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碚

　　当前，世界经济环境正在发生较大变化，我国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亦面临新的挑战。如何认识和应对新形势和新挑战，是摆在我国产业体系建设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需要认识到的是，现代产业竞争本质上是系统的竞争，因此，成长于全球化、壮大于全球化、协同于全球化、兴旺于全球化，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正确路径。

　　现代产业体系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协同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提出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到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进而提出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向。在一般语境中，“体系”或“系统”似乎意味着“完整”，应具有自成一体、自我循环、不依赖外部因素的特征。其实，凡是具有生命力的体系或系统都必须同体系外或系统外进行能量、物质或信息交换（交流），一定的开放性和“输出—输入”通畅，是任何生命体系的重要特征。现代产业体系的进步性和更强活力，正表现为与传统产业体系相比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协同性，不仅具有国内开放性，而且具有国际开放性，并以开放方式实现广泛的协同性。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绝大多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都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没有任何一种复杂产品的所有零部件都可以由一个企业自制。所以，现代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产品都是在社会分工或国际分工体系中制造的，所谓“自产”“国产”等均只有相对意义。

　　那么，各生产企业或单位，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有求于人”的生产方式呢？原因很简单：国际分工生产的产品通常比国内分工生产的产品的竞争力更强。国内分工产品是在一国范围之内优选合作者或协同者，国际分工产品是在多国范围内优选合作者或协同者。无论是成本控制还是质量水平乃至技术选择，后者都强于前者，因为其选择性更强、保障性更可靠。

　　现代生产的这一特征决定了现代产业体系必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无论大国还是小国的现代产业体系都应该是进行国际化循环的开放系统。在现代经济中，除了极为特殊的产品之外，封闭的产业系统是难以生存的。可以说，在现代产业发展中，越是开放，就越是充满活力，越是强健和具有市场适应性；而封闭则意味着落后和被淘汰。

　　产业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全球化分工中

　　由于现代产业的特点是所有产品都是社会分工合作的成果，是多国生产单位参与的“国际制造”产品，那么，各国的产业竞争力如何体现呢？我认为，既要看规模、门类，还要看所处的产业链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统计分类的所有产业类别中，都有不俗表现。目前，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是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表现。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大多数产业类别中，我国企业大都居于产业链或产业分工中的中低端环节。而且在我们一些具有优势的产业中，其核心零部件仍然主要依靠外国。

　　前段时间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必须加大投入，自力更生、自己生产，将包括芯片等在内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主张指出了中国企业在进入制造业高端环节时的徘徊，在核心技术上的进取确实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的生产能力才是可靠的，融入国际分工就会导致安全风险，出现受制于人的被动境地。这样的推论并不成立，全球化国际分工与产业安全并不是对立关系。相反，在现代产业发展中，产业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全球化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才是确保产业安全的重要保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经验。

　　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以限制中国与美国进行深度分工的方式来获取短期利益，激烈地表现为，以加征关税的方式来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企图强制性地谋求贸易平衡，或者企图以此手段迫使中国更大开放或自我限制。这样只可能导致各方产业竞争力的受损，而且破坏了世界产业进步的正常路径，扰乱国际产业竞争秩序。

　　在当代世界，产业国际竞争力体现在全球化分工中，如果采取破坏全球化分工的方式，试图损人利己，结果只能是各方受伤。由于各种产品实际上都是“国际制造”，采取增收关税方式根本难以做到“精准打击”。因为，全球化分工条件下，竞争对方既是你的对手，同时也是你的供应者；你是对方的供应者，同时也是对方产品的需求者，无论是禁止供应还是阻止购买或征收惩罚性关税，结果总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贸易关系的实质从来就是，参与各方既是对手又是伙伴。所以，以征税为手段的所谓“贸易战”是不可能无限度地打下去的，它只是一个笨拙的战术武器。

　　供应和市场的可替代性是避免竞争限制的关键

　　在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中，各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分布，各国融入全球化产业链可以获得巨大的国际分工利益，但也存在一旦链条的某个环节被破坏，可能导致生产流程难以运转的风险。而所谓“关键零部件”，实际上就是缺乏可替代供应的“卡脖子”环节。这往往存在于只能由某个国家或者是能达成一致行动的少数国家所生产的特定零部件，即拥有技术垄断能力。一旦国家间的贸易摩擦升级，拥有技术垄断地位的国家，有可能使用垄断势力来获取自己的狭隘贸易利益。尽管发生这种现象的概率很小，但仍然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否意味着各国都必须做到在各产业链的每个重要环节都要有自己的配套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呢？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格局来看，这样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的，即使能够达到，也未必是有效率的和可行的。试图凭借一个国家的产业完整和“大而全”，来同世界产业分工体系抗衡，是很难有胜算的。

　　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大国，试图建立“万事不求人”的体系，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配置无效率。产业安全的可行方式是，应努力保障产业链各环节的供应可替代性，即当某一供应方中断合作时，可以有其他供应方来替代。所以，凡具有竞争性（替代）供应方的产业链环节都不会成为产业安全的重要风险点。真正存在产业供应链风险点的是垄断性的（无替代）供应环节。

　　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另一种产业安全风险，即缺乏市场替代空间，也就是当产品销售的某国市场大幅度缩小，或者因政府保护政策，而导致生产国的产品竞争力无法承受而不得不退出或削减在该国市场的销售时，是否能有其他国家的市场可以开拓？

　　因此，如果从国家产业发展战略来看，提高本国重要产业的产业链国际可替代性和市场可替代性是确保产业安全的关键。要识别和警惕产业链中的哪些环节具有高度的国际供应垄断性，鼓励本国企业，当然也可以联合更多国家的企业，共同努力合作研发，打破一国垄断的格局。作为一个已经具备了相当经济实力的国家，中国产业已到了负有全球责任的发展阶段，联合更多国家进行技术创新合作，打破重要产业链中的垄断性环节，整个世界都可以从中受益。同样，开拓更大的全球市场，亦是有效战略。

　　以全球化思维选择产业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得出的经验是，封闭是最大的不安全，开放中增强竞争力是最有效的安全保障。因此，中国坚决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改变。中国产业从以前的封闭发展，到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开放的发展，将进入开放竞争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样的新阶段，中国产业与世界产业的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其他国家离不开中国产业，中国产业实际上也离不开全球产业。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应走向开放意识与安全意识并重的方向。绝不能因战略性竞争而采取封闭策略。要看到，越是不开放，风险就越大。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的国家，凡是勇于开放的产业都可能成为国际竞争力很强的产业；而凡是封闭和被保护的产业，总是越保护越依赖保护，越难以承受开放竞争的风险。

　　进一步看，在新阶段，产业安全亦应该被放在同开放同样重要的地位。产业安全不是靠保护主义就可以得到长期维护的，以保护对保护也不是有效之策。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产业安全观。在经济全球化中以更大的开放实现产业安全是大趋势，坚持这样的产业安全观实际上是强者逻辑，只有在开放竞争中使自己更强，才是产业发展之路、国家兴旺之道。

　　总之，现代产业的国际竞争，主要不是体现在本国产业体系是否完整上，而是本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中的系统性竞争优势。具有全球化系统性竞争优势的国家，其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本国企业，而且得益于各国企业的合作。现代产业竞争本质上是系统的竞争，因此，成长于全球化、壮大于全球化、协同于全球化、兴旺于全球化，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的正确路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