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长征》，他写《抗日战争》，军旅作家王树增——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1927年8月1日~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90年，战士保家卫国。时代不同，任务不同，但使命相同。

　　后来的年轻人，在军旅文学的阅读中，读出了一代代战士的姿态。在9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写战士的作家，本身就是军人。

　　正因为“战士对战士的怀念”，酝酿出了无数军旅文学中的巨作。

　　王树增写《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他的“怀念”不限于自己的战友，而是上溯80多年历史中的无数个体和群体。

　　陈灿新诗集《士兵花名册》首发，他继续以写诗的方式，“将走远的人一个一个拉近”。

　　梳理这90年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读“战士对战士的怀念”，寻找的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心灵史。

　　他写《长征》，他写《抗日战争》，军旅作家王树增——

　　回首长征，始知信仰的力量

　　解读抗战，能为精神补钙

　　王树增，花甲之年已过，一腔热血依然。

　　这位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在这个盛夏非常忙碌。炎炎夏日，他在部队巡回演讲，马不停蹄。记者找到他本人时，他正在去西部边防的火车上。因为太忙了，今年他虽然收到了上海书展的活动邀请，却还未确定是否成行。

　　8月1日对王树增个人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因为他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军人。

　　他将抗日名将、中国第一位抗战中牺牲的军长郝梦龄将军遗书当中的一句话，庄重地记在了笔记本上：我们军人为什么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流血牺牲，是为了中华民族永存世上。

　　王树增战争系列作品自2006年开始出版，至今已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一系列作品问世。

　　他开创了全新的战争史写作范式，也为军旅文学树立了新标杆。“我不是军事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也算不上学者，我就是一个作家，从事非虚构文学的写作。我的作品包括战争系列和近代史系列，写的内容跟历史相关，实际上我写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他写红军长征

　　读者带着他的书踏上“长征”路

　　王树增说，《长征》的写作缘起于17年前的一个夏夜，妻子王瑛突然问他，为什么长征能够影响人类的文明进程？他当时愣了一下。

　　那个夏夜，正是王树增写作《长征》的开始。他用了六年的时间写《长征》。他试图将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的历史，从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角度，还原给这一代、下一代的中国读者。

　　《长征》出版后的十年间，常常有读者和他讨论长征历史的相关问题。

　　去年，有一些年轻读者告诉他，他们和身边的80后、90后，拿着他的《长征》去了江西瑞金、贵州遵义、去了四川阿坝州红军踏过的雪山草地，甚至还有读者去了《长征》开篇写到的黔北甘溪小镇，去找当年桂军对红军发动突袭时利用过的那条暗水沟，当地的老人说，暗水沟就在小镇街道的石板路下面……

　　《长征》中的那些红军将士，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为什么他们就这样义无反顾地出发，踏上那次异常艰险的远征，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阅读王树增《长征》的年轻人，也渴望立即动身，走向那一座座山、一条条河，去寻求答案，《长征》激发了他们去审视自我的精神与意志。

　　《长征》出版了，王树增自己的长征路却没有完。

　　他去了湘江上游的道县，那里是长征途中最为残酷的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去道县是为祭拜一座坟茔，那里埋着一位没有头颅的红军师长。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湘江战役中担负后卫任务，当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渡过湘江后，第三十四师陷入国民党军各路部队的重围。拼死突围中，全师官兵大部分阵亡，师长因为负伤被俘，他在担架上撕开自己腹部的伤口掏出肠子拧断了。湘军军阀何键将他的头颅砍下来，挂在他出生的那条小街前的城门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牺牲时年仅24岁。

　　他还去了贵州遵义，驻足在被当地人称为“红菩萨”的小红军的墓前。小红军是广西百色人，自幼跟随父亲学医，12岁参加红军，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三团二营的卫生员，名叫龙思泉，牺牲那年刚满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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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长征》中的一个个体，他忍不住要抒情：“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部队，自世界近代文明的潮流猛烈地冲击了这个东方大国之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赤贫的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的产业工人从共产党人的宣传中懂得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世间可以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王树增说，回首长征，我们始知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什么是不屈的意志，什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英雄主义。

　　他写抗日战争

　　想给当下中国人精神补钙

　　180万字的《抗日战争》，是王树增战争系列的最后一部，也是最难写的一部，王树增花了8年时间。为了这部非虚构巨著，他去东京查最原始的档案，走访台湾收集国民党正面战场资料，到过大陆各个战场，感受当年的硝烟铁血。

　　8年时间，他彻彻底底梳理抗日战争的每一寸时光，用大量事实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精神上的中流砥柱”。

　　为什么一定要写《抗日战争》呢？他说，想给当下中国人精神补钙。

　　“我觉得抗战八年的历史，是我们能够寻找到使我们内心更强大、更理性的历史之一。如果从‘九一八’开始计算就是十四年抗战。十四年一个国家处在战争状态，一个民族要熬过多少时光啊。作为后人，我们有什么理由能够忘掉这段时光。”

　　王树增说，抗战在他心里的一座精神丰碑就是三字——不屈服。他写《抗日战争》，想为当代军人提供一种血性的精神气质，也想给当下中国人精神补钙。“骨头不能软呀，缺钙可不行。”

　　《抗日战争》一书中，王树增不仅写了敌后战场，也写了正面战场，在书中他详细记述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30余场战争。

　　他写忻口战役时，中国牺牲了一个军长叫郝梦龄。很多人劝他说不能上前线，那里封锁得太厉害，他说我必须让士兵看见我，他们军长还在前线。在过一道山梁时，他被日军机枪扫倒了。他留下很多遗书，其中，有这样的话：军人不死，天理不公。

　　《抗日战争》一书，荡气回肠之处，也在于共产党人在那最黑暗、最苦难的日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在最近的一次讲坛上，王树增谈到东北抗日联军在日本侵略者的大后方，在非常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中，牵制了数十万日伪正规军，他感叹道，共产党人从参加战争那一天起就准备牺牲，他们最高的境界在于：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深山密林当中留下我的脚印，我就算胜利，我要让侵略者知道中国人没有屈服，这就是抗联将士们给我们精神上最大的震撼。

　　王树增 1952年生于北京。

　　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非虚构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911》等。

　　作品曾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图书政府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曹禺戏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