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建设（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巡视员、研究员）

　　本文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表现了毛泽东为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居安思危，艰辛探索，顽强追求的意志和品格；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

　　毛泽东亲手缔造的新中国，已经走过整整60年的岁月。这60年里，前27年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同毛泽东本人息息相关。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居安思危，不稍懈怠，夙兴夜寐，防患于未然，将防止新生的人民政权得而复失的问题，始终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长久萦绕毛泽东心头的执政忧患意识。

　　本文试以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为基本内容，从不同角度探寻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若干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兼而论述这些情结共同归属的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内涵，回顾并追思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孜孜探索和不懈奋斗。

　　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是毛泽东眼中的一位英雄人物。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时，就列举了“明朝的李自成”。指出：“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44年春，他读了陕人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大顺帝李自成》一书，感到“获益良多”，托人“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并再次评价说：“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同时，他指人将该书“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

　　对于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长期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毛泽东来说，他更加关注的，还是李自成由胜利转为失败的历史教训。

　　1944年3月，就在毛泽东阅读《永昌演义》期间，郭沫若应约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其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京后，因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郭文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1月21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期间，毛泽东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国统区的危机四伏同解放区的欣欣向荣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得深谙国民党没落衰微的黄炎培向毛泽东坦陈：没有哪一代统治者能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将来的新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告诫全党：要特别警惕“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谨防在“糖弹”面前打败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有效防止党内骄傲情绪的滋生和蔓延，毛泽东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明令：“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同年3月下旬，党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行前，毛泽东再次想起那位“能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李自成。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

　　另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从涿县到北平的火车上，直到党中央临时驻地香山，毛主席一路都在说不要做李自成。1950年3月初，毛主席从苏联回国经过沈阳，由于当地招待有些铺张，“主席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搞铺张浪费）我们不能这样做。”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思考，也是当时党内许多领导人的共识。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时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对李自成从夺取政权到丧失政权的历史悲剧，建国后的毛泽东始终给予关注，直到他的晚年。1958年12月，他读到《三国志·张鲁传》时，又提到包括李自成在内的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并对其性质和阶级局限等作出分析。1963年，作家姚雪垠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并将该书寄送毛泽东。1966年夏，姚得知毛泽东已于百忙中阅读了该书，认为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1975年11月，82岁的毛泽东对姚雪垠关于继续写作和出版小说《李自成》的来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长期以来保持的“李自成”情结，折射出他时时担心政权不稳、江山变色的强烈的执政忧患意识。前人的教训，历史的警示，不仅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记忆中，更促使他制定出一系列反腐倡廉、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的决策和措施，如建国初期开展的“三反”运动、全党整风运动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这些决策是正确的，许多措施也是卓有成效的。

　　二、“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的“海军情结”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世人庄严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加强国防、抵御外侵意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他的“海军”情结。这一情结，源于他对近代中国所遭受的种种屈辱的难忘记忆。

　　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正值清王朝腐朽没落，丧权辱国。当他读到《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小册子时，书中开篇语“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给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　1915年春夏，针对反动军阀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22岁的毛泽东在《明耻篇》上奋笔疾呼：“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凝聚在青年毛泽东的笔端；而渴望民族自强御侮的意识，更影响着他后来几十年的生涯。1919年春，毛泽东、罗章龙等离京去上海，途经天津时来到塘沽。在毛泽东提议下，大家徒步来到“海门古塞”大沽口，登上曾重创西方列强入侵海军舰只、后被屈从的清政府拆毁的北岸炮台。面对断炮残垣，海阔天空，毛泽东与众人一起赋诗感怀。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军种——人民海军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它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的过程。

　　1949年初，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威胁，毛泽东提出筹建人民海军的设想，并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也是人民海军创建的先声。同年4月23日，经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这一天，成为人民海军的诞生日。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原国民党海军的许多爱国将领纷纷率舰起义，投向光明。为此，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1949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召见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等人。他说：从1840年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都是从海上打进来的。中国一败再败，屡次吃亏，割地赔款，就在于政府腐败，没有一支像样的海军，没有海防。他加重语气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50年5月，毛泽东获悉南下解放军某部以三只帆船同数艘敌舰作战的事迹，特别赞扬道：“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

　　鉴于近代西方列强多次“从海上来的侵略” ，毛泽东多次指明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根本目的和努力方向。他说：“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952年2月，毛泽东亲往北京海军司令部机关，与海军领导人一起商讨海军领导机关设置、装备发展、部队建设等问题。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组建不久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与舰上官兵共同度过四天三夜，向他们讲述旧中国有海无防的历史，提醒“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还为所乘“长江”等舰逐一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一连写下多幅内容相同的题词，这在毛泽东一生当中是十分罕见的。

　　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仍保持着高度警惕。1953 年12 月4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卫海上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国；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成为后来人民海军建设的总方针。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怀下，从1955年到1960年，人民海军东海、南海、北海三个舰队相继组建，海防布局和海军建制进一步完善。

　　20世纪60年代初，在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的宣传下，台湾海军舰只频繁在浙江、福建沿海进行骚扰破坏。为了保卫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解放军海军多次出海巡防迎击。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人民海军一举击沉蒋军“剑门”、“章江”两舰，取得重大胜利。为此，中央军委嘉奖海军南海舰队某部，毛泽东亲派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三元帅前往医院慰问在海战中英勇负伤的“钢铁战士”麦贤得。

　　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人民海军在规模和装备上十分有限，但在某些方面仍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毛泽东关于“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的指示，1971年9月，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建成下水，后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序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之一。1974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海军与其他军兵种联合作战，取得西沙海战的胜利，保卫了祖国南海岛屿和领海主权。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国家有效地抵御外侮、巩固海防，以及人民海军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5年5月，已是耄耋高龄的毛泽东仍念念不忘人民海军的建设。他在生前出席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伸出小拇指）“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　话语间，流露出毛泽东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自强御侮意识以及对加快人民海军发展的殷切希望。两周后，毛泽东在苏振华关于海军建设规划的报告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这10个字，成为毛泽东留给人民海军的最后嘱托。

　　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富强”——毛泽东的“工业化情结”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目睹并感受了旧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满目疮痍的惨状和屈辱。同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一样，励精图治，救国救民，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毛泽东由来已久的心愿。

　　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又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为“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 ，另一方面他也深知，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必然任重而道远。他指出：“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

　　1953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国内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20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同年6月，他对国家工业化作了这样的表述：“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51％，或者达到60％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70％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42％。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70％。”

　　1956年8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讲了一番话，他说：对新中国来说，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迫切希望改变中国工业落后的现状，是同他仍然担心旧中国“落后挨打”历史重演的忧虑联系在一起的。他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修改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这种不甘落后、谨防挨打、奋起直追的意识，不仅同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相关联，也同当时党和人民的普遍愿望与迫切要求相一致。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解释，有助于人们从近距离理解和领悟毛泽东为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进而发动经济建设“大跃进”的缘由和初衷。

　　在希望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毛泽东已考虑到农业、轻工业等相关产业以及文化事业的同步发展。还在建国初期，他就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 “一五”计划完成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发展农业，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

　　经过“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1964年底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宣布“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两步走战略。这个目标和步骤，尽管今天看来仍存在某些缺陷，但它毕竟反映了党和毛泽东十几年的艰难探索和实践，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为改变“一穷二白”面貌的奋斗成果和经验。其间，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就为后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在毛泽东心目中，“中国老百姓”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用“民众”一词来统称“老百姓”。后来，他经常使用“工农大众”、“人民大众”和“人民群众”等称谓。不管是“民众”还是“群众”，毛泽东对其还有更具体的划分。他提出：“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建国后他又强调：“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

　　后来，毛泽东常用“普通劳动者”来代指“工农基本群众”。晚年毛泽东，甚至讲过自己不及一个“普通劳动者”，明白地表露了他内心的“百姓情结”。

　　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最能体现毛泽东这种“百姓情结”的，是他始终关注并抓住不放的干群关系。他一向认为，融洽、和谐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的就是“平等”，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平等待人。

　　毛泽东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平等是民主的前提，而民主是政权的保障。他十分厌恶“高贵”、“特权”，而喜欢“普通”、“平等”。这种平等意识，根本不同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一类口号。毛泽东是将这种平等的干群关系，建立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铲除“贵族阶层”土壤，使广大领导干部保持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传统，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都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上下级关系的问题。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诚然，在当时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地估计国内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观念，包括他使用过的某些尖锐、过激的语言（如“官僚主义者阶级”、“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等），但从中也能反映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仍十分注意并反复地提醒这个问题。他说：有些干部受到群众批判斗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除了解决好干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安危冷暖，并把是否认真解决这些人的实际问题，看作是否切实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是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检验标准。他认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要为这些“最基本群众”服务。

　　仅以和人们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工作为例，便可略见毛泽东对普通百姓的这种体恤与关怀之一斑。

　　1958年夏，毛泽东读了6月30日《人民日报》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报道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诗：《送瘟神》。这两首诗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忧一喜，一抑一扬，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对于长年遭受病痛折磨的广大农民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最终送走横行一方的“瘟神”血吸虫的无比畅快。

　　1960年3月，毛泽东亲自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其中特别强调开展卫生工作对于保障民生的意义，指出：“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至今还能够记得当时流行的“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等标语口号。

　　1965年6月，毛泽东批评卫生部门的工作只注重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服务，并主要是为其中的领导干部服务，而忽视了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的医疗和健康。据此，他要求卫生部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级卫生部门定期分批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为广大农民看病；城市高干医院设置普通门诊，对一般患者开放。这些措施，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受到城乡人民群众的欢迎。

　　五、“恐将夙愿，付诸东流”——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内曾广为流传一首署名“毛泽东”作的《诉衷情》词：“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后辈，恐将夙愿，付诸东流！”

　　笔者见到这首传抄词的时间大约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标明词作的时间是“1974年12月26日”，题目是“给总理”。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上流传的其他多首“毛主席诗词”不同的是，这首词的真正作者，至今仍无从知晓。

　　从该词的形式上看，它或许称不上是一首“规范”作品；而从该词的内容上看，它却相当准确且出人意料地揭示了处于晚年最后时光的毛泽东的真实心态（包括“文革”情结）。应该说，该词作者即便不是毛泽东本人，也不应是远离政治高层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位作者所冒的巨大政治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该词的真实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等情况的考证，应属于本文以外的论题。这里，笔者仅就与此关联的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情结，谈一点个人看法。晚年的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一、创建了新中国；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曾不解地问他：“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回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

　　笔者以为，毛泽东这里提到的第二件大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的说法。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领导的27年里，他念念不忘、所思所患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它得而复失。“文化大革命”，是他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当中，被他认为是最具代表性和“行之有效”的一种方式。毛泽东认为：建国以来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但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也就是他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主要缘由。

　　实际上，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都在强调这个问题。

　　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指毛泽东误认为搞“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又提出：“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但他仍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　的，是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变修正主义”　所必须的。毛泽东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建立在对于国内形势、特别是对于党内状况严重误判的基础上的，因而缺乏准确性和科学性，有的甚至是错误的。但以上无论是私下言论还是公开讲话，都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巩固政权。笔者以为，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尽管有多种解释，同这个根本出发点比较，都不能不是次要的和服从的。

　　由此，可以用这样一种说法来概括毛泽东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一、夺取政权；二、巩固政权。这也印证了毛泽东上个世纪30年代讲过的一句名言：“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诚然，良好的动机并不意味着良好的效果。事实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对于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来说，是一场历史性悲剧。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27年的历史，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失误，特别是遭受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从这一点上说，毛泽东长期以来巩固政权的夙愿，在经历了27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毕竟没有“付诸东流”。其间他所留下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成为后来党和人民继往开来、持续奋斗的宝贵财富。同时，事实也无可辩驳地证明：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以上所述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包含以史为鉴，防御外侵，工业强国，贴近百姓和巩固政权等内容，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他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锲而不舍、顽强追求的一个侧面。其中无一不贯穿着他强烈而持久的执政忧患意识。至于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的失误甚至严重错误，终归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发生的挫折。“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今天，可以告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与时俱进，继往开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