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在工作中（1980年摄）。新华社发

　　【追思】   

　　1月16日，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于敏院士，在北京因病去世。据了解，于敏院士已经病了许久，一直住在医院，此前曾下过几次病危通知。这一次，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

　　“国之栋梁”“共和国的英雄”“中国人的脊梁”……网友们在缅怀与致敬里，又一次回顾起这位科学家默默无闻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于敏，这个曾经被秘密封存了28年的名字，如今成了某种精神的代名词。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这是于敏院士生前的一次自白。但在今天，当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提起这个名字时，它成了一个永垂不朽的丰碑。

　　惊闻于敏院士逝世，与其一起工作了50多年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杜祥琬院士悲痛万分。但在悲痛之中，他表达了一种希望：“于敏先生那一代人，身上有一种共性，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希望这种精神能够不断传承下去。”

1.“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他曾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深刻的惨痛的印象”。此后，于敏考取北京大学，并于1949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被我国核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钱三强看中，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不断取得突破，但在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的理论研究要暂停了。这一天，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作为副组长领导“轻核理论组”，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

　　于敏的第一反应是不解，因为他喜欢做基础理论研究，自认为不适宜从事研制氢弹这种大系统科学工程。而且，他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不过，于敏没有犹豫，因为他的脑海里很快就回想起了那段“亡国奴的屈辱生活”。

　　“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于敏后来解释。

　　当时，年幼的新中国正遭受核讹诈、核威慑，美国等核大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中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研制世界上第一颗氢弹，其威力相当于1945年在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数百倍。更大的威力，意味着更大的核威胁。中国要反氢弹，必须得有自己的氢弹。

　　“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庞大而严肃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这是于敏当时的心境。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自此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的核武器科技事业。

2.“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国际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氢弹，氢弹的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而且核大国对氢弹技术绝对保密。对于于敏而言，不能指望有任何依靠。

　　于敏带领三十多名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氢弹预研小组，从基本物理学原理出发，凭借一张桌子、一把计算尺、一块黑板、一台简易的104型电子管计算机和自强不息的信念，经过四年的不懈努力，不仅解决了大量基础课题研究问题，而且还探索出设计氢弹的途径，编制了计算程序，建立和初步研究了有关模型，为氢弹原理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加快氢弹研制速度，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批年轻人前往上海利用华东计算所J501计算机对加强型原子弹模型进行优化计算。在上海的“百日会战”里，于敏带领同事们发现了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

　　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而是守候在北京的电话旁。胜利的消息传来，于敏很平静，“回去就睡觉了，睡得很踏实”。

　　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美国用时7年3个月，苏联为6年3个月，英国为4年7个月，法国为8年6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中国闪电般的进步，神话般不可思议。”西方科学家评论。

　　突破氢弹后，于敏带领团队又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为我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当于敏的工作解密后，他的妻子才恍然大悟：“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3.“氢弹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数十年默默无闻，于敏却怡然自得。他喜欢诸葛亮，喜欢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将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奉为圭臬。这个内向又安静的科学家，对“宁静”有着自己的理解：“所谓宁静，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格的科学精神。”

　　于敏始终守着一片“宁静”，大声说出自己的良知。他曾在“文革”期间遭受错误批判，“如果我说假话，我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

　　与于敏深交并共事30余年的邓稼先曾说：“于敏是很有骨气的人。他坚持真理，从不说假话。”因此，遇到争论，邓稼先常会说：“我相信老于的。”

　　这份“宁静”，让于敏的身影显得更伟岸。当国家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时，于敏说这是集体的功劳。当人们把“氢弹之父”的称号送给他时，他直言这种称呼不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于敏未曾出国留学，自言是“道地的国产”。但他对自己的学生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开阔视野。因此，他鼓励学生出国留学，但有一个条件——“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敏曾对身边人说，不要计较有名无名，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无名英雄”。正如他73岁那年在一首题为《抒怀》的七言律诗中想表达的那样，即使“身为一叶无轻重”，也要“愿将一生献宏谋”。

　　这种胸怀与情怀，怎能不让人钦佩。周光召院士称他“毕生奉献、学界楷模”，陈能宽院士称他“敬业奉献、风高范远”。

　　此刻，当我们再次回顾于敏为国家“献宏谋”的一生，再好的辞藻也无法完全道出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谢谢您，佑我中华！

    （本报记者 陈海波 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