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晔

哪怕火苗微弱，总好过不知尽头的独自摸索。

一家三甲医院，并不满足和止步于拥有业界公认的医术和前沿医疗技术，只因深知，医学总有其局限，而心灵的抚慰却有无限可能。 

于是这些年，中山医院捧红了一群手执“火把”的人。他们多是肝移植或肝切患者，“重生”后自愿拿起“火把”，想在肝脏疾病治疗这条痛楚无助的黑暗甬道里，为同伴点灯——哪怕火苗微弱，总好过不知尽头的独自摸索。 

不甘心只有打针吃药手术化疗的医院，与这些“向死而生”的志愿者们，会合力孵出怎样的“温度”？ 

“上班” 

中山医院16号楼，主治心脏与肝脏疾病，人称“心肝楼”。12楼病区以肝肿瘤和肝失代患者居多。下午2时，病区中央的患者教室内，一场肝癌科普讲堂正进行，几位“绿马甲”张罗着现场。讲堂结束，人群迟迟不散，有病患家属手拿化验单愁容满面等着医生突出“重围”，“指标怎么又上去了？”71岁的“绿马甲”陈希平见状，忍不住上前搭话，“也不能光看一个指标……” 

“你是谁？”家属们用狐疑的眼光看着他，“医托？”老陈不疾不徐自我介绍：“我是肝友会志愿者，10年前也在这儿手术。当时，除了维持生命最基本功能的那部分外，肝右叶大部切除……”“您手术至今10年了？”家属眼中顿时闪起希望，赶紧凑近，抛出一连串问题，“术后腹水能不能吃虾？免疫力怎么控制？……”其间不忘感叹，“您保持得真好！”

71岁的“绿马甲”陈希平主动现身说法，为病患及家属解答各种问题。 李晔 摄

老陈有问必答，亦语重心长，“我能走到今天，都是前人在铺路”。 

中山医院首例肝移植患者徐余宝，人称“老大”。“老大”麾下，乐此不疲甘当新铺路人的志愿者有33名。志愿者门槛不低，必须是肝移植或肝切患者，必须恢复良好。他们自行排班，每班3人，确保每周二、五雷打不动来医院“上班”。除了接受病患及家属的预约咨询、邀请医生定期开讲、组织患者互动交流之外，占用他们大量精力的另一项工作，是为病友们义务“打杂”——包括帮助茫然的病友取病理报告、代为冷藏保管病友遗忘的贵重药品等。 

这天，正值陈希平当班，维护讲座秩序之余，听说孙惠川教授将出国学术交流，老陈赶紧通知一江西病友提前来沪。随后，他又急着为另一位病友改预约日期。接下来，他还有场“硬仗”要打——爱抱团的温州病友组织了大型复查团即将来沪，恳请老陈当顾问，他必奉陪。 

若倒退数年，他们都是在生死边缘无数次徘徊的人，而今志愿服务的原始动力，首先源自感恩。如汪宝泰，2007年由于肝硬化“半只脚已踩在棺材里”，2小时内高烧飙升至42度，明明意识清醒但大小便失禁，凝血功能完全丧失……蓝色病危通知书开了一张又一张。最后，他被“关”入中山医院，谨慎用药控制，同时间赛跑，终于在住院4个月不到2天时，“活着等到了肝源”。汪宝泰永远牢记，“我这条命，是中山给的”。 

“宝贝” 　 

他们感恩医院，医院则视他们为“宝贝”。 

徐余宝“重生”迄今16年。当年，徐余宝带着7厘米肝癌合并肝硬化，内科治疗山穷水尽，唯移植一条路。此前，医院肝脏疾病带头人、现中山医院院长樊嘉已从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进修回国，动物试验、团队配合，准备了一年多，亟待第一台“以我为主”的肝移植手术。 

徐余宝并非第一位被建议移植的病患，但前几位多是老板，身家性命看得更重，打了退堂鼓。而徐余宝横竖只想活，也不去逼问医生“还能活几年”。这位被载入中山史册的病人仍清晰记得2001年4月术前那幕，“满屋子的医生找我谈话”。这反倒让他笃定——他意识到，医生的压力比他更大，把命交到小自己5岁的樊嘉手里，不也意味着开启了医生的“学术生命”吗？ 

手术成功后，樊嘉在许多场合无数次强调，“正是老徐相信医生，我们才敢放开手脚”。至今，中山医院肝移植手术已开展1700余例。 

“医生成长中的每一步，都是病人给予的。行医愈久，愈能深刻体会。”樊嘉对记者说：“当你还在进行对未知的探索，当你的技术尚不娴熟，当你并无太大成功把握时，那些充分信任你、躺在手术台上任你舞‘刀’的病患，难道，你不该心怀感激吗？” 

对于“宝贝”的珍惜从不流于口头。从中山肝病区走出的大量病患，多有医生们的微信，这在其他医院并不多见。 

患者王保平，被医生们视为“院宝”。王保平曾行肝切术，但肿瘤可怕到刀口未愈就再次疯长。14年前，他第二次被推入手术室，移植手术做了整整8小时。移植成功后，新生之路又苦头吃足，肺部感染、腹腔积液、重症胆管炎、败血症、严重肠梗阻……几乎所有并发症都被他碰上了，光胆道支架就装了十余次。

肝移植患者王保平参加中国移植运动会乒乓项目。曾经在死亡线上走过的人，如今生龙活虎地出现在运动场上。 受访者供图

待病情终于稳定，由他口述、妻子执笔，夫妇俩在网上回首治疗岁月，详述术后注意事项。发帖时断时续，网友们常翘首期盼。与此同时，他开始三天两头往中山跑。他知道，病区特别需要有人现身说法。果然，当医生们被病患家属团团围住咨询术后并发症时，常会用手一指，“去问王保平！” 　 

那是“14岁”的王保平最有获得感的时刻。他终于明白，那些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噩梦般经历，乃至病友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都不曾白费。 

用心 　　

“老大”徐余宝则是在换肝2个月后，发现自己这“废人”还有用武之地。 

当时，他正住院接受预防性化疗，一日午睡醒来，病友说7楼有姑娘来找。他连忙寻过去。姑娘名叫余景梅，23岁，患肝豆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余景梅的妹妹同样是这病，去世时年仅17岁，因此姐姐不得不换肝搏命。徐余宝见她忐忑，便循循开导。 

余景梅正是中山医院第二例肝移植，手术很成功。此后，“老三”“老四”“老五”……徐余宝都进行过心理疏导。在老徐提议下，病友们志愿集结，组成肝友会。他们立志，“让健康的自己站在对方面前，这是最好的证明”。 

一个“证明”所带来的巨大精神鼓舞，郭亭亭感受到了。她的丈夫很少看病，医保本子一开封就是肝癌。前年6月，丈夫做了换肝手术，从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后，郭亭亭便24小时陪护，很快陷入严重焦虑。 

她告诉记者：“我是医盲，老公一皱眉我就心慌，不停去问医生，问完了还不放心。”如此循环往复，精神几将耗竭，不时胸闷、早搏，去挂急诊。 

护士长不忍心，建议她，“医院有个志愿者组织，要不要请他们来帮忙？”聊胜于无，郭亭亭写了张联系单，塞进护士台信箱。这样的信箱在11楼到14楼病区及肝科门诊，共7个。 

2天后，志愿者李志龙如约来到病房。郭亭亭只给他搬了张凳子，连水都忘了倒，就迫不及待将丈夫住院以来所有问题统统倒出。2个多小时里，李志龙滴水未进。他明显感到郭亭亭的紧张与绝望，满得快溢出来。他突然站起来说：“别怕，我也是肝移植，已经4年多了。” 

“那一秒我完全愣住了。”郭亭亭之前以为，所谓志愿者，不过是些略懂肝病的热心人，或退休的医务工作者。 　　

中山医院绿叶志愿者们，一同去病房看望“移友”。 受访者供图

她骤然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就像原本你在黑暗甬道里匍匐前进，突然有人举着火把说，来，跟我走……” 

这正是院方的良苦用心。在中山医院党委书记汪昕看来，当前医生的角色分工，决定了他们的精力多停留在医学和知识层面，有关医学人文则严重缺失。然而，当一台手术完成，医疗行为却远远没有结束。 

“我做了近40年医生，愈发感到，能使一场漫长的医疗行为走向善终的，靠的往往不是技术。”汪昕说。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当治愈依然是偶发事件，当医生陷入繁忙问诊而分身乏术，医院及时发现并推动了一支内心迫切的志愿者队伍，才将帮助与安慰续上了。 

早年，徐余宝的肝友会成员们便不时活跃于病区，开展心理疏导。至2015年，肝友会正式升格为“中山医院绿叶志愿者”，由院方授旗，并在“心肝楼”13楼挂上铜牌。他们的活动场地、交通和餐饮补助以及相关培训，都由院方支持。 

志愿者的服务，秉承着专业精神。汪宝泰告诉记者，他曾遇一位70岁的女哲学教授，早该退休的年纪却放不下功名，右肝肿瘤已切除，担心复发，情绪低落。医生悄悄将这位教授的“底细”透给汪宝泰，汪宝泰决定用哲学办法“对付”她。他对她说：“您教的是哲学，总让别人思考，可您自己怎么就不考虑把学生放下？怎么就不问问自己该如何开开心心享受晚年呢？” 

她盯着汪宝泰，一时无语。后来汪宝泰辗转得知，女教授对家属说，“那位志愿者很了得，一语点醒梦中人”。 　 

除了解决病患思想负担，“绿叶志愿者”的另一个着力点，在于重建理智。 

面对那些再无回天之力的人，医生若直接劝病人放弃，可能招来病人的不依不饶乃至憎恨。那天，汪宝泰和王保平见一位妇女蹲在墙角不住抽泣，赶紧给她找地方坐下，递上一杯热水。妇女的爱人不幸复发，黄疸指标上升，已无手术指征。问她，“哪位医生看的？”回答“贺医生”。对于中山所有肝科医生的脾气、性格、能力，志愿者们了如指掌。他们真诚相告，“贺医生的话你应该听，他不让你兜兜转转再去做检查，是为你设身处地考虑。他没有半点要把你推向门外的意思……”后来，那位妇女与儿子、兄长一起，平静商量回家的办法，当天下午就带着病患走了。 

当残酷现实已无可挽回，尽可能减少患者痛苦，让他们带着尊严逝去，或许已是最好的结局。“我们不过是用更易被家属们接受的方式，替医生道出了心声。”汪宝泰说。 

意义 　　 

志愿者们还建立了病患及家属微信群，提供没有空间和时间限制的服务，为的是一个近乎奢侈的目标——大家手搀着手，没有任何人掉队。

然而，当看见有人默默退群，当有人说“我是某某家属，现有剩余药可转让或赠予”时，群成员便知，掉队者终究难免。 

悲伤情绪常蔓延，总有人不堪一击。郭亭亭发现了徐苏红的异常。徐苏红的丈夫在南京接受移植，但后续治疗未跟进，复发后转战中山医院。噩耗面前，徐苏红几近崩溃，以致在群中反复念叨“我那么爱我先生，舍不得他走，他走了我该怎么办”，一遍又一遍。郭亭亭主动约徐苏红，去的路上，想象徐是一位絮叨且强势的女人。可走到病房门口，见病床上一瘦弱女子侧身蜷缩在丈夫脚跟边，占着一丁点地方…… 

郭亭亭的眼泪瞬间落下。她知道，群里那些“负能量”，不过是这位绝望女子无可奈何的宣泄。 

此后，她们彼此取暖，互相打气。无奈的是，徐苏红的丈夫在坚持一年多后还是走了。但所幸，徐苏红已渐渐放下怨与痛，开始主动在群内解答提问，并向别人施以援手。 

志愿者们也前来助阵，与病友们一同对抗着各种“负能量”。王保平自2010年起，每年都会参加中国器官移植运动会，并用相机镜头记录“移友”们的生龙活虎； 

江西病友赵平安，没有足够的钱做第二次移植，暂时只能服用靶向药，但药费同样不菲。陈希平向医院提出申请，医院迅速提供支持，请来媒体聚焦，筹集到大量社会爱心…… 

志愿者队伍愈发生机勃勃。旧人如汪宝泰，志愿者做了多年，却愈发带劲了。他始终难忘当年等来肝源的那天上午，他被临时通知下午2时手术，强烈的求生本能促使他未敢停顿，2.2升两罐水，强忍不适硬灌下去。目睹这一幕时，临床病患哭了。正是在那一刻，汪宝泰暗下决心，只要还有机会活，一定帮助后来者。因为得之不易的生命，必须活得更有意义。 

新人如郭亭亭，则让徐余宝破了例。她坚持说，家属是病人的精神支柱，是医患间的沟通桥梁，这根梁不能倒。考虑再三，老徐点头。由此，郭亭亭成了第一位以患者家属身份加入的“绿叶志愿者”。事实上，她的丈夫年初发现复发病灶，她心里明白，胜利几率并不大。“无论结果如何，志愿者我一定会坚持做下去。如果能有更多人举起‘火把’，这条抗癌路上不就很明亮了吗？” 

医疗人文，上海温度，“火把”不息，信心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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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来源：视觉中国栏目主编：林环图片编辑：曹立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