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采用其文章问答形式 被戴笠软禁周恩来施掉包计营救 其子忆父潜伏经历

高崇民（右一）在日本留学时和同学合影

高大会接受记者专访时，拿起一本父亲的纪念文集

　　法制晚报讯（特约撰稿/冉晓旭） 他曾任张学良的秘书，促成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联合、实行联共抗日的任务；他的一生经历充满传奇，但由于长期从事党的隐蔽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其人其事鲜为人知。

　　2013年12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电影巡礼·卫星影院》上，两名少先队员缓缓揭开了文献纪录片《正义千秋》首映式的序幕。该片由《高崇民传》改编，由习仲勋撰写《序》，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的传奇人生。 

　　近日《法制晚报》（微信ID：fzwb_52165216）记者在北京亚运村汇源公寓专访了高崇民的儿子高大会。

　　发动商民罢市游行反赢得张学良赏识

　　70岁的高大会身着深蓝色唐装与照片中的高崇民有着相似的脸型，但不同的是照片中的高崇民略显严肃，而高大会则爱笑，随和许多。

　　高大会的父亲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柴河沟靠山屯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因为祖父支持并协助义和团打击教会势力，遭迫害全家迁往大寨子落户。十八岁时他考入奉天（今辽宁）省省立农林学堂，当时正处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在孙中山领导下，频繁活动，势力也渗透到了东北地区。那时高大会的父亲还没毕业，就秘密参加了同盟会。1914年，二十三岁的他从农林学堂毕业后考上了开原县公费留日学生，赴日本留学。

　　“仗义执言、有胆有谋是大家对父亲最多的评价，这一点在父亲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显露了。”高大会告诉记者。高崇民到日本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当时正值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受歧视，日本军警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非常傲慢。

　　有一次，在东京街头，高崇民遇到一个警察殴打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老妇人哭着跪地求饶，警察仍不停手，高崇民看到后很气愤，就质问警察为什么要这么欺负一个老人家，警察看到他是个中国人，便向他吼道：“你这个中国人，无权干涉我们日本人的事情。”围观的人里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大家十分愤怒。高崇民厉斥：“你这个所谓文明国家的警察，太缺少教养了，今天一定要教训教训你不可！”说着便从身边一个宪兵身上抽出刺刀要向警察砍去，打人的警察被吓得直往后退。宪兵看到事情已经引起公愤，便让警察赶紧走。

　　“这件事情在当时留学生中影响很大，许多留学生就这样认识了父亲，大家送他‘铁汉子’‘硬骨头’的雅号，也正因此，父亲认识了许多有抱负的留日同胞，其中就有日后对他帮助特别大的黄兴。”

　　1928年，奉天省政府为了提高警察的待遇，决定由商民负担警捐，这引起了商民的强烈不满。当时高崇民是商会经理，为了保护商民的合法利益，便与好友杜重远等人发动沈阳10万商民罢市游行，反对警察加捐。此事涉及的警察厅长白铭镇是少帅张学良的老师，在高崇民请愿的时候便遭到省长翟文选和其秘书的反复劝阻，高崇民认为这是官官相护，并表示就算这是少帅张学良的决定他也会斗争到底，这件事被张学良知道后，觉得高崇民很有骨气，敢说话，便决定见一见高崇民。 (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高崇民见到张学良后，发现他待人友善、不摆架子，这令高崇民很吃惊，也让他对张学良产生了好感，便同张学良分析当时东北的局势，张学良十分认同。不久，张学良就聘请高崇民当了自己的秘书，这件事情也成为张学良与高崇民友谊的开端。

　　当面质问蒋介石给蒋留下深刻印象

　　高大会对记者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沦陷。事变后的第七天，高崇民秘密入关，前往北平，找到张学良辞去了秘书职务，不做官，也不经商，专门从事救亡工作。考虑到他辞职后没收入，张学良便每月给他300元大洋作为生活和活动费用，一直到西安事变爆发。

　　高崇民后来联络了好友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等人，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了敦促统一抗日，趁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在上海召开宁粤和谈会议时，高崇民与阎宝航等人到上海求见汪精卫、胡汉民。胡汉民说:“你们张副司令那么多军队，为什么不抵抗日本人？你们跑到上海来请什么愿！”高崇民等人反驳道:“张将军执行的是中央的不抵抗日军的命令，中央有责任，所以我们向中央要求收复失地。”胡汉民说：“东北是不毛之地，国之强弱不在疆土的大小，你们看日本，不是土地很少，国家很强吗？”言外之意东北可以放弃，高崇民等人只好离去。

　　后来，高崇民又率领学生队伍赶往南京，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在中央军校的大礼堂接见请愿学生。

　　蒋介石走上讲台，站在学生队伍前的高崇民质问蒋介石，是否还要东北？蒋介石犹豫半天说:中央是要东北的，会在最短时期收复东北。这次，高崇民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冒着被通缉危险赴西安力谏张学良 

　　1935年10 月，高崇民与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阎宝航等人在上海讨论东北军前途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东北军只有联合红军、西北军，否则别无出路。为了说服张学良，他们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建议书》，决定让高崇民送抵西安（张学良被蒋介石调至西安剿共）。当时高崇民正被蒋介石通缉，但仍冒险从上海启程，经天津、北平秘密到达西安。

　　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猜疑，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误以为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抵达西安有争抢地盘之意，所以双方冲突不断。

　　高崇民知道内情后，没先见张学良，通过好友杜斌丞先见了杨虎城，陈述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并澄清了东北军并无抢地盘的想法。然后前往洛川张学良的住处，拿出杜重远等人的信，开始力谏张学良。

　　高崇民对张学良说，蒋介石用尽全部兵力，剿共8年也没有成功，现在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让东北军来西北围剿，肯定没安好心。共产党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东北军也是地方势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东北军和共产党两败俱伤是蒋介石最大愿望。保存实力，收复东北老家才是最明智的做法。张学良便委托高崇民去杨虎城处消除对自己的误会。

　　几天后，高崇民第二次拜会杨虎城，向杨虎城转达了张学良联合抗日的想法。不久，高崇民陪同杨虎城由西安飞抵洛川，张杨二位将军进行了极端缜密的商谈，很快达成了不打内战、联共抗日的共识，并商定由张学良担任劝说蒋介石的任务。在高崇民的积极奔走下，张杨合作抗日的进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

　　《黄河大合唱》采用了父亲文章的问答形式

　　1936年2月，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抗日教育，高崇民与栗又文、孙达生三人计划合编一本不定期的秘密刊物，定名为《活路》，意为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第一期共四篇稿件，其中高崇民写的五六千字的《抗日问答》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采取的是一问一答的方式，讲述了东北军背井离乡，不能收复故土，反而在西北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痛苦。在杨虎城的帮助下，晚上刊物在绥靖公署军需处的印厂里悄悄印制。因为文章极具感染力，在东北军内部流传开。不久《活路》被特务发现，国民党发现稿件是高崇民写的，便对他实行了通缉。在张学良的保护下，高崇民半夜化装后搭火车逃往天津才幸免于难。

　　高崇民虽然离开了西安，但《活路》的影响并未停止，后来陕北红军总政治部大量翻印《抗日问答》，在红军、东北军内散发。《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便采用了这种问答形式。

　　高大会说：“《活路》杂志宣传反对内战、联共抗日，这为西安事变做了充分的思想与舆论准备，影响很大。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曾说过‘高崇民是西安事变的魔爪’。”指的便是因为高崇民和他的文章，促成了张杨合作。

　　张学良亲自开车与杨虎城密会父亲

　　1936年7月，张学良赴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的训斥。《活路》事件的出现使蒋介石察觉到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合红军的事情，严令东北军“剿共”，张学良无奈之下与杨虎城分别派袁晓轩（后叛变）和梁蔼然到天津接高崇民回西安。“当时约定的是在交通旅馆见梁蔼然，父亲到了房间后发现地上全是水，原来午饭的时候梁蔼然喝了些酒，忘了关水龙头，见到父亲后赶紧擦地，通过这一系列的表现，父亲判断梁蔼然是诚实可信的。”“虽然父亲认为梁蔼然可信，谨慎起见，并未和他们一同出发，而是相约在潼关黄河边上相聚。”高大会说。(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高崇民被秘密接到西安后被安排在杨虎城的军需处长王维之家中，仅有少数张学良和杨虎城指定的人知道，而且每次两人都是傍晚或深夜到访，不带司机和随从，张学良亲自开车，谈到深夜才走。

　　12月4日，蒋介石又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9日，学生请愿，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蒋介石让张学良对学生开枪，张学良忍无可忍。11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行动，在给此次行动取名时，高崇民讲了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侯以进图中原的故事。楚文王不听劝谏，于是鬻拳便用刀逼着他，楚文王才答应了。张学良听后了解了寓意，于是便将此行动定为“兵谏”。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派飞机把周恩来接到西安，高崇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蒋介石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做出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承诺。可是，对如何释放蒋介石，各方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张学良力主自己亲自送蒋到南京，并想在不通知中共一方的情况下，立即付诸实施。高大会说，父亲发现这一迹象后，试图说服张学良放弃这一做法，当夜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但高崇民没有想到，张学良已经启程，亲自送蒋介石回去了。“多少年来，父亲一直为自己没有劝住张学良而感到后悔不已。”高大会说。

　　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将他软禁在重庆五年

　　1938年8月，高崇民带着与周恩来商谈组织东北部队的任务，在延安停留了 12 天，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这令他终生难忘，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毛泽东对高崇民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高大会介绍道。

　　1939 年冬，国民党对进步势力的摧残越来越严重。高崇民不得不离开西安，避居凤翔。

　　1941 年，新疆督办盛世才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他以勾结汪精卫的罪名，将高崇民好友杜重远逮捕入狱。“盛世才在日本留学时是父亲的同学，并受到父亲的资助，于是父亲连续发函电给盛世才，强烈要求释放杜重远。最后，盛世才答应等父亲来新疆面谈后，再决定处理办法。”

　　当高崇民要动身之际，接到了戴笠口信，让他先到重庆拿去新疆的机票。高崇民救人心切，于是先动身前往重庆。不料一到重庆便被戴笠扣留，一留就是五年。

　　“昭惠妈妈（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得知父亲被软禁在重庆的消息，曾一度好转的病情急剧恶化，而且国民党的特务以其要挟父亲和大哥（大哥是昭惠妈妈抚养长大的，感情极为深厚），昭惠妈妈为了不影响父亲和大哥便服毒自杀。”高大会说，“父亲在这两件事情的打击下，一病不起。为了照顾病中的父亲，中法比瑞文化协会的秘书，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羽军便派干事王桂珊照顾父亲，二人在患难中相互扶持，终成眷属，王桂珊就是我的母亲。”

　　高大会说，父母结婚时，父亲并没有收入，日常开销都是父亲的好友杜斌丞、赵寿山、刘多荃等人资助，当时父亲一些好友戏称他是“难民”。戴笠听闻父亲结婚的消息，派人送来了3000元的礼金。周恩来来时，父亲便汇报了此事，周恩来说：“你不要戴的钱，他还以为你要了共产党的钱，不然你吃什么？”于是，父亲将计就计收下，这成为维持《反攻》的出刊经费。

　　周恩来巧施掉包计  父亲虎口脱险

　　在重庆的五年，高崇民住在嘉陵江南岸猫儿石，头几年，住处周围的山上常有特务活动，虽然环境艰险，但是却有机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开展工作，继续抗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对东北的争夺也愈加激烈。中共中央任命在东北具有极高威望的高崇民回东北做安东省政府主席，一方面负责后勤保障，另一方面团结东北军高层，争取留在东北的军队。可是如何逃出重庆？在周恩来的策划下，准备安排高崇民顶替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韩幽桐的丈夫张友渔的身份，逃离虎口。

　　当时美国新闻处包下一条船准备迁往上海，其职员可以带一名家属，而且规定美国新闻处包租的船不允许国民党军、警、宪、特检查，正是利用这个机会，高崇民才有机会逃出。“那时我二姐刚刚出生不久，父亲经常抱着我二姐溜胡同，这成了一个习惯。不过，父亲去哪都有特务跟着，他便给戴笠写信说，我就一个脑袋，你要随时拿走，干吗每天这样跟着我！戴笠便让特务的行为隐秘些，跟踪的人离得远点，父亲便有了逃离重庆的机会。在逃离重庆前，周恩来找了一个和父亲相似的人，做了两身一样的衣服，分别给了父亲和那个人，用来迷惑特务。一天清晨，父亲安顿好我妈和我姐，那个与父亲相似的人穿着相同的衣服在他平时散步的地方散步，用来迷惑特务，父亲则在散步时躲进了巷子，摆脱了特务，在军统特务的眼皮子底下脱险了。”高大会说。

　　那些资料父亲看一页烧一页，整整烧了三天

　　从1967年夏天起，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阎宝航、刘澜波、万毅等当年与父亲共过事的政界军界高级官员，纷纷遭受迫害。高大会说：“特别是邹大爷（邹大鹏）出事，父亲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出事，把我们叫到一起说：‘你们要记住三条:第一，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两个人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仰我绝不动摇，我希望你们也和我一样；第二，我这个人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也不是走资派，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第三，我这个人什么时候死都行，怎么死都行，在哪儿死都行，但绝不自杀，如果有人说你爸爸自杀了，你们千万不要信。’这话说了没几天，我父亲就开始烧一些材料，我说我帮你烧吧，当时因为我是老高三，父亲怕我看到内容所以没同意，让我1955年出生当时才十几岁的小弟弟帮他烧，父亲看一页烧一页，整整烧了三天，正是如此，保护了许多同志。”1971年7月29日，高崇民不幸逝世。

　　“ 1979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高崇民同志平反昭雪大会’，父亲的党员身份公布，终于可以在骨灰盒上盖上党旗，称呼终于由先生改成同志了。父亲平反后，母亲跟我们说：‘我心头的石头落地了，你们也大了，我也该去找你爸了。’没过多久，母亲便去世了。每次想到我母亲，我心里就很难受。”说到这里，高大会潸然泪下。

　　孩子进行什么体育锻炼都行，就是不能长跑

　　高大会告诉记者，父亲的功课很好，但是对家里孩子的考试分数并不重视，他认为重要的是理解。当时自己的成绩并不是很好，百分制常常考60多分，偶尔还会不及格，母亲就会很生气，跟父亲告状，可是父亲总是问：“你因为什么不及格啊，是哪道题不会，现在懂不懂啊？”如果弄懂了，父亲就觉得可以了，他不重视分数，但是特别反对不求甚解，要求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他对孩子的学习唯一的要求就是理解。如果考不上大学可以种地，但种庄稼也要有文化，我母亲又比较听父亲的，父亲既然这样说了，母亲一般也不会反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生活环境很轻松。(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fzwb_52165216)

　　“父亲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就拿公车使用的问题来说，父亲认为公车要给有需要的人使用，付钱就可以！一次，父亲的厨师李师傅病了，肚子疼得受不了，走着去医院，父亲知道后赶紧让司机开车去追，送他去医院，还说：肚子疼怎么能让他自己走，我既然有这个车，干吗要讲这个形式，拿来用就是，我们不白用，账寄到我这里。司机追上厨师后，厨师李师傅感动极了。”高大会接着说，“我觉得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身教，身教重于言教，父亲是如何对人，如何处事都影响着我们，这给还是孩子的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教育我们人人皆平等，家里的工作人员一律叫叔叔；7岁上小学后，小件的衣服都要自己洗；当时家中只有父亲、母亲和最小的弟弟吃小灶，我们和工作人员一样吃大灶，要自己洗碗，虽然家中有服务人员。到了困难时期，父亲是有特供点买东西，但是他们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都以周总理为榜样，周总理不买，父亲他们也不买。”

　　“父亲还有一个看似很奇怪的要求——不许长跑。对于锻炼身体，父亲是支持的，可是父亲极为反对长跑，这与父亲亲身经历的一个事情有关。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东北工作，当时得到一份情报，要求很快送出去，于是父亲就找了个通信员，让他马上送信给东北情报总署，通信员赶紧送信，结果跑到地方吐血就死了，这个消息对父亲触动特别大，这么好的一个同志，为了送信，连歇都不歇。所以这个事情使父亲对长跑极度反感，我们进行什么体育锻炼都行，唯独不能长跑，他觉得长跑伤身。那个时候同志为了信仰，可以付出生命，哪怕是一个交通员！”高大会感慨道。

　　特约撰稿/冉晓旭

　　摄/记者 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