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宽纵，必然造成违规，说谎的人从中得利，即便被揭穿，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在“示范”效应下，老赖越来越多，说谎者也越来越多，违规者比比皆是。

　　高铁上博士生霸占座位事件告一段落，在全民一边倒的声讨下，当事人被迫道歉。济南铁路公安处也出面给予其200元治安罚款。当事人还被记入铁路征信系统，在一定期限内被限制乘车。

　　此次事件，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个地方：第一，一边倒的声讨，某个网络平台上的留言就高达20余万条；第二，虽然也发生了人肉搜索，几乎把这位博士扒了一个底朝天，但几乎看不到对人肉搜索涉嫌侵犯个人隐私的质疑；第三，舆论对济南铁路局关于这位霸座乘客没有违法的声明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当时高铁上相关责任人的不作为进行了激烈批判。

　　可见，霸座这种和无赖无异的做法，激起了全民公愤。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感到有一种“无赖当道”的趋势，此人无非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个法学硕士、在读博士生，面对列车长的质疑和劝说，其肆无忌惮的言行刺激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为什么会这样？大约只有一种可能：他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因此他说得很坦然，虽然对于我们来说，其行为很无耻。

　　其实，近期连续发生的几起舆情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肆无忌惮，甚至无赖式的违规、说谎，颇值得仔细探究。

　　刚刚结束的“红芯事件”就是活生生一例。先看看红芯官方的原本说辞：“打破美国垄断”“中国首个自主创新浏览器”……太多伟大的词，不一一列举了。

　　被揭露后，红芯公司官方发表了一份所谓的道歉声明，是这样说的：“红芯浏览器内核Redcore是基于国际通用的开源Chromium内核架构进行的改造和创新，这一点我们在前期宣传过程中没有明确提及，误导部分读者认为我们从零开始研发了浏览器内核。”言下之意是他们没有说谎话，是公众多想了。而他们的错，也仅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大，给公众带来了误导”。创始人陈本峰也一再说：“我们不是要骗什么国家资金，我们没拿过国家的钱”。

　　把说谎变成了“一定程度的夸大”，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有一个信誓旦旦的理由：我们没有骗国家的钱。换言之，骗其他人没有毛病，不叫骗。2.5亿美元的投资，怎么来的？在他们看来，为了融资说假话，就不是骗，不是说谎。

　　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感受，甚至他们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的三观与别人不一样，比如在说谎上。不仅产品是假的，说了谎，两位创始人还被揭发编造了更多的谎言。陈本峰因在科大讯飞实习过，就把自己说成是科大讯飞的联合创始人。而另外一位创始人高婧，硬生生给自己增添了一个哈佛毕业生的头衔。显然，他们不仅习惯于在产品与创新上作假说谎，而且习惯于处处造假说谎了，比如，虚构自己一连串的履历。

　　在他们看来，这不叫说谎，只是“骗”，仅仅是一定程度夸大，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惯用手段，甚至都不是错。请注意，这两位主角不是一般的“江湖骗子”，一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我想，中国科大与香港科技大学教育学生对于说谎与欺骗的价值观，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霸占座位的博士与红芯的这两位创始人，说穿了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不知耻不知错到极致。为什么连续会有这种颠覆我们三观的事发生？

　　显然，我们对一些“无耻无畏”者过于宽纵，甚至一味迁就，息事宁人，过于讲人性执法，当罚不罚，当管不管。就如这次济南铁路局竟然说“霸座者”不违法，若按此道理，大家都可以买二等座、坐一等座，甚至不买票就坐车了，天下岂不大乱？

　　过度宽纵，必然造成违规，说谎的人从中得利，即便被揭穿，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于是，在“示范”效应下，老赖越来越多，说谎者也越来越多，违规者比比皆是——这恰恰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人无信不立。因为诚信的缺失，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治理，我们都付出了过高的成本。目前，国家各个领域都在强化诚信体系的建设，比如高铁对失信旅客的限制，比如法院对老赖的治理，但坦率地讲，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差距还很大，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并非他们比我们自觉，而是严厉的惩罚，让他们不敢违规。

　　多年前，我去美国西部的一个城市，在进城的高速路上，我们坐的大巴一路畅通，飞驰而过，而旁边的车道却车拥堵不堪。问司机原因，司机说为了效率，也为了环保，当地规定，有三人以上乘客的车，才可以走快速通道。同行的人就问，路上好像没看到检查人员，为什么没有人偷偷走？司机说：没有人敢。如果被抓住，不仅罚款是天价，还会被吊销驾驶资格，可能一辈子也开不了车。

　　人性是不完美的，外国人也并非比我们讲规矩，而是严格的规则和惩治措施，维护了社会的诚信。在诚信文化与制度的建设上，我们一方面要确保监管部门的规范、自律，让守规矩有信用的人得利；另一方面，要秉承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原则，积极作为，严惩一切违规者、说谎者，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无耻者无畏”，则是对说谎者、违规者的奖励，对守信人的惩罚，诚信社会就无从谈起。

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