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在看文件。视觉中国供图

　　敌人消失18年后，顾方舟才彻底停止进攻。

　　他从31岁开始，努力在中国消灭导致小儿麻痹症的脊髓灰质炎病毒，为此花了40余年时间。他在中国研制出首批脊灰活疫苗，并把疫苗包裹进糖丸中，以便送到农村和偏远地区。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时，顾方舟曾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签字，但他从来没因此放弃警惕。

　　他研制的糖丸已经被证明可以明显降低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去当时的卫生部开会时，顾方舟依然担心活疫苗的有效性，建议引入一针死疫苗。

　　糖丸生产出来17年后，他还专门发表论文指出糖丸疫苗应注意的保存条件，并指出“文革”期间个别人不严格管理使用疫苗，导致小儿麻痹症仍未能消除。

　　在一次访谈中，年近八旬的顾方舟说：“中国为了维持目前状态，孩子还得要服用疫苗，进行普遍免疫，要在全世界消灭这个病谈何容易，路还很长。”

　　他也准备好了要走很长的路。即使身体已经越来越虚弱，他依然每年坚持查询各地疫苗使用后的情况。直到2019年1月2日凌晨，病床前的多参数监护仪上，顾方舟的心跳减缓，最后趋向直线。家人放弃了具有伤害性的抢救手术，这位老人在昏睡中辞世。

　　他被人们称为“糖丸爷爷”。他说：“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我们奉献了祖孙三代人。”

　　在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疫情带来的恐惧是肉眼可见的。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疫情，1680人感染，其中466人死亡。为躲避病毒，7月的暑天，广西南宁家家户户紧闭着门窗，不让孩子出门玩耍。

　　从苏联考察归来的顾方舟，就是在这时开始着手研制疫苗。第一批疫苗试生产出来后，顾方舟拿自己做了试验，确保安全。但要找7周岁以下的儿童试服并不容易，他把疫苗给未满1周岁的大儿子服下，因为“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人吃去，这不大仗义”。

　　第一批试验成功后，1960年，当时的医学科学院决定在云南设立猿猴生物站和医学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所”）。为表明决心，顾方舟举家南迁，带着母亲和妻儿去昆明。

　　输送病毒，温度不能超过4摄氏度。培养病毒，温度必须在35摄氏度以上。有人回忆，虽然昆明四季如春，但生物所“一天有四季”。来了一批做组织培养的血清，全所工作人员必须加班加点把工作做完。顾方舟还在生物所制订出了严苛的规章制度，规定只要疫苗生产检定过程中出现问题，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相关人员都要记过和受惩罚。

　　在工作之外，这个所长没有太多“脾气”。“文革”期间被打倒，去打扫猴舍，顾方舟像平常一样套着白大褂，脚上换了工人常穿的厚底筒靴，里里外外，该打扫的不该打扫的地方都整理一遍。在大儿子顾烈东看来，那时的父亲看着比平时更高兴，在他心里猴子珍贵，“觉得养猴子比跟人斗有意义”。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温和的。只有涉及疫苗时，他才会绷紧起一根弦。在学生唐七义的记忆里，顾方舟最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做研究就要做得有意义，不然就不做。不能拿着高昂的经费，去研究毫无关联的东西。”

　　1964年，脊灰活疫苗在全国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期间，生物所的工作人员被安排到全国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他们联合当地的检疫站工作人员，对几万户人家的儿童进行粪便和血液的采集、调查。顾方舟会经常打电话询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试服者的血样、粪便需要采集4次，没有按规范采集的数据，只得重来一遍。

　　顾方舟在生物所的同事龚春梅回忆，一次，一个装有疫苗的大铁罐指示剂不见了，里面大约有几万人份的疫苗，这个标有pH值等指标的指示剂，可以证明疫苗的合格状况。有人推测是指示剂掉进了罐子里。平时一向和和气气的顾方舟十分严肃，下令将这罐疫苗立即销毁，重新生产装罐。

　　疫苗保存有着严格的标准，没有冷链保存技术，顾方舟和同事想方法，将略微带些苦涩的液体疫苗装进糖丸，在广口暖瓶里能保存一个星期，方便赤脚医生上山下乡为村民送药。

　　免疫，在顾方舟眼中，是一场战役。“光有武器，有枪、有炮，怎么打？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一样，战略就不一样。”脊灰活疫苗使用的策略，就是在7～10天内让一个县的适龄儿童口服率达到95%，建立强大的免疫屏障。

　　他曾见识过病毒肆虐的后果。幼年时，顾方舟在海关工作的父亲检查轮船货物时感染黑热病去世。母亲为拉扯4个子女长大，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女助产士。

　　1944年进入北大医学院读书后，18岁的他听着同学考察矿工卫生状况的讲述，决定从临床医学转到公共卫生领域：“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除了研制脊灰活疫苗，顾方舟还和其他专家一起，将乙型肝炎计划免疫推进到婴幼儿计划免疫中。

　　他参与过创立中国免疫学会，也担任过北京市科协主席。80岁时，他还挑起了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代表大会的主持工作。

　　他工作很忙，女儿顾晓曼童年时对父亲的印象是每天睡觉时都看到他在昏黄的灯光下伏案写材料。因为没有太多时间管孩子，他每隔大约一周时间会就给3个孩子开会，每个孩子犯了什么错都要在大圆桌上解释清楚，别的孩子一起听着，有时妻子也会参加。

　　在生活中，顾方舟不计较，吃饭、穿衣都归妻子管。只有书房必须由他亲自打理，不许晚辈乱碰。书桌上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就像实验室里的仪器一样整齐”。

　　在他过世后，儿子发现家里堆放着几大本厚厚的实验报告，都是顾方舟生前用钢笔一笔一画记录下来的。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听闻顾方舟去世的消息后，专门把他之前发表所有论文都翻了出来。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篇论文，是关于两种不同疫苗方案的免疫效果对比。顾方舟分析了100多个孩子抗体的变化、效价的变化，前后追踪了好几年的时间。

　　“这些事现在一般都会让研究生、博士生做，因为要耗费很大的精力。但他到上世纪80年代还在认真地进行这种数据的评价。”王月丹说。他欣赏老一辈学者那种“讲真问题，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态度，“不像我们今天有些论文，你看着写了三五千字，其实有用的就300个字。”

　　1971年，顾方舟被调回北京，其后担任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尽管行政工作很多，顾方舟每周都要听博士生汇报工作进展。有一次唐七义在做实验，耽搁了去向他汇报工作，顾方舟专门从自己的办公楼跑到唐七义做实验的楼，站在无菌实验室外等他出来。

　　“当今的社会很多人们去做加法，无穷在做加法。而我们应当明白，应从顾先生身上看到，凡事贵在专，贵在坚持不懈。真正的人生应当是做减法，甚至是除法。”1月6日的顾方舟追思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评价道。

　　在顾方舟生命的最后时光，生物所现任所长李琦涵去看望他，临走前，顾方舟还伸出极度瘦削的手臂，抓住李琦涵的手，叮嘱他：“这是为了千百万儿童健康的事，你们要用心去做，用一辈子的精力去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