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终前嘱咐儿子不要惊动别人

　　本报讯（记者郭佳）十年磨一戏的年代，《红灯记》映红了人心也照亮了舞台，这盏至今不灭的红灯不仅是国家京剧院的传家宝，更成为各个行当舞台精益求精的范本。12月23日凌晨2点27分，92岁高龄的“李奶奶”高玉倩在京病逝，曾经在那个晦暗的年代照亮舞台的群星又陨落了一颗，但“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铁梅呀，你不要哭，莫悲伤，要挺得住，你要坚强”，“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后来，中国共产党出世了，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等台词唱段依然铿锵……

　　2001年5月，北京人民剧场的舞台上，袁世海、高玉倩、刘长瑜等《红灯记》原班人马聚首，创下四项吉尼斯纪录：剧组合作时间最长，达38年；平均年龄最大，达71岁；登台演出的演员年龄最大，袁世海86岁；剧组全体皆长寿，主演、导演均健在。六场精彩选段，台上台下群情激荡堪比《茶馆》1992年的谢幕演出。此后多年，高玉倩因身体原因绝少露面，但其跨越行当的传奇却被京剧界灵魂注视。

　　昨天，国家京剧院发布讣告称，根据高玉倩生前的嘱托，丧事一切从简。

　　自述

　　“《红灯记》要演砸了 往后台上就没饭了”

　　从花旦到老旦，现代京剧《红灯记》改变了高玉倩的行当，更成了她人生的转折，后来，她又出演了《平原作战》中的张大娘，在“半路出家”的老旦行当一路走了下去。在接受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谈戏说艺”口述实录采访时，高玉倩曾这样回忆《红灯记》带给自己的改变。

　　“如果演砸了，我往后在台上就没饭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很早就加入了中国京剧院，一直演旦角，没想到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改变了我的艺术人生。1964年剧院导演阿甲打来电话，让我到他家有事要谈。他给我一个剧本让我回去看看，这个剧本正是《红灯记》。我从头到尾细读，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觉得这真是一出情节感人催人奋进的好戏啊！但绝没想到这戏里有我什么角色。第二天上班，我就找阿甲交还剧本并谈了读后感，他点了点头，随即说，你来演这剧中的李奶奶可以吗？听到这话我实在是太诧异了，我是唱旦角的，而李奶奶应该是老旦的活儿，这不跳行了吗。阿甲说，我看你能演，而且肯定行。我说，如果演砸了，往后在台上就没饭了。他让我不要考虑这些，回去再好好读剧本体会人物准备投入排练。就这样，我接受了扮演李奶奶的任务。

　　“背着团里人下私功真是很难的啊！”

　　我一遍一遍地细读剧本，一次又一次被李玉和一家三代特别是李奶奶的革命情怀感动得唏嘘不已。很快，我就真的入戏了，我开始琢磨起李奶奶这个人物该怎么演、怎样才能演得像、演得好的具体方法及手段。

　　接了角色后，我先从李奶奶人物的形态与神态入手，上班下班的路上我就学着老太太走路的步态，平时的手势、眼神也刻意模仿着老人的样子，回到家，系上一条破围裙在腰里，干什么都琢磨着按照老人的感觉去做——就这样慢慢向人物靠拢，逐渐进入角色。然而，等待我去破解的还有更大的难题与挑战，那就是嗓子。我本是唱旦角的从没学过老旦，可李奶奶按行当属老旦，唱念都得用大嗓，怎么办？既然接受了这个角色，就只有另辟蹊径，小嗓改大嗓，用心去揣摩、去练。这我都得背着京剧团里的人去下私功，为什么呢？你练着练着嗓子呲花了，再不就是唱半截儿没音儿了这是常有的，让人听见多不好，真是很难啊！那会儿我整天就跟着了魔似的，结果愣是把大嗓给练出来了。不过也有个顾虑，心想这戏演完了兴许小嗓也找不回来了，那我就离开京剧院当老师去得了。但没想到的是，《红灯记》一演就是那么多年，而我的艺术人生就和李奶奶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再也没分开过。

　　“看样片时整个楼就我一人坐那发抖”

　　后来《红灯记》拍电影与原来阿甲排的演出本相比，做了很大的改动，由原来的三个小时压缩成两个小时，而且为了突出李玉和，把李奶奶的戏减去不少，光唱腔就删去了两段。对此，我没意见全接受。我抱定的宗旨是，不论怎么改，只要轮到我的戏，比如“痛说革命家史”那场，我就要竭尽全力把戏做足、把人物演好，这总没错啊！然而，还是遇到些令我无所适从的为难事。

　　“文革”中我受到过冲击，特别胆小，在八一厂拍电影的时候，我是处处小心谨慎唯恐出什么差错。每天拍摄工作结束有专车接送大家回家，我不敢回家就住在厂里，为的是充分利用时间琢磨戏，也为第二天早起化妆时间充裕。后来，样片出来一部分，大家都去看，我躲在化妆间里不敢去，怕演砸了吃罪不起，整个楼里就我一个人坐在那儿发抖。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一见到我就大声说，老高啊，演吧！你就放开了演吧！这回行了啊！我这悬着的一颗心，吧嗒一下子就放下了。这种滋味啊，真是旁人难理会，唯有自身知！

　　整理/本报记者  郭佳

　　追忆

　　刘长瑜：高老师让我获益最多

　　刘长瑜是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饰演者，12月23日一上午她都无法平静，在接到北京青年报记者的电话时依然哽咽，“听到消息后，我立刻给高玉倩老师家中打去电话，但因她临走前曾经嘱咐儿子不要惊动别人，所以我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这些年，高老师一直心脏不好，血压也高，但因为家中有多位亲人都是医生或从事医学工作，对她的照顾科学且稳妥，所以高老师病情一直稳定。”

　　刘长瑜前段时间曾经听说高老师精神不太好，总是睡觉，一直惦记着去探望，却总是因为教学生等事情耽搁。“时不时想起高老师，我就很纠结，但总没能腾出时间。她对我就像对孩子一样，我进剧院时，高老师在当时的中国京剧院二团，她是一个全能的大艺术家，青衣、花旦都能演，那时我常看她的《得意缘》《小放牛》。高老师平时很低调，为人谦逊和蔼，她曾经拜师梅兰芳先生，无论青衣还是花旦戏的唱作都极其精彩。”

　　正是这样一个在青衣和花旦行当颇有造诣的艺术家，却在创排《红灯记》时，被阿甲导演慧眼识珠，出演了李奶奶一角而红遍大江南北。“从小嗓到大嗓，从花旦到老旦，对高老师来说挑战太大了，可是她的完成度极高，不愧于一个擅长表演的大艺术家，很多地方甚至真正的老旦演员都未必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但在动乱年代她也遭受迫害，后来《红灯记》拍电影还是要请她出山，因为无人可替代。”

　　作为《红灯记》剧组的小字辈，又恰与高玉倩本来的行当一样，刘长瑜无疑是从高老师身上获益最多的人。“我进《红灯记》剧组比他们晚，他们从1963年下半年就开始排了，而我是1964年3月才进的组。整个排练演出期间，高老师不仅仅是教我，而是引领着我进入角色，在台上我是追随着她的眼神捕捉人物情绪的。直到前几年，每次见到我她都会抱抱我，那些年我也已经退休了，她每次都会嘱咐我走路要小心，别摔着，像对待孩子一样地疼爱我。”

　　如今，《红灯记》剧组的原班人马又失一位艺术大家，当年人民剧场谢幕演出的火爆喧嚣犹在耳畔，刘长瑜说：“那一次，袁先生、高老师我们最后一次同台，虽然只演到了‘斗鸠山’，但却一辈子难忘，如今钱浩樑身体也不好，更显那次同台的可贵。”

　　文/本报记者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