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中）和学生在一起。 复旦大学供图

　　他有很多头衔和成就——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发表论文200余篇，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一次，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三次……但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名工作在青藏高原的生物学家，一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有很多传奇——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后从无线电专业转行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短短几年就站上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沿；33岁时已是一名副局级干部，前途一片大好，却毅然放弃所有职级待遇，来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30余年，学术援藏16年，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帮助和推动了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从“三个没有”：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申请过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到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他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参与SARS病毒和血吸虫基因组的进化研究，获得重大突破；科普类畅销书《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中文版译者；2010年上海世博会英国馆种子殿堂里40%种子的提供者；义务参与上海科技馆科普工作17年，撰写大量中英文图文版，是深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和科学队长。

　　他叫钟扬，一位拥抱时代的先行者，一位播种未来的追梦人，他是先锋者，更是奉献者。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在追逐梦想，都在奉献祖国，他是扎根大地的人民科学家。

　　2017年9月25日清晨，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的出差途中遭遇车祸，钟扬53岁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消息传开，网上网下，人们自发地追思他，怀念他。

　　他说，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在办公室里做出来的，祖国那些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才是生物学家最应该去的地方。所以，他选择了西藏，因为那里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重地。从2001年起，钟扬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七、八三批援藏干部。

　　16年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经历过无数生死一瞬。他一直对学生说，“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他深知，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整个人类未来。他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他把论文书写在祖国的山川大地，他用生命在天地之间写就壮阔的时代故事。

　　2015年，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苏醒后，第一时间口述记录下一封给党组织的信：

　　“这十多年来，既有跋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的艰辛，也有人才育成、一举实现零的突破的欢欣；既有组织上给予的责任和荣誉为伴，也有窦性心律过缓和高血压等疾病相随。就我个人而言，我将矢志不渝地把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在同事的记忆里，他是与时间赛跑的人。他的衣袋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只为到达后就能立即开始工作；他常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闹钟固定设在凌晨3点，不是用来叫他起床，而是提醒他到点睡觉；突发脑溢血后，只住了十几天医院就重新投入工作，而当时的他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他的随身听里是请学生录的藏语听力教材，他说：“没人规定援藏干部要学藏语，但是用藏语，是表达尊重的最好方式。”

　　“在我的课题组里，学生才是上帝。”这不是钟扬的一句玩笑话，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身的研究。在他眼里，每个学生都是一颗珍贵的种子。就像收集种子一样，他用心培养，因材施教，期待他们长成参天大树。钟扬特别喜欢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他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尤其难，但培养好了，这些学生回到家乡，就能成为靠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十几年间，他培养的学生遍布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云南等西部省份。他说，“我有一个梦想，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还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在他看来，最应该做科普的就是一线科学家。他说，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历经多个领导岗位，钟扬永远严格自律、简朴廉洁。一条29元的牛仔裤陪他跋山涉水，3件短袖衬衫就可以过一个夏天。他从不对职务待遇、收入条件提任何要求，他心里想的只有做事，做对国家有用的事。

　　告别会上，钟扬80多岁的父亲对治丧小组提出了家属唯一的要求：“只希望在悼词里写上，‘钟扬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相关报道见7、9版）（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