麻地区早期共产党员之一。王树声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互相影响，先后投身革命，仅近支亲属中，就有13人。王宇红说，这13人中，在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时，只活了父亲一个人。“爸爸跟我讲过很多次，他说他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亲姑姑在肃反扩大化中被杀害，只有23岁。后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和姑姑有些相似，所以爸爸总是提起这个呢？”王宇红说，“爸爸特别宠爱我，其实，别说是自己的孩子，那些子侄他都特稀罕，因为我们整个家族在战争中死的人太多太多了。”

王宇红说，1964年寒假，她9岁的时候，曾经跟着爸爸回过一次老家。先在武汉东湖宾馆，又在麻城人武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一天早晨，他们乘车向老家出发，路特别不好走，在一段上坡路时，车停住不走了。下车后他们进了一座很破旧的房子，屋里连一把像样的椅子也没有，地面上有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石砌的井，屋顶相应位置有一个同样大小形状的“洞”，过了一会儿，王宇红看到从旁边屋子里冒出很多烟，是专门为了给他们烧开水才生的火。因为整个屋子没有窗户，生火没烟囱，烟只能从厢房，然后从堂屋的大长方洞中冒出。“在回县城的路上，我爸爸问我回老家有什么感想，我说就一个字——穷。现在好了，国家对农村有很多优惠政策，农民自己都说日子好多了。”王宇红告诉记者。

十几年来遍寻父亲足迹

“长征苦，西路军苦得多”

王树声对家乡的感情也影响了王宇红，近些年她经常回老家看看，走走麻城附近的革命历史遗迹。从2007年开始，王宇红前往父亲长征、率领西路军西征曾经到达的地方。她还十多次从北京自驾寻访，单程一般得花上一两天。“我想了解父亲，想知道这支军队的历史，这些年我去过四川、甘肃、河南、宁夏等地，希望父亲走过的地方我都能去走走看看，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其实还有好多地方没去的。”王宇红告诉记者，重走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她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汽车轮子没有他的脚厉害”。

一路上，王宇红听来很多故事。几年前，王宇红来到四川芦山县，知道来访者是王树声大将的女儿，一位老年村民指着大山崖口告诉她，当年，她父亲正是从那里一路打进来的。红四方面军分成三个纵队，在芦山苦打了几天，死伤众多，减员达两个营。在四川剑阁县剑门关，王宇红登上自古以地势险要无人能破著称的高山，站在当年敌人修建的战壕边，往下一看，汽车只有蚂蚁大小，红军硬是从山下一路打到山上。王宇红说，“很多地方我现在都没法到达，真要靠自己脚走过去，不大可能了，而当时红四方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要几过雪山，几过草地，可以想象是多么的艰难。”

1927年11月13日，王树声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王树声任第二路军分队长。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王树声任第11师师长。“从1927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红军的整整十年，红四方面军是完整的十年历史，从头到尾，是从大别山农民起义历经千难万险的一支队伍。”王宇红说。1933年，王树声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这一年，他仅仅28岁。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随即，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王树声率部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徐向前任总指挥。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西路军接连失利，损失严重，最后兵败祁连。余部于1937年3月编为3个支队，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王宇红说，父亲在祁连山的冰天雪地里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从祁连山回延安也异常艰苦，这中间有许多传奇故事，包括一路乞讨、昏死在沙漠（有传说是“神仙”救了他），历尽艰险，辗转回到延安。也就是在前两年，王宇红终于清楚了父亲是在宁夏中卫遇到了救他的恩人俞兴仁，她两次去中卫，拜访了有救父之恩的俞兴仁的族人，听到当年的故事。

王宇红说：“爸爸给过我两句话，至今都深深地刻在我脑子里。其中一句是——中国革命死了多少人啊，另外一句是——长征苦，西路军苦得多！”这每一个字在王宇红看来都是很有分量的，重如千斤。她说，爸爸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知道她听不懂，但还是很感叹地说了出来。

长大后，王宇红和人聊天时，听别人说很晚才知道“西路军”这个说法，“但是我十二三岁时就听说了，那时我并不理解，只知道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什么是西路军呢？后来才慢慢知道这个历史。”王宇红告诉记者，“每次接受采访，我都会说，每一个纪念碑和烈士墙都是特别好的故事，值得好好发掘。烈士墙上的名字，有的连正经名字都没有，诸如李二狗之类，还有很多没有名字的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在四川，很多人跟我说他的爷爷在哪个军，他的大伯二伯跟着红军走，没回来，走到哪儿，不知道。在甘肃临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告诉我，这里一个坟冢里，就埋有2000多红军尸骨。我也采访过很多老红军，听他们的故事常常让我不由自主地落泪。”

父母战火爱情可歌可泣

“革命与孩子保谁舍谁在树声心中是有杆秤的”

十位大将夫人中，如今健在的只有两位，其中一位是罗瑞卿大将夫人郝治平，另一位就是王树声夫人杨炬。杨炬出生于1921年，去年年底刚刚过完97岁生日。“老人家思维依然活跃，对什么社会问题反应都特别快，跟她对话非常有意思。”王宇红说，爸爸妈妈的恋爱结婚故事已经成为一段佳话，“这段故事妈妈老讲，去年年底还在说。有一天，老妈突然反应过来，‘我结婚的时候，是他们计划好的吧？’我说：‘妈呀，你才反应过来啊！’”王宇红说着笑了起来。

为何说和王树声结婚是被“计划”的呢？

1938年，上完中学的杨炬在大哥的带领下从老家到了武汉，然后坐着破火车到了西安，又走了一个月的路来到延安。1941年，学医毕业的杨炬分到中央门诊部当医生。一天傍晚，王树声来到中央门诊部，等其他病人都看完了才坐在杨炬面前，等问完她是什么地方人，多大年纪，入伍几年，在哪里学的医，最后冒出一句：“杨医生，我对你的印象很好！”

杨炬被这突如其来的表白弄得不知所措，把钢笔放桌子上一扔就跑了。“我妈妈在中央医院接生，当时条件太差了，她觉得她是来参加抗战的，什么时候鬼子打败了，才考虑婚姻问题。后来在周总理和傅连暲等人的撮合之下，妈妈虽然对我爸爸印象逐渐变好，但没有想到要结婚。”王宇红说，父母于1944年中秋节结婚，两个月后，11月父亲就奉命南下开辟河南抗日根据地，担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及河南抗日人民军司令员。“现在推想起来，妈妈肯定是‘被计划’了。很热闹的，贺老总徐老总应该算是证婚人吧，就在徐帅办公的房子，吃了一顿饭。我还专门跑延安，到爸爸妈妈结婚的地方看了看。”

杨炬曾回忆，1946年6月中原突围，她亲身经历，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国民党的重兵包围下，部队缺衣少粮，没有饭吃。当时她怀孕五个月，王树声40岁出头才第一次要当爸爸了，但他考虑到这是一场恶战，妻子若挺着肚子行军，对于他指挥行动和妻子在战场救护都有诸多不便，于是便同妻子商量打胎。“他的话说得轻声细语，但从说话的声调和流露的眼神，我看出他下这个决心是痛苦的，也是坚决的。在非常时期，革命事业与孩子，孰轻孰重？保谁舍谁？在树声心中是有杆秤的！”杨炬回忆说，两个警卫员不忍心40多岁的司令员没有孩子，暗中合计出一个偷梁换柱的办法，用自采的野草替换打胎的中药煎了让她喝，这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才保住了。

农场挑水磨破肩膀

“没觉得有什么，孩子受点罪挺好的”

新中国建立后，王树声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参与指挥大别山剿匪作战。中央让他参加开国大典，他说我要完成任务，就没回去。1955年王宇红出生在湖北，在她出生一百天时，王树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从湖北调到北京。还在襁褓里的王宇红也跟随父亲一同来到北京。

可能是因为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王树声特别喜欢女孩，对这个50岁时才盼来的女儿百般宠爱。王宇红回忆道，爸爸的生活很简单，不吸烟不喝酒，一家人在大圆桌上吃饭，她的固定位置在爸爸的左边，爸爸的“固定节目”是一小碟腌豇豆。在王树声留下的照片中，永远是站如松坐如钟，从未见过他有懒散之态，生活也是简朴而有规律，很早就起床散步，等他散步回来，会挨个屋打门，敲得山响，因此孩子们也都不敢睡懒觉。

王宇红说，对于过去带兵打仗的经历，爸爸不是特别多讲起，“讲了我们也听不懂，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住校，爸爸妈妈没时间照顾，直到小学四年级转学走读才回到家里住。”有人说王树军“教子如治军”，家里的“生活规则”着实有不少，比如孩子上幼儿园时规定手绢、袜子之类的小东西要自己洗，到上小学三四年级时衣服要自己洗，待进入中学之后，被单之类全部要自己洗。他还叮嘱孩子不许在同学中夸耀自己的父母，不准用小汽车接送，生活中如果需要帮助要态度和蔼地请阿姨帮忙等等。

在王宇红的眼里，爸爸是非常非常朴实和克己奉公的一个人。采访中，王宇红讲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天，院里的一个阿姨拿了一份《北京晚报》给我们看，上面是北京饭店的一个老职工写的文章，说一个老军人带着一个小军人急急忙忙跑到他们餐厅来，要一瓶北冰洋汽水，当时一瓶汽水是一毛五左右吧，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完之后，服务员说再来一瓶吧，老军人马上说‘不来了，就要一瓶’，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两人就是赫赫有名的王树声大将和他的警卫员。饭店的人还说他都进城二十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土得掉渣儿，一毛五分钱的汽水还舍不得喝第二瓶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

1969年冬天，不满15岁的王宇红成为了一名通信兵，在军委长途台担任话务通信工作，各个地方的转接号码到现在她还记得。那时上班时，王宇红经常可以接到爸爸的秘书为爸爸挂长途，但作为纪律，她绝不可以多说话，只能按照班上的术语，问去话和回话的号码、单位、时间、人称，不能有一点特殊。

1971年3月份，王宇红被送去宣化农场待了四个月，整田、撒种、放羊、喂猪……每天挑泔水喂猪还要挑河水做发酵饲料，这对从未挑过胆子、身高1米69体重100斤的王宇红，是个不小的挑战。两天下来，右肩已被磨破出血，又肿又疼。“我向爸妈写信汇报过当时的生活，但绝不敢向他们请求寄些好吃的给我。”如今谈起这段经历，王宇红笑言：“没觉得有什么，孩子受点罪挺好的。”

结尾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当时王宇红还不到19岁。王宇红说父亲在最后弥留之际，心心念念是他的家乡大别山，曾喃喃自语说家乡屋前有小河，还说家乡的鱼丸子最好吃。爸爸去世前，从未对任何人说过后事的安排，但在晚年，他曾写在一个小本子上：“门外到处是青山，埋骨何须桑梓地。”在他去世后，母亲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从八宝山移至家乡，安葬在了麻城烈士陵园。

王宇红说，她很想在有生之年循着爸爸战斗的足迹，多走走多看看，现在很多地方还没有走到。“循足迹知艰辛，更要了解真正的历史，想想便知，如今的生活有多来之不易，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更不能忘怀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那些人。”

文/本报记者陈品　摄影/本报记者王晓溪

（资料图由被访者提供）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汽车轮子还比不上爸爸的一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