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里短背后的时代大文章——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发展进程

图为温州市永嘉县法院家事审判庭的妇联调解中心

　　图为马鞍山市博望区人民法院法官上门调解一起离婚案件。案件双方均已年过花甲，男方半身偏瘫，不便走动。

　　编者按

　　在我国，调解一直是解决婚姻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大踏步向前发展，人们对婚姻的认识与需求在不断变化，婚姻家庭领域不断出现新情况。1980年，新《婚姻法》颁布，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但当时，离婚并不是真正被社会公允的个人行为，“作家遇罗锦离婚案”还引发了一场关于婚姻是以政治、物质条件还是以爱情为基础，以及离婚标准究竟应该是“理由论”还是“感情论”的社会大讨论。

　　时至今日，婚姻模式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关于离婚的舆论压力的降低，人们对婚姻中的情感因素愈加重视，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等等因素，使得离婚率连续十几年不断攀升，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将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春霞 许真学

　　情感纠纷多 调解越来越难

　　江西省抚州市荆公路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原所长廖喜玉从1990年就从事人民调解工作，已有28年的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经验，现在在江西卫星频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做人民调解工作，是《金牌调解》栏目的场外调解员。

　　“改革开放初期，调解婚姻矛盾好顺，很容易就进入他们的心里，不要花大量力气。随着经济越来越好、社会转型，家庭矛盾越来越多，现在调解变得比较难，变化确实很大。”廖喜玉说。

　　廖喜玉总结，改革开放初期，夫妻之间多因经济原因导致矛盾，情感纠纷相对较少。她通常会帮助双方回忆当初两人的美好感情，从孩子的角度劝和。提到孩子，双方通常都会放弃离婚。

　　1994年的一天，有一对40多岁经营小饭店的夫妇，女方找到廖喜玉，哭诉自己看到丈夫和店里的女员工凌晨坐在床上，自己一气之下把滚烫的水泼到丈夫身上。

　　廖喜玉赶紧通知了当地派出所，赶到医院看望男方，男方提出离婚。经过沟通，廖喜玉得知，两个孩子还小，女方不愿离婚。

　　“这段婚姻是想维持还是放弃呢？如果离婚，老婆就是讨饭也会带着两个孩子一起的。”廖喜玉一提到孩子，男方就流泪了。

　　经过调解，夫妻双方最终达成协议，表示双方要互相忠诚，不能以打闹的方式解决冲突，遇事要商量，对子女的教育都要参与。

　　1998年以后，廖喜玉感到，有些单位分了房子，一些家庭把公婆接来同住，婆媳矛盾逐渐增多。2000年以后，婚姻矛盾开始趋于情感一类的纠纷。近年来，婚姻的矛盾日益增多，多为对夫妻情感不忠。

　　廖喜玉近期调解了一对夫妻的离婚纠纷。夫妻俩在不同的城市创业，长期分居，两个儿子已经成年。一次回家，女方发现男方有了第三者。女方到男方公司大闹，男方说，要么离婚，要么就容忍他和第三者来往。女方找到廖喜玉调解时，称不愿离婚。

　　“调解是门科学、艺术。”廖喜玉说，当时，她跟男方讲，妻子也曾年轻过，他这样对不住妻子。孩子们面临成家，拿父亲当镜子会怎么样？

　　男方很受触动，坦言难以摆脱第三者的纠缠。“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如果想保留婚姻，婚外情必须认真处理好。 要学会控制自己。”廖喜玉劝解男方。

　　回过头，廖喜玉劝女方婚姻需要经营，但女人也要在婚姻生活中活得有尊严。建议女方缩小两人的距离，改变聚少离多的现状。

　　后来夫妻双方达成共识，男方花十天时间处理与第三者的事情，签署了承诺书，家里的经济归女方全部掌管，夫妻相互信任、忠诚。

　　廖喜玉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婚姻还是非常负责任，有担当。近年来，相当一部分人对婚姻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离婚很轻松，给自己和孩子都带来了伤害。

　　廖喜玉认为，应当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在婚姻生活中要有责任和担当，女性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夫妻双方要共同努力，提高与家人的沟通能力，要相互理解、包容、陪伴。

　　从过日子到谈爱情 婚姻观变了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河北人民法庭审判员陈永富从1987年开始从事婚姻家事案件的审理工作，他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来，婚姻矛盾纠纷变化很大。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收入低，家里生活条件都不太好，经济问题造成的夫妻矛盾占了很大比重。一般的离婚案件都涉及经济问题，但当时离婚率较低，双方主要为了生计而维系在一起。”陈永富说，特别是因为赡养老人、为岳父母提供帮助、子女就业等。一辆自行车，甚至一吨煤都要分一分，争执很长时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思想观念还比较保守，情感问题并不是主要的矛盾纠纷。如果出现婚外情，都会被人戳脊梁骨。

　　1990年陈永富审理过一对农村夫妇离婚案件，印象很深。在调解财产时，因为家里存放粮食的一个小坐柜，俩人争了很长时间。最后小坐柜给了女方，女方还要给男方1元钱。

　　“现在家庭已经很少使用小坐柜了。家用电器现在都没人争了，争的更多的是房产、车辆、车牌。”陈永富说。

　　陈永富发现，最近这十年左右，北京地区经济条件普遍有所提高。感情成为婚姻问题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婚姻生活上比以前更开放，婚外情、性格不合等情况增多。而且实行计划生育后，独生子女居多，与改革开放之初的夫妻不同，结婚后更多从个人角度考虑问题。加上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情感纠纷比较多。“子女抚养问题成为争议大的焦点问题，都喜欢孩子，调解的难度比较大。”

　　“离婚案件的调解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调解让双方和好，一类是化解家庭矛盾，好合好散，离婚了也不要成为仇人。”陈永富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现在有的年轻人一赌气，就提出离婚。我们就要做工作，看是否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如果出现家暴等确实无法在一起生活的情况，就会判离。随着法院开展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法院审理家事案件更加专业化。

　　2016年3月1日，谷某因遭遇丈夫家暴在北京房山法院申请到人身安全保护令。谷某遭遇丈夫家暴30多年。之后，北京房山法院判决双方离婚，谷某与子女一起生活，摆脱了家暴的阴霾。

　　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陈永富说，人们的婚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多数人是先结婚后恋爱，女性结婚更多的是满足生活的需要，找一个条件不错的，差不多就结婚一起过日子了，情感因素放在次要的位置。现在人们结婚更多的是以情感为主，要考虑俩人感情合不合适，是否有爱情，这是本质上的变化。

　　从单一调解到多元机制的演变

　　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重庆市九龙坡区分管妇女维权的相关负责人说，这曾是妇联调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传统出发点。“以前妇联干部做调解工作，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对婚姻家庭矛盾的调解主要依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劝和是主要方向。

　　而随着时代的演变，这样的单一调解机制已升级为多元纠纷调解机制。目前九龙坡区建立的调解机制引入了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律师等力量，同时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实现了联动。

　　对婚姻矛盾的调解被分为四类情况进行：对冲动离婚的，妇联干部和婚姻家庭咨询师介入进行调解；容易走极端的，由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介入帮扶；强烈要求离婚又被婚姻家庭咨询师诊断为感情破裂的，直接由律师介入，提供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咨询；存在家庭暴力的，由妇联、公安、法院多部门联动进行批评教育，发放《反家庭暴力告诫书》。

　　在九龙坡区，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是目前妇联开展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的主战场。记者了解到，在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有挽救可能的婚姻会被尽量挽救，但被诊断为死亡的婚姻，工作人员会力促双方冷静分开。

　　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由九龙坡区妇联于2017年9月创立，其中一处设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婚姻登记处。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负责人苏小林告诉记者，大多数走到离婚地步的夫妻，也都愿意到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来谈谈。“有的是来宣泄，找人诉诉苦，有的是把家事工作室当最后一根稻草，真心想挽回婚姻。”苏小林说，来到家事工作室的夫妻中，有大约1/3的夫妻会选择尝试修复婚姻，放弃离婚。

　　记者了解到，从2017年9月至2018年9月，九龙坡区婚姻登记处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已接待了511对夫妻，109对夫妻放弃离婚，79对夫妻决定努力再修复感情，暂缓谈离婚的事。

　　与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同步，在微信公众号九龙新女声上，九龙坡区妇联还开通了心理咨询专栏，用户可通过网络进行婚姻家庭问题咨询，由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进行解答。

　　在结婚登记处，九龙心语家事工作室的工作进行了前移，向来登记的新婚夫妻推荐九龙坡区妇联开设的家庭经营课程。“我们希望从新婚夫妻结婚开始，告诉他们经营婚姻的方法和处理家庭矛盾的技巧，同时也是告诉他们，遇到了困难可以来找我们。”九龙坡区妇联主席徐珂告诉记者，目前，九龙心语家室工作室线下服务已延伸到部分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