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贫穷当作资本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已经不纯粹了。”

“这里不再纯朴，村民们都变了，我最后的动力都没有了。”

　　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悬崖上的孩子。悬崖几乎垂直，海拔1400米，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是一条最宽处不到一米的骡马道。每天徒步几个小时去上学是这些孩子们的宿命。小学毕业后，大部分的孩子要辍学回家，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一辈子留在大山上，耕种着结不出多少希望的贫瘠的土地，也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命运。走出大山，不用冒着生命的危险读书，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他们就是四川永利县彝族乡古路村古路小学（也称为天边小学、悬崖小学）的学生。

仅一米宽的骡马道外侧是万丈深渊

　　5月31日，古路小学的22名5年级的学生得到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中华慈善总会I Do儿童基金启动了天边小学助学计划：基金提供费用，在今年9月份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帮助他们下山读书，直到初中毕业。

6月1日，笔者跟随I Do儿童基金的发起人李厚霖和其他工作人员，前往天边小学。尽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攀爬悬崖的过程仍然惊心动魄，悬崖的高度足以让人头晕目眩，每一步都让人提心吊胆，一个不小心的摔跤，都可能坠入万丈深渊。

经过3个半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所悬崖边上的学校，与这里的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过六一儿童节。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年轻的志愿者，24岁的包唐韬和23岁的杨菲——孩子们的游戏都是他们俩用心编排的。

如果不是当地村民当着我们的面谩骂包唐韬，如果不是杨菲在我们面前流下泪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两个在悬崖上奉献着青春的志愿者，还要在这里承受着生命中的另一种担当和面对生命中的另外一些无奈。

　　冲突……

“包老师，你过来一下。”几个村民走过来，喊正在忙碌的包唐韬。

“能不能晚上的时候再说。”包想和孩子们在一起。但几个村民很坚持，包只好过去了。不久，争吵的声音便传过来。包试图离开，但其中的一个村民仍然不依不饶，“你还是个志愿者……”

学校失窃了，杨菲的房间被翻得乱七八糟，但丢了多少钱现在还没数。已经有三个小孩承认他们和一个已经上初中的大孩子进来过。在外打工的大孩子的父亲特意为这件事情回来，但他认为是志愿者冤枉了他的孩子，损害了孩子的名誉，在下午喝了酒后，不甘心地找到包来“说理”。

在儿童节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杨菲坐在床上，不停地抹眼泪，“屋里被翻得很乱，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收拾好。今天孩子们要过节，我本来想晚上的时候再去处理那件事情，但没想到他爸爸就这么跑来闹”。杨菲眼睛红红的：“我们俩不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没有领导，遇到什么事情，只能我们俩自己商量着解决。我们受了委屈也没有领导帮我们撑腰。”

她的伤心除了是因为这个家长的无理取闹，因为撬开她房间的是三个她最疼爱的孩子，还因为，从去年9月份上山到现在，她在古路村，这个悬崖峭壁上的彝族村寨，感受到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

“受了委屈也不能和家里说，家里人本来就不支持我来这里。”杨菲很痛心：“村民们已经变了很多，只有当我们志愿者走了，他们才会知道他们失去的是什么。”

杨菲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离开这里，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杨菲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两次的离开和留下

毕业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杨菲在师兄包唐韬的忽悠下，在广西一家出版社工作的她，迅速地向主编请了一个月的假，并骗家人去四川出差，只带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个小包，就赶往那个被包描述为“满山遍野开满了向日葵，云在身边飘”的地方。到了山脚下，杨菲就觉得不美好了。“我是南方人，没怎么爬过山，爬了5个多小时才爬上去。”

古路小学

　　在山上的日子也不是包所说的“每天在山顶上看书，听音乐的诗意的日子”，而是天天吃土豆。有洁癖的她在山上洗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是孩子给了我惊喜”，杨菲还是想坚持一个月再走。

到了下山的日子，杨菲走的时候，听到了身后有学生在喊“杨老师”，是她所教班级的最小的孩子和已经怀孕9个月的这个孩子的妈妈来送她。在走之前，杨菲还到了他们家去家访，孩子的妈妈挺着大肚子，去捉鸡准备杀了给杨菲吃。“不小心，他妈妈摔到地上了，我紧张地脸都白了”。看着母子俩挥舞的手臂，杨菲决定留下来，至少呆一个学期再走。“我就这么突然地走了，太不负责任了。我和包说，我决定不走了。”杨菲把出版社的工作辞了。

越和孩子们相处，感情越深，到学期结束时，杨菲还是没走成。“一说走，孩子们就哭，我自己也受不了”。等到年后吧，杨菲对自己说。杨菲在山上和村民们过了个难忘的春节。过完年后，杨菲回到了家里。但是杨菲还是选择了回到山上去。“原本一直反对我上山的妈妈，终于接收了我做志愿者的现实。”挂念着孩子的杨菲又重新回到了孩子们的身边。

这次盗窃案的发生，几乎让杨菲崩溃了，杨菲为了孩子才坚持留了下来，但是“我的房间被我三个最疼爱的孩子撬开了，这里不再纯朴，村民们都变了，我最后的动力都没有了。”杨菲声泪俱下。

　　 不再纯粹的古路村

“在我刚上来的时候，古路村像白纸一样，但是白纸最容易被染成别的颜色。”包唐韬，这个形容自己长得像“土匪”，带着格瓦拉的书上山，随时能够吐出名言的年轻人，痛心地说，在外界密切地关注下，古路村的村民，孩子的心理都发生了变化，有好的，但更多是不好的变化。

去年7月份，从广告公司辞职后的包上山后，古路村便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从去年11月份开始，媒体的关注达到了最高峰，最近，鲁豫还采访了杨菲和学校的三个孩子。“你是记者吧？”下山的时候，碰到的彝族妇女问我们。她说，这里经常有记者来。“过得苦哦，电都没有。”问起她的生活，她回答。

包说，以前，村民们安于现实，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点点的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在外界的关注后，包通过和村民们聊天发现，不少村民已在将贫困作为资本索取外界的帮助。“当把贫穷当作资本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已经不纯粹了。村民是需要外界的帮助，但是，村民们要有自我努力的意识。”

申其军，这个被媒体报道，守护了古路村小学27年的代课教师，在包看来，无疑是在受媒体关注后，变化最大的人。“申老师也变得蛮复杂，在受媒体关注以前，他很安于这份职业，在媒体报道后，他就开始变了了”。

在上山的必经途中，有座即将竣工的贴瓷砖的小楼，这座楼的主人就是申其军。“我山底下的房子被地震震垮了，政府赔偿了1万9千元，但是需要房子盖好才能给我。我就开始盖房子，结果房子越盖越大，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借钱，我负债了9万7千多块呢。”申老师这样解释“豪宅”款的来源。

本质上申老师还是个纯朴的人，否则也不会把房子盖在那么显眼的地方，包说，对村民的表现吧，恨也恨不起来，就是觉得遗憾，本来这么美好的地方，因为媒体的关注而这么的不美好。

　　 “自我膨胀”的申老师

包唐韬和杨菲与申老师之间有着很严重的冲突。“他们目中无人，自高自大，不接受领导。”在6月1日这天，申老师很不高兴。让他不高兴的直接的原因是，他希望能给李厚霖，“这么珍贵的客人”在学校里做饭，但是杨菲不同意。

“学校不是他们的，应该是我的学校吧？客人来我做饭是正常的吧？我对不起李先生。”申其军对不能做饭的事情仍耿耿于怀。

这让杨菲哭笑不得，“申老师要让五年级的女生和他一起给李厚霖做饭，那天是孩子们的节日，孩子们应该很开心的过节啊。我说，你可以回自己的家去招待，而且I DO基金的人也明确说不吃饭。”

申老师和两位志愿者的冲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包唐韬和杨菲发现：五年级的孩子，竟然很多不会拼音，乘法表大多数的孩子也背不出来。他们觉得申老师在误人子弟。申老师则看不惯这两位志愿者的教学方法。“他们不听安排，只是在教孩子们玩，学生们的成绩也不断下降。以前我喊一声，孩子们都鸦鹊无声的，现在孩子们都不好管了。”申叹气：现在是个麻烦，对他们的行为我非常不高兴。很多孩子都说，申老师你来给我们上课吧。

汉源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清龙说，这个学校的学习质量没有下降，而且古路村孩子的精神面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也告诉志愿者要尊重申老师，毕竟他在大山里20多年了，不要希望在短时间内纠正他的观念。其实他们双方有冲突是正常的，毕竟大城市和山里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以后的矛盾会越来越少。“教育局还是非常欢迎志愿者进大山，山里的孩子见到外面的东西本来就比较少，外面的大学生进来，会带给他们新鲜的东西。”

李厚霖给22名孩子发了许愿卡，孩子们可以在上面写自己的心愿。“有个孩子写的是希望包老师和杨老师永远不要走。”李厚霖说。

　　这里不欢迎作秀的人

　　在志愿者和申老师之间的矛盾上，媒体也在推波助澜。“我知道媒体需要找到噱头，但是申老师不是神，是个普通人。”包对媒体“神化”申老师很不满。“新闻首要的是真实吧？”杨也想不到，有的媒体为了达到塑造人物的目的，竟然编造事实。更让杨不能忍受的是，媒体对他们的质疑。

中央七套的记者在采访杨菲的时候问她：你有教师资格证吗？你们教学是按照大纲来教的吗？这让杨菲很愤怒：如果有正规的老师在这里，我和包就不会来这里。那些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拿着补贴，不也是在县城呆着吗？

甚至有网友也在质疑他们。杨菲知道他们的身份：是那些以看望孩子们的名义上山，却丝毫没有考虑孩子的需求的人。包和杨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应：当你们占用孩子的书桌，在吆喝着吃火锅的时候，你们想过孩子会心疼他们的书桌么；当你们拿着塑料袋去摘村民家的樱桃的时候，你们想过孩子眼里会出现强盗的形象么；当你们夜里放着音响大声吵闹的时候，你们想过你们已经严重影响了天黑就休息的孩子和村民了么；当你们很鄙夷地说我切的腊肉很肥的时候，你们想过这在你们眼里肥得咽不下的肉是孩子舍不得吃送过来的么？

“我们真的很不欢迎那些来作秀的人。”杨菲说，孩子们需要的是平等的爱。“李厚霖捐钱给孩子并不让我感动，让我感动的是他上山后，直接就去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孩子们也很喜欢他”。包说：“希望人们在捐助孩子的时候，要以最好的方式来给予。”

杨菲亲眼看到了一个学生的家长，怎样在她的面前吐血而死；她也倾听了古路村民太多沉重的故事。让杨菲感到不能承受的东西实在太多。

尽管面临着不能承受之重，但是走还是不走，杨菲又开始犹豫了。“那个来闹的家长晚上11点来找我们道歉。他明白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古路，为了孩子。我是个很感性的人，觉得没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在包唐韬的事迹被媒体广为宣传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负责人已经明确表示，将开展志愿者接力计划，选择优秀学生去古路村小学轮流支教。“等到我的接班人来吧，等到新的志愿者上来，我陪他完全适应了之后，我再走，这样我才走得心安。”杨说。杨菲也很担心自己与社会脱轨太久。“我以前一直对自己很自信，在面试的时候，我总比别人强。我毕业找工作时，面试了三家公司，三家公司都让我去上班。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那种自信满满的感觉了。”

包唐韬洒脱得多。在不再纯粹的古路村，经历了各种让自己辛酸和无奈的事情后，包仍然觉得知足。“我只想做一个我”。包说，如果下一秒我掉下悬崖，至少前一秒我还做着自己心之所向的是事情。我只想生命精彩些，虽然世界有时候是让人很绝望，但是我会尽全力去体味他。就像沈从文说的，孤独一点，当你失去一切时，原来还有个自己。

那什么时候会离开古路村？我想走的时候会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我，我在这里肯定会做到问心无愧，这样我走的时候也会很安心，包说：“我是个平凡的人，我只是想让生活不平淡而已”。(■ 本报记者 徐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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