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针对外国知识产权保护情况的年度报告——《2018 特别301报告》（2018 Special 301 Report）。在长达84页的报告中，中国再次续列“优先观察名单”，并在“306条款监管国家”之中。

　　据法新社消息，中国已连续第14年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

　　近30年，《特别301报告》在中美经贸交往中扮演举足轻重的作用，围绕该报告展开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是两国交锋的重要战场，在双方关系遇冷时，更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的重要筹码。

　　4月28日，商务部条法司负责人就美发布《特别301报告》做出回应：

　　长期以来，美方单方面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状况进行评判和指责，缺乏客观标准和公正性，受到有关国家的普遍反对。

　　在今年的报告中，美方罔顾客观事实，继续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国家”名单。

　　中方对此表示反对，并敦促美方认真履行中美双边承诺，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善意地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作为提高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最大激励。

　　要知道，贸易战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别的恐吓”，是实现美国利益的谈判工具。

　　特朗普无疑希望复制，当年里根敲打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的做法，用来对付中国。

　　对此，中国早有准备。

　　这个时代，政治家日渐稀缺，政客泛滥成灾。

　　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旗号，特朗普简直一副逆天的样子，几乎把奥巴马时期的政策掀了个底朝天：

　　废掉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筹资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欲毁WTO，直至向中国、向全世界自由贸易宣战……

　　特朗普真的是在胡作非为吗？

　　1.美国正在失去世界？

　　从1944年美国主导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算起，美国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已长达73年。

　　现在，美国正在失去部分关键领域的绝对统治力。布热津斯基去世前不久还在担心：美国会否在某一天失去超级大国地位。

　　从70余年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史来看，美国相对经济地位呈明显下降态势。

　　1945年，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45%，现在，这个数字已不足25%。

　　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当时，西方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制度竞争中已取得完全胜利。

　　资本主义创造了史无前例繁荣，然而，西方政经领袖与学者们没有想到，到达了顶峰就意味着衰落的开始。

　　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体系崩溃，华尔街惊慌四起，一向秉持“积极不干预”原则的美国政府迅速展开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救赎行动，并放低身段积极寻求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支持。

　　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体正在竭力稳固金融产业，重整实体经济以挽救颓势，但他们显然很难阻止全球经济与金融重心向东方转移的趋势。

　　前世行行长佐利克曾经预测，权力和影响力将会明显东移。普华永道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曾预测到本世纪20年代末，E7(新兴七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土耳其、印尼和墨西哥)的GDP将达到全球的40%，而G7只占30%。

　　届时，全球经济将构筑新的均衡。

　　特朗普对全球发展趋势的判断一点不含糊。他深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经济金融化逻辑安排下，美国将经济活动的中心偏离物质产品的生产并集中到金融资产的管理、流动和增值，这种做法是危险的——“美元本位制”或者“美元霸权体系”再强大，如果没有基于实体产业的强大支撑，美国最终也会在吃尽美元红利的同时失去国家竞争优势。

　　因此，面对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产能过剩、投资下滑的情况，特朗普政府使出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拳”，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创造就业机会，纠偏美国的发展路径。

　　在用力过度的情况下，美国要想继续统领世界，就必须抛弃一些规则，哪怕是美国当年主导制定的，以非常规的手段实现国家目标。

　　2.美元地位岌岌可危？

　　如今，特朗普最关心的还是美国赖以切割全球财富的美元体系。

　　众所周知，时至今日，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

　　不过，在最看重趋势变迁的美国人看来，业已升格为全球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有撬动美国全球经济担保人地位的能力与意愿。

　　早在2010年的G20伦敦峰会上，美英就嗅到了中国开始散发的金融大国气息；

　　2015年，亚投行的成立被普遍视为二战之后全球公共产品变迁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首次作为看客，站在一个被贴上新兴经济体标签的国际经济组织门外；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篮子，则是1944年以来全球货币格局变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性事件——自现代金融体系形成以来，只有英镑和美元先后真正完成了国际化，并成为全球各自时期的主导货币。

　　如今，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和金融开放与发展成就的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资产俱乐部，并初步获得了部分计价功能，向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发出了美元“颜值褪色”的信号，并显示出出现替代性力量的可能性。

　　一旦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该力量将来会不会发育成为一种颠覆性力量？美国担心的，或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

　　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的保罗·萨缪尔森曾在去世前告诫美国当政者：必须尽可能阻止中国在经济上的全面崛起，至少应当迟滞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否则，不仅美元价值会被重估，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全球范式都有可能被改写。

　　特朗普显然不希望这一天在他任内到来。

　　3.锁定竞争对手

　　当然，美国握有不少从战略上锁定竞争对手的手段。

　　实际上，在二战末期，美国就曾“落井下石”，从而夺取了英国长期把持的全球金融权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保住在全球金融与产业分工领域的顶层地位，继续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美国经常交替运用金融与贸易手段来打压主要竞争对手。

　　从外交关系来说，日本与美国要远远高于中国，但是当日本实体产业领域的发展危及自身，美国毫不忧虑地举起了金融铡刀。日本做梦也没想到，美国竟然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

　　1985年，一纸“广场协议”夺去了日本的汇率主导权，日本直到今天仍未能完全恢复元气，基本失去了挑战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可能性。

　　37年后，美国又瞄准了中国。原因很简单：

　　中国经济规模直逼美国，是当今世界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之一；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贸易地位不断上升，2017年中国的出口额为22635.22亿美元，与美国23293亿美元的全年出口额相当；

　　中国金融力量也已今非昔比，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国还持续对美贸易顺差，是美国第一债权大国；

　　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趋势日益明显……

　　与37年前的日本相比，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更大。

　　特朗普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我们跟中国有375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逆差，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一半逆差都来自他们（中国）。”

　　总统贸易顾问皮特·纳瓦罗认为：“他们（中国）的GDP从1万亿增长到了12万亿，期间我们失去了6万座工厂和500万制造业就业。这都是中国造成的。”

　　2017年9月，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负责官员与笔者就中美经贸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以及“301”调查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后，笔者与相关美方人士多次交流，无论是美国政府的在任或离任官员，都不希望中美发生体系性的贸易碰撞。

　　但是，他们均认为，美国“一手”引领中国走向了全球经贸舞台中心，中国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美国的预期。如今，美国经济遇到“困难”，全球财富中心正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将来全球财富的配置与资产定价中心也可能转移到中国。况且，中国正在积极主导重构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在交流中过程，美国官员甚至“赤裸裸”提出：中国政府（国企）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因为你们太有钱了，而美国政府（企业）越来越缺钱，中国应该向美国政府（企业）公布“一带一路”建设的准入清单，从资金上支持美国。

　　4.高级别的恐吓

　　最近几年，不仅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中国在量子通信、高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智能电网、核电站以及其他一系列超级工程建设中也取得重大突破。

　　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1.75万元亿元，占GDP比重已达2.12%。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重将增至GDP的2.5%，研发总额也将顺势超过美国。

　　现在，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大国。一向喜欢用静态的眼光和傲慢的心态看待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美国还不太能够适应。

　　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在经济实力成长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

　　其主流观点认为：若不阻止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极有可能在2025年左右失去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出口竞争优势。

　　因此，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试图以“大当量的贸易战”这种看似非理性实则蕴藏国家竞争策略的超常规手段，来最大限度钳制中国的发展，进而重写全球贸易规则。

　　贸易战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别的恐吓”，是实现美国利益的谈判工具。

　　特朗普无疑希望复制当年里根敲打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竹下登的做法，用来对付中国，无论是恫吓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还是追加100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都是试图逼迫中国妥协的策略工具。

　　其实，美国的执政精英们十分清楚：

　　中美多年来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分工格局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长期且稳定的福利；

　　中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在某种程度上以持有美国国债的形式补贴美国经济发展，甚至用于美国的国防与教育开支；

　　还有他们避而不提的美国对华巨额服务贸易顺差。

　　并且，在2008年9月至12月的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握有巨额美债的中国不仅没有抛售美债，还帮助美国政府稳定了金融市场，而美国“回报”给中国的，则是通过量化宽松（QE）向全球金融市场拼命注水。

　　如今，惯于塑造战略敌人的美国选择在中国处于国力上升的关键时期下狠手，亦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国家战略。

　　长期以来，特朗普喜欢研究对手，“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个手段在其过去数十年的商业生涯中屡试不爽。如今，他把这套战略应用到治国上，意图把竞争对手搞得鸡犬不宁，使其疲于应对，进而各个击破，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效果。

　　此举果然见效，中东首富国家沙特忙不迭上门送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日前访美期间，两国在10个关键领域签署了总值超过4000亿美元的协议，这些协议预计将创造75万个就业岗位。

　　5.中国早已具备战略博弈技巧

　　由上可知，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目标就是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逼迫中国二次“入世”，并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美国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

　　然而，中国既不是英国、日本，也不是沙特。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价值链。

　　所谓“吃一堑长一智”，经历了2015年的股市波动和随后的人民币汇率波动之后，中国深刻认识到，这样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尚未建成完善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体系的新兴经济体，必须在发展金融市场、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下大力气解决“金融空转”和“脱实入虚”问题，切实降低实体融资的成本。

　　金融竞争力本质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竞争力和贸易价值链提升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中国必须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持续提升贸易竞争力，谋求全球金融变迁中人民币的重要角色，才能在全球金融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据一席之地。

　　并且，中国早已具备相当强的防范能力与战略博弈技巧。对于中美一旦发生体系性碰撞所需付出的经济与综合代价，我们心里有数。

　　逐渐掌握了与“不确定的竞争对手”打交道套路的中国决策者与操盘手们，不可能中圈套、主动妥协。

　　中国第一时间拿出等值的贸易报复清单，拿美国波音等产业资本开刀，又打出高达140亿美元的大豆牌，倒逼美国大豆农场主施压特朗普，更针对特朗普的“票仓州”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密歇根进行精准打击。

　　此外，在中国的反击“工具箱”中，还有一系列堪称“撒手锏”的重量级武器，平时秘不示人，但是在国家利益面临空前讹诈的威胁之时，中国会怎么做，想必特朗普是心知肚明的。

　　当然，中国也不该低估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正如盖茨所言，即使在国家“最黑暗的时期”，美国企业依然不断创新。而高傲的金融资本只要愿意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其财富创造能力依然强高达。

　　其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零和博弈有害无益，对有远见的中美两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而言，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贸易新规则重构，还是中美各自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都离不开两国的密切合作。

　　未来，若特朗普一意进攻，中美将围绕贸易战展开多轮博弈，直至达到博弈均衡点。

　　这恰恰可能是将中国推向更高新方位的历史动力。

　　本文转自：瞭望智库，作者：章玉贵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