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鱼类三十余年，挽救多个濒危鱼种

　　本报记者  杨文明

　　一开口就是鱼，聊几句就回到自己的老本行。三十四年如一日，杨君兴（上图）总念着云南的鱼。

　　“光看这些标本，你就会觉得鱼是一种非常美的动物，更别说研究鱼类了。”身处拥有30万份鱼类标本的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鱼类标本馆，记者感到有些茫然，但杨君兴说，来到这样一个丰富、神奇的世界，简直让人兴奋和着迷。

　　初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君兴，记者便被他对鱼的感情与付出所感染。

　　踏遍山水去“找鱼”

　　联系杨君兴得看运气,一旦他去野外，三五天联系不到是常事。

　　“科学研究需要积累，最初我就是跟着老师从野外科考入门的。”杨君兴回忆，从事科研的头十几年，野外调查、物种分类是重点，因为“鱼和水是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区隔产生物种分化，研究鱼类分化就要实地科考”。

　　1983年，杨君兴从广东来到云南，从此再未离开鱼类研究。做出这样的选择，在杨君兴看来顺理成章：这里有国内顶尖的科研团队及丰富的鱼类物种——云南鱼类物种占全国淡水鱼的40%。

　　鱼类保护，首先要找到种鱼。云南共有500多种土著鱼类，但不少土著鱼类已经很难在野外找到。

　　2016年4月，云南四大名鱼之一的大理裂腹鱼在大理被发现。这是杨君兴找了很多年的土著鱼，得知消息，他连夜赶往大理，向周围人滔滔不绝地介绍这种鱼类，并将发现水域保护起来。

　　“我们对30多种土著鱼做了种质资源保存工作，尽管有些鱼类还无法实现人工繁育，但把最重要的种质资源保存下来，相当于给鱼种额外购买了份‘保险’。幸好我们做得早，如果是从现在才开始做，很多鱼类就已经找不到了。”杨君兴说。

　　30多年来，杨君兴几乎踏遍了云南的山山水水。经过长期的野外考察，杨君兴团队收获颇丰，先后发现鱼类新属原条鳅属、原花鳅属和新种30多种。

　　人工繁殖去“护鱼”

　　发现的新种鱼越多，杨君兴越能感到物种保护的紧迫。他告诉记者，“不少新物种都是极小种群，一旦环境被破坏，就可能会造成物种灭绝，如何保护是对研究者的挑战。”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云南不少地区鱼的种类、数量在减少。从1987年到1990年，抚仙湖特有的抗浪鱼年产量就从1500吨左右迅速下降到1吨。挽救抗浪鱼，成为摆在杨君兴团队面前的紧迫课题。

　　他们经过调查发现，抗浪鱼数量迅速下降几乎与抚仙湖引入太湖银鱼同步。“简单说就是因为食物竞争，太湖银鱼和抗浪鱼幼鱼都以浮游生物为食，在此过程中太湖银鱼占绝对优势，抗浪鱼幼鱼缺少食物大量死去”，杨君兴说。

　　通过分析，靠湖泊自然繁殖已很难实现种群恢复，只有通过人工繁殖抚育幼苗再放流，才可以逐步恢复抗浪鱼种群，杨君兴介绍，“最好的人工繁殖方法，就是尽量模仿抗浪鱼的原生环境，我们长期野外调查积累的数据、经验恰好发挥了作用”。

　　经过5年艰难实验，抗浪鱼人工繁殖终于成功。之前年产量仅1吨左右的抚仙湖抗浪鱼，通过人工养殖和野外放流，年产量已增长到10吨左右。

　　物种濒危不仅发生在抚仙湖，早在1986年，滇池金线鲃就从滇池湖体消失。

　　“要恢复种群，首先得找到亲鱼。”滇池金线鲃人工繁殖的难度超乎想象。一次意外的发现，杨君兴团队在嵩明县一个龙潭中发现滇池金线鲃的身影。经过三年科研攻关，他们终于在2007年实现对滇池金线鲃的人工繁殖，滇池金线鲃也成为我国继中华鲟、胭脂鱼之后第三个实现全流程人工繁殖的国家级保护鱼类。

　　“能够人工繁殖了，有没有可能让滇池金线鲃重回滇池？”2007年3月，杨君兴团队在滇池白鱼口、下梁王水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养殖试验，成活率达80%以上，鱼的体重还有所增长。

　　如今，杨君兴团队已经实现了17种珍稀特有鱼类的人工繁殖，对70种濒危鱼种进行了迁地保护。

　　恢复生态来“养鱼”

　　尽管在鱼类研究上收获不少，但最近几年，杨君兴团队一直没闲着。

　　在原来临近滇池的鱼塘和湿地，种植滇池土著水生植物海菜花，在水中套养金线鲃等土著鱼类，底层饲养背角无齿蚌。杨君兴团队探索的这种“花—鱼—蚌”立体恢复模式，利用水生植物吸附营养物质，动物摄（滤）食浮游生物，促进滇池水生态的恢复。

　　杨君兴解释，“花—鱼—蚌”立体恢复模式全部使用土著物种，不仅能实现滇池生态治理与土著物种保护相结合，同时对整个滇池的生态系统平衡、发挥生态系统缓解环境污染等都有重要作用。

　　现在，在采用该模式的区域，农民可以每周采集海菜花花茎供给蔬菜市场，晒塘时还可以捕捞到鱼类和贝类，养殖户由原来单一的鱼类收入向多样化的水产品收入转变。

　　“这一模式融生态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社区经济发展为一体，不仅能改善水质，还减少了政府租地和管理的资金，节约湿地恢复资金一半以上。”杨君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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