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哈萨克族姑娘为了让山里一茬又一茬的孩子能够接受现代文明，常年与清贫、寂寞坚守。她犹如一盏指航的明灯，默默点燃了孩子们幼小心灵的无限憧憬和希望，她就是农四师七十二团二连女教师托玲。

七十二团二连离团部逾70公里，别名萨尔阿达尔，由于偏远，这里自建连伊始就喝涝坝水，直到2003年才喝上自来水，2004年才通上电。全连56户人家，少数民族占到87％，早些年贫困户占到80％以上。这些少数民族过着游牧和屯居的“两栖”生活，冬天生活在连队，春天就随牲畜转场到深山的夏季牧场，牧民的孩子们也得跟着转场，到每年的10月才能再回来。牧工一年三季都在山上，因此，这里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不能正常上学。

1986年，托玲高中毕业后，回到了二连，当上了一名代课老师。

二连教学点只有两间教室，全是土打墙，由于一个人带着3个年级，托玲只能分别在两个教室里上课，每天给这个年级的学生上完课、布置好作业，再到另一个教室给另一个年级的孩子上课，一天至少要上8节课。

二十年来，为了使这些孩子不失学，她一次又一次放弃父母为她安排到县上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因为哈萨克族的传统是女子成婚后不能外出工作，年近50的她至今未婚；父母去世后，国外的亲友几度规劝她与兄弟们一起出国，她也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了。如今的她已近不惑之年，但仍孑然一身。

为了节省时间，她中午很少回家，实在累了，就把两个窄窄的长条凳拼在一起，铺一小块羊皮褥子，躺一会儿。每天都这样满负荷地运转，使托玲的身体很虚弱，体重只有40多公斤。2004年10月的一天，一向准时上课的托玲没来，孩子们惶恐不安，陆续来到她家，只见她面色绯红，全身瘫软，高烧不退。其实，两天前托玲就病了，因为要给孩子们上课，她一直坚持着。由于拖延时间过长，致使病情加重。连领导要将她送到医院，她执意不肯，最后卫生员只好在教室里给她挂吊针，她就这样边治病，边给孩子们上课。

1996年，上级教育部门考虑到托玲一个人在这里太辛苦，曾经派来过两个老师，可没多久就全都走了。从此，这个牧区就再没有来过其他老师。

每年7月牧民随牲畜转场的时候，孩子们都得跟父母到后山上放牧。后山的山路崎岖蜿蜒，颠簸不堪，而且牧工居住点分散，一家一家相距几公里。每到快开学的时候，托玲就要到后山草场逐个给学生家长做工作，让孩子们早日返回课堂。

托玲去一趟山上，得倒三趟车。来到夏牧场的山脚下，这里有一条特克斯河的支流，水流湍急，托玲每次都是借马涉水而过，再走两个多小时的路，才到第一个放牧点。然后又到相隔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另一个放牧点。从早走到晚，脚上打满了水泡，汗水浸透了衣衫，饿了啃口干馕，渴了喝口泉水，一走就是五六天。一年又一年，托玲就这样来到一个个牧工的帐篷里，从他们的手中接走孩子，到了放假时，再把孩子们安全地送回到牧区。荒凉的山路，呼啸的黄风，漫长的行程，托玲在这条牧道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托玲知道，其实这里有很多牧工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但苦于经济困难，他们常常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从1986年到2003年，她当了近20年的代课老师，工资从60元到几百元不等，不管多少，她都省吃俭用分出很大一部分，给孩子们垫付书本费、学费和生活费。有一次，托玲到新源县为孩子们订购书本，把刚发的工资全垫上了，正逢打草季节，弟弟来找借钱备饲草，听说这件事后，恼怒的向托玲吼道：“这些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对他们竟然比对亲弟弟还好。”弟媳妇一气之下，将托玲逐出了家门。每年，学校里都有七八个孩子，没钱吃菜，只能啃干馕。托玲就为这些孩子烧茶、炒菜、做饭，晚上就安排在自己的家中，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照顾他们，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托玲妈妈”。2001年，七十二团拨了3万元资金，重新为牧二连教学点修建了校舍。校舍建起来后，托玲自己掏钱请人把门前的乱土堆推平，种上菜和果树，还种了一片向日葵，用来换粉笔和本子。

牧工们常常拉住托玲的手说：“二连人感谢你，是你，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

来源: 兵团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