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强、李旭翠在《团结报》撰文指出，太平洋战争前后，发生两起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谍报团案”，即“共产国际佐尔格案”与“中共谍报团案”。所谓“中共谍报团案”，是佐尔格案核心成员尾崎秀实在日本暴露被捕后连带牵出的案件。佐尔格案发生后，与尾崎秀实有牵连的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被逮捕，同期遭到逮捕的，还有华北的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日籍同志”，以及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甚至包括“满铁”特别调查班中潜伏的中共党员共计20多人，中共对日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

　　中共隐蔽战线的开拓与领导者周恩来高度重视“日籍同志”组成的对日情报网，赞誉其为中国的“国宝”。如，东京的尾崎秀实：上世纪20年代以记者身份来沪，与鲁迅、王学文等交往密切，思想进步，对中西功等人影响很大，成为近卫首相顾问后，不断为中西功小组提供情报。上海的中西功：“满铁”上海调查处负责人、日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顾问、日中支那方面军特务部顾问，中西功小组核心成员。南京的西里龙夫：日驻华派遣军司令部报道部顾问、汪伪中央联合通讯社指导官，中西功小组核心成员。北平的尾崎庄太郎：“满铁”北方经济调查所经济组长，协助中西功工作。山西的白井行幸：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长，协助中西功工作。中西功小组中每位“日籍同志”都有一名中国同志配合其工作，触角四通八达，无孔不入。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上海情报科工作的重心转向对日战略情报的收集，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籍同志”，就是在这个阶段发挥了他们无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对日情报网有个形象的说法：上海的中西功为“第一军”，南京的西里龙夫是“第二军”，隐蔽在汪精卫身边任日文翻译兼秘书的汪锦元类似“独立旅”，其他在上海、南京、无锡的情报员好比是“游击队”。中共上海情报科李德生负责的南京组，是个承上启下的交通站，把得到的情报送至上海，再通过电台发往延安。此外，还有北平的尾崎庄太郎，山西的白井行幸等人，相当于驻华北的“野战军”。

　　中西功小组以几位“日籍同志”为经纬编织的情报网，他们从日伪高层获取的有价值的情报，为中共高层对时局的判断和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抗战时期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对日情报的辉煌成绩，这些“日籍同志”功不可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西功与西里龙夫。

　　西里龙夫可以说是“日籍同志”中资历最老的一位。他从1930年就在中共领导下工作，是参加中共时间最长的“日籍同志”。抗战爆发后，陆续来沪的“日籍同志”都是经过他的介绍参加并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抗战爆发前，西里龙夫利用日本记者身份出入各国使馆、日本驻华部队及武官府等处，搜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抗战爆发后，他对日军每次出击的作战计划，例如攻击目标、部队配备、师团编号等，多数都能够获取并提供给中共党组织。在南京期间，西里龙夫利用军部报道部顾问及伪中央通讯社身份，向中共上海情报组织提供了伪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敌伪间的摩擦情报，价值很高。

　　而居身华北的尾崎庄太郎与白井行幸，他们获取的一些情报主要是通过中西功与西里龙夫转交的。让人惋惜的是，他们二人1941年前后刚与中共上海情报组织发生联系后不久，由于受佐尔格案被破获的影响，情报工作开展不久，就遭到逮捕了。

　　在“日籍同志”中表现最突出的非中西功莫属。1934年尾崎秀实将中西功介绍到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任职。中西功在华巡游后写出一系列分析报告，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重视。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其特务部从“满铁”将他借调来沪，没想到这个“支那通”从事的却是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将他掌握收集的情报，通过地下电台向延安发出。包括：“满铁”每月的月报；日、蒋、汪三方关系变化的情况；上海日军网罗汉奸充当鹰犬的情况；日本对华中占领区进行的经济掠夺；日军占领武汉后对蒋介石诱降的进展情况；日军在华兵力调配及对八路军、新四军“大扫荡”的军事行动等。

　　此时东京的尾崎秀实还不断给中西功发来包括“御前会议”等内容的诸多情报，再由他转发至延安。据说，中共高层看到这些有战略价值的情报，就如同参加日本最高层的决策会并做了详细记录。

　　（纪文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