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著名作家，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红煤》《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黑白男女》等9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50余部。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记者张丛博

　　北京有“三刘”：刘恒、刘震云、刘庆邦。后来刘恒改行做了编剧；刘震云在影视上和冯小刚是黄金搭档；刘庆邦则一如既往地坚守在自己的纯文学领地，虽然电影《盲井》就改编自他写的矿难小说《神木》。“我想做纯粹的文学，写剧本就改变小说的文学品质了，很多作家做着做着编剧就回不来了。”9月19日，著名作家刘庆邦回到家乡河南，为鲁迅文学院河南研修班授课，接受了大河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他回忆起和大河报难以割舍的情缘——年轻时在新密煤矿工作的他，对《河南日报》的记者职业心向往之，还以通讯员身份发过稿件，后来争取到一次实习机会，却遗憾地失之交臂。在《大河报》创刊号的副刊“河之洲”上，他还发表了一篇散文《五分钱》。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刘庆邦真诚、坦率，言谈间流露出对家乡的浓浓眷恋。

　　母亲的身教告诉他——勤劳关乎人的品质和道德

　　刘庆邦说，他的小说中只要写到母亲，差不多都有他母亲的影子。

　　“母亲是我的宗教，我对母亲不只是敬仰。”接受采访前，刘庆邦正在酒店房间为一批出版社送来的新书签名，他提及书里有不少文章写的是母亲，在和记者说话间，他不自觉写出了个“敬”字。

　　刘庆邦9岁时父亲去世，姐弟六个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他记得，当年报名参军没有通过，母亲给自己煮了一个鸡蛋，兄弟姐妹们却吃的是红薯面饼，这件小事让他至今“心怀愧悔”。

　　为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儿干活，还被县里作为劳模表彰。受母亲影响，勤劳在刘庆邦眼里有着特殊意味。当有人希望他在书上留下寄语时，他经常会写下“天道酬勤”。从农村面朝黄土地，到煤矿与“黑色的金子”打交道，哪怕成为专业作家，刘庆邦一直挖掘着自身的劳动潜能。是母亲的身教告诉他——勤劳不只是生存的需要，还关乎人的品质和人的道德。

　　他的作品《平原上的歌谣》中的女主人公便是以母亲为原型。刘庆邦说，他的小说中只要写到母亲，差不多都有他母亲的影子。他的文学启蒙是母亲开启的，“母亲不识字，但有文学天赋，讲起故事来让我听得津津有味”。

　　如今，母亲离开14年了，刘庆邦在母亲最后的岁月里一直陪在病床前，每天坚持记日记，把母亲对往事的回忆记录下来，这部非虚构纪实散文集《陪护母亲日记》有望于今年年底问世。母亲病重时，最担心老家的房子长期没人照看会坍塌，他向母亲承诺翻盖房子并每年都回家看看。每年清明、农历十月初一，刘庆邦都会回到沈丘拜祭母亲，并趁这个机会和老乡亲朋闲谈积累素材。“一个作家如果是从农村出来的话，那么最好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就是回家。这跟我小时候的情况差不多，肚子饿了，就想到找母亲。”

　　煤矿是刘庆邦的文学富矿

　　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区。

　　刘庆邦的主要写作主题中，一半是煤矿，一半是乡土。煤矿也是刘庆邦的文学富矿，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得地独厚”。

　　他坦言，自己是一个经验型的作家，不太喜欢二手资料，“把心扎下去”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刘庆邦经历过9年矿区生活，几乎走遍了全国的大小矿区，经常和矿工同吃同宿，在一个澡堂子洗澡。条件先进的煤矿，他反而不“感冒”，“机械化造成文学的因素少了，人不是主体，而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人的个性、人性的表露就少了，可写的素材就越来越少了”。

　　去年，他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获得第九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这部小说创作时，他在郑煤集团大坪煤矿体验了半个多月，“不去深入到现场，细节是很难想象出来的”。前不久的一次作家采风活动到大同，其中一站是参观矿山公园，刘庆邦主动下井，而有几位被鼓动下井的作家后来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井下才是煤矿的核心，只有下到幽深的井底，才能嗅到来自远古的煤香，才能进入暖湿而危机四伏的特殊氛围，体会迥异于太阳下面的生存况味。到煤矿不下井跟没到一样。”

　　很多人认识刘庆邦，是因为李杨导演的电影《盲井》，这部电影改编自他写的矿难小说《神木》。然而，实际上，刘庆邦和影视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想做纯粹的文学”。

　　同样，从事煤矿报道记者职业近20年，新闻和小说在他那里是“井水不犯河水”：“新闻是写别人，文学是写自己；新闻是信，文学是疑；新闻是客观，文学是主观；新闻是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思维；从语言来说，新闻用大众传播语言，文学使用个性化、心灵化的语言。”刘庆邦说，记者生涯最重要的是让他开阔了眼界，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去回望生活。

　　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劳动和内在的生活

　　通过写作，不断丰富内心世界，不断拓展心灵疆域。

　　国内作家里，坚持写短篇小说的并不算多，因为费力、费心、对素材消耗大，却得不到相对应的利益。而刘庆邦已经写了300多篇短篇小说、30多部中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王’这个称号我并不赞同。”刘庆邦一直在给自己“摘帽”。他说，之所以喜欢写短篇，是因为“短篇小说是自己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一个方式”。他坚信，短篇小说的存在，证明着文学性的存在，用很小篇幅建立一个精神世界，对作家要求很高，“我写短篇也是和文学市场化的一种对抗”。

　　“好短篇可遇不可求”是作家圈里流行的观点，但刘庆邦并不认同，“放弃追求了就不会遇，有求才会有遇，任何事情都是为有心人准备的”。“瀑布代替不了大海”，除了短篇，刘庆邦还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是左手短篇、右手长篇的全能手，给不同的故事“量体裁衣”。

　　对于写小说的要素，高尔基把语言放在第一位，汪曾祺说过写小说是写语言，刘庆邦也认为语言是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小说的质地对语言是长期的磨炼过程，语言一定要朴实、准确、自然，高的境界就是要有味道，有自己的个性，把字吃透，把它安置在非常合适的地方去。不安在合适的地方，字是很难受的，字应该是一个活物。”

　　刘庆邦认为：“美的文学作品不是‘抓人’而是‘放人’的。放飞人的灵魂，让读者产生不知身在何处的审美感受，这才是最高级的艺术享受。”

　　年轻时在“灯头如一粒小黄豆、摇摇欲坠”的煤油灯下走上写作之路，在煤矿当矿工时在床铺上写作，在自家厨房里“每天闻着酱油味儿、醋味儿甚至煤油味儿”写作，在日坛公园靠着大树写作……66岁的刘庆邦说：“不论到哪里，都是在我心里写作，写作是一种心灵的劳动和内在的生活。要通过写作，不断丰富内心世界，不断拓展心灵疆域，从而完善自己，使自己的心灵更高贵。”

　　读刘庆邦的作品，你能从人物困境中发现阳光，正是以苦难作为底色衬托出的爱与温暖更为可贵。“小说是与人为善的，是改良人心、改善人性的，要让世界更美好。”刘庆邦说。

　　大多数梦境是老家

　　大平原上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

　　从农村到煤矿，再到都市，是刘庆邦的三段式生活道路。1978年到北京，至今已经近40年。他说：“北京拥抱了我，提升了我。”

　　不过，初入首都的一二十年，刘庆邦常会有一种“嫁于东风春不管”的飘浮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人，很难深沉下去。近些年，作为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他开始将笔触深入这座城市，他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以保姆的眼光切入北京人的城市生活。计划中的第十部长篇小说，他没有写煤矿、乡土，而是聚焦都市父母普遍的教育焦虑。

　　生活在北京的刘庆邦，夜里常梦到家乡。他在新出版的散文集《在夜晚的麦田里独行》中说：“只有离开故乡的人，才会有故乡。我是生于故乡，长于故乡，虽说19岁那年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的河流、田陌、春天的柳笛、秋天飘飞的芦花、冬季的大雪等，仍在我记忆的血管里流淌。故乡是我的根哪，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根还留在故乡，后来的枝枝丫丫都是从根部生发出来的。我所处的环境可以变来变去，可人当不了梦的家，我的梦境是不可改变的，我的大多数梦境还是我的老家。”

　　多年来，刘庆邦总觉得大都市里的豆芽没有“豆芽味儿”，他回老家时会从大姐家带走一些豫东平原长出来的黄豆，在家中借用暖气片发豆芽吃。今年家里的两盆花枯了，刘庆邦撒上两把黄豆，一天天看着豆苗儿破土而出、生叶、开花，感受生命昂扬迸发的快感。

　　由于长时间没有在麦子成熟的季节回过老家，刘庆邦三年前特意抽时间回来了一趟。当列车在麦海里穿行时，他禁不住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大平原上成熟的麦子是全世界最美的景观。”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刘庆邦：故乡是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