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亚非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长)

　　美国政府近期先后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为“战略竞争者”，把中俄放在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的首位。总统特朗普今年国情咨文措辞明确，称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这些报告和表态对于美国对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意味着什么？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又有何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深入思考。

　　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最为要紧，因为大国关系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未来，决定国际秩序能否顺利调整，形成新的稳定架构，决定全球治理能否克服“失序”和“碎片化”，继续为国际社会提供合适的公共产品。而当今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关系。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无论经济还是政治、安全利益都已形成共生共存格局。同时，双方意识形态、战略取向不同，政治制度、国内治理、发展模式等方面分歧始终存在。近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尤其是有别于西方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方案。对美国来说，这种挑战前所未有，产生战略焦虑在所难免。总的来说，这些合作与竞争共存、合作占主导的中美关系基本面没有也不会改变，这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前提和背景。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上升的历史趋势，美国如何适应、调整，该做出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它会因“恐惧”被“取而代之”而选择对抗和冲突吗？这个问题美国还没给出答案。从宏观看，美国并未在国家政策层面形成与中国全面对抗的格局，但又至少有一些人和利益集团患上了这种毫无根据的“恐惧症”。而且这种“恐惧”正在侵蚀美国对华政策，表现形式就是在合作与遏制两手中遏制在加强。

　　对美国来说，长期霸权地位固化了其“美国治下和平”的思维模式，即美国作为“山上灯塔”的西方文明优越感、称霸全球的绝对军事优势、占据世界金融统治地位的美元体系、独步天下的经济贸易强国地位，绝对不容许任何人挑战。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历届政府和精英阶层对此毫不掩饰。

　　当然，美国思想界也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就是美国建国的核心理念“自由主义”与美国两百多年来通过武力、掠夺和强权建立“帝国”所包含的霸权思想，在很多方面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美国无法自圆其说，因此对自己推动建立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都采用“合则用之、不合弃之”的实用主义立场，双重标准一地鸡毛。

　　这样的思维模式使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壮大颇为纠结，尽管中国是在美国建立的国际体系及其推动的全球化中和平发展起来的，而且任何没有偏见和恶意的人都清楚，中国并无挑战美国乃至“取而代之”的战略意图。

　　美国过去曾用冷战、热战、政治孤立、经济打压等办法成功对付了苏联、日本、德国，现在正四处围剿俄罗斯，挤压其战略空间。冷战的胜利曾使美国不可一世，认为它所主导的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制度、发展模式到了巅峰。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时刻”。这也许是美国百年霸权最辉煌的时刻，殊不知它稍纵即逝，那么短暂，因为历史的发展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美国仍是世界霸权国家，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继续推进，世界力量格局也向着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出现了西方工业革命以来首次东西方力量的“大趋同”。面对这种变化，美国变得神经“脆弱”起来，对中国等国家的战略焦虑加重。现在，又到了需要美国做出历史选择的时刻。

　　其实就是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选择和平相处、和平竞争，维护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并做出适当调整;二是延续过去对付其他大国崛起的“老套路”，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打压、遏制，维护美国长期霸权地位。目前看，美国尚未做出全面选择，但很多做法在受固化思维模式影响，惯性和本能地按照“老套路”行事。早在本世纪初美国就曾面临如何与中国相处的道路选择，后因“全球反恐”不得不将“大国威胁”后置。而今“大国威胁”重回美国战略威胁的首位，中国还被与俄罗斯“并列第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事关两国自身，还直接影响着世界和平与繁荣。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已明确做出中美“合作是唯一选项”的表态，希望美国也能在深入讨论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做出相向而行的选择。只要美国做出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前景无限，世界和平与发展前景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