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余玮

　　他与雷锋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四年。作为工友时,曾同住过一间宿舍;一起入伍后进了同一个班,曾开同一辆车。

　　因为生前最亲密的战友牺牲,退伍后的他要求调离熟悉的环境,背负着压力的他开始过“隐居”生活,对外不再提及与雷锋的关系。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的公映,让作为主人公原型的他重新回到真实的生活。

　　衣着简朴,言谈随和,目光慈祥而真诚。乔安山胸前佩戴着一枚雷锋像章,一如往常。

　　采访这位曾经与雷锋朝夕相处的老人,笔者感受到雷锋伟大的平凡,仿佛雷锋回到了身边,自己就在与雷锋对话。乔安山讲到激动处,眼眶里闪着泪花:“我和雷锋曾经是工友、战友、好朋友,他也是我的大哥。我俩感情非常好,他给我买过书、买过笔记本,教我学文化,给我的太多太多。”

　　乔安山视雷锋为“楷模”。他说:“几分钟、几秒钟可以成就一个英雄,而楷模却需要时间的打磨。雷锋就是一辈子做好事的楷模,雷锋的一辈子仅有22年。他做的好事也没有一件是惊天伟业,都是你我他能学能做的平凡事。所以雷锋伟大而平凡,是可以效仿的。”

　　几十年来,乔安山的命运也坎坎坷坷,日子过得跌跌撞撞,他却从没有后悔。心里面委屈的时候,他就去雷锋墓前,“跟大哥唠唠,心里面也敞亮了。”

　　打开记忆的闸门,乔安山眼里全是泪。笔者U盘里上百兆的录音录像采访资料储存的是沉甸甸的记忆……

　　与“比较富裕”的工友曾是铁哥们儿

　　乔安山生在辽宁辽阳的一户贫苦家庭,排行老三。1956年9月在鞍山市一家砖场做临时工,1956年底在鞍钢第二炼铁厂当上了一名正式工人。　

　　许多人只知道乔安山是雷锋的“战友”,其实在参军入伍以前,他们就是同住在一起的“工友”。1959年8月,他们相识在鞍钢弓长岭矿。当时乔安山在鞍钢下属的炼铁二厂工作,而雷锋则在此前不久刚从湖南家乡被招工到鞍钢的下属焦化厂。两人同住在一幢130多号人的集体宿舍里。1940年出生的雷锋长乔安山一岁,虽然一副娃娃脸,个头仅1.54米,但待乔安山却像一位年长许多的兄长。乔安山性子急,脾气不好,雷锋却整天乐呵呵的,性情开朗,两人性格互补,很快就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雷锋原名叫雷正兴,当工人的时候他希望自己做工业先锋就给自己改了名字叫雷锋。”

　　“雷锋个子不高,但很精神,身体很结实,干什么都是一副兴冲冲的样子。现在想想,雷锋也真奇怪,他身体里仿佛有着特别的能量,一说到工作,说到生产,说到如何提高劳动技能,他就变得很兴奋,小小的个子,却总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乔安山说,到鞍钢工作之前,雷锋在湖南团山农场上过班,在县委当过办事员;在鞍钢期间,雷锋已经拿到了每月30多元的工资,他没有亲人,也就没有家庭负担,“每月不用像我们一样,把大部分钱寄回家里补贴家用,所以他是当时工人中比较富裕的一个。生活勤俭的他便把挣来的钱存起来,只要谁有困难,他便帮助谁”。　

　　“当年在鞍钢,我们宿舍独身100多人,文化素质都比较低,会写家信的没几个。他自己买来信纸信封,礼拜天在走廊里摆个小桌子,帮工友们写信。他跟大家说:‘你们谁想写信啊?我可以帮你们写。’”嘴巴甜、手脚勤、心肠热的雷锋,很快跟陌生的工友们打成一片,并成为他们亲切呼喊的“小雷师傅”。乔安山说,大家都很尊重他,在工厂的时候也有人叫他“小先生”。乔安山的家信都是由雷锋代写。　　

　　乔安山回忆说,他们俩在一起做的最多的事就是聊天和看电影。一次,十里外的地方放电影,雷锋兴冲冲地拉着乔安山一起去看,“他怕晚了,看不到开头,一路上连跑带颠,嘴里还不停地跟我说着工厂里的工作,连走带说,越说越精神。我一声不吭地听着,走着,生怕被他落下。”

　　当时,我国与苏联关系很好,不少东西都学苏联,其中跳舞就是一项,还有个口号:“不会跳舞就不是个好工人!”　

　　每到周末,车间团支部都要组织团员青年在俱乐部跳舞。“雷锋接受新东西很快,尽管个子不高,但舞姿标准,很受大家欢迎。而我学得慢,跳得较差。”乔安山见过雷锋戴手表、穿皮夹克、毛料裤、皮鞋跳舞,也记得雷锋这些“大件”的由来。

　　在鞍山鞍钢总厂的一次舞会上,看到雷锋那满身油渍的工作服和打了补丁的回力鞋,有的老乡告诉他:现在再也不是受压迫、剥削的旧时代了,当一名新时期的工人,就要有崭新的形象!

　　第二天,刚好是休息日,雷锋来鞍钢后第一次进城,他买了手表、毛料裤、皮鞋、皮夹克,把自己装扮一新。

　　“这些物品大概总价值在100多元。”乔安山说,“作为一个青年人,对美的追求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不过,雷锋更注重的是对内在美的追求。”入伍后,乔安山再也没见他穿过这些衣物。雷锋穿打着补丁的军装和袜子,一个月只花5角钱买必备的牙膏等物品。然而,当抚顺、辽阳等地遭到洪水灾害时,每月津贴仅6元的他,却一下捐出了200元钱——相当于他33个月的津贴。

　　“人民的困难,就是咱们的困难……”雷锋和他说过的话,至今仍回荡在乔安山的耳畔。从相识到牺牲,他的记忆中,雷锋总是在笑呵呵地打着补丁、津津有味地捧着书本,不抽烟、不喝酒、不爱下馆子,甚至没来得及谈一场恋爱。也许,惟一的“奢侈”,是那早已尘封的皮夹克、皮鞋……

　　与如影随形的战友同开一辆车　

　　1959年12月,全厂开了征兵动员大会。第二天傍晚,雷锋推开宿舍的门问乔安山,“小乔,你参军不?”乔安山出身农村,家里需要他当工人的工资贴补家用,他本来是不想当兵的。但雷锋是他最亲近的伙伴,已志愿入伍,乔安山欢快地回答,“你去我就去,明天我就报名。”

　　让乔安山气愤的是,曾有文章说原本身体条件不合格的雷锋,为了当兵而故意踮起脚尖以增加身高,还往口袋里装些石头以增加体重。“这怎么可能?!体检的时候都是要脱了衣服检查的,怎么可能往口袋里装石头?”

　　缓了缓气氛,乔安山说:“其实,雷锋的身高、体重都基本合格了,符合当兵的条件,主要是政审时‘没有档案’,他才被列为‘复查’的对象。他为啥没有档案?主要是焦化厂的李书记舍不得放雷锋去当兵。因为雷锋来到他们厂之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先后被评为‘红旗手’、‘先进生产者’、‘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等,给他们厂里挣了不少荣誉。李书记不想放雷锋走,他是党委书记又不好说别的,就想设置个‘障碍’,说‘档案丢了’。当时部队去领兵的军务参谋叫戴明章,与雷锋有过接触,觉得这个人非常好,就想要雷锋去当兵。可是没有档案怎么办?戴参谋就打电话向团里首长请示。首长说:‘只要这个青年表现好,没有档案也没关系,可以先入伍后补档案。’就这样,我俩1960年1月8日正式入伍。”　

　　“火车把我们新兵拉到营口之后,部队先开了个大会,雷锋代表新兵发言,讲得非常好。”入伍后,两人新兵训练时在一起,后来雷锋被安排到新兵营当过几天通讯员,再后来两人一同被分到运输连,两人的关系一直很铁。　

　　到了部队之后,雷锋变得更加活跃。他不仅每天很早起床,主动打扫营区的卫生,还帮助炊事班的战士洗菜、做饭,主动担任新兵连读报员。很快,部队里大多数人都知道运输连有一个特别勤快、爱做好事的小个子湖南人。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雷锋这个小青年活泼可爱,与众不同。但是慢慢地有些人也开始有了另外的想法:他们觉得雷锋太特殊了,似乎有点太‘爱出风头’了。雷锋为此还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次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看来还是我做得不够好,让战友们误解了。’”在乔安山印象里,雷锋好像从来没有抱怨过别人,他总是首先从自身找原因,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争先,从来不允许自己落后。　　

　　当时运输连有一辆抗美援朝时期苏联卖给中国的“嘎斯”51型卡车,已有好些年的历史,机件磨损严重,是全连有名的“耗油大王”。其他同志都不愿意要这辆车,而雷锋主动向连里申请开这辆车。

　　雷锋先是三班副班长,1961年下半年,四班班长转业后,他便被调到四班任班长。这时,雷锋向组织申请,要求将乔安山调到自己班里。他的这个要求得到批准,每次出车时都是他们两个人一台车。一切好像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两人越走越近。直到雷锋牺牲,两人一直没分开过。　

　　为了根治这辆车耗油的毛病,雷锋牺牲了个人不少的休息时间,翻阅了有关的书籍,向连里的老同志请教,摸索出一套节油的窍门。例如汽车行驶中充分利用滑轮的惯性,汽车起步前不轰大油门,保养汽车时不用汽油清洗零件等。经过雷锋精心维护和保养,这辆车变成了节能标兵车。　

　　四年里,两人如影随形。乔安山说:“我俩没红过脸。”惟一一次招致雷锋不悦,是乔安山将雷锋教他学文化的本子当作卷烟纸。“一次,他看到我没有笔记本,就去给我买来了笔记本和笔,手把手地教我学写字、学算术。当时我吸烟特别厉害,也没有钱去买烟,就把他给我买的笔记本撕下来,卷烟吸,没多久一本笔记本就被我撕完了。那段时间,雷锋除了督促我学文化,就是劝我戒烟。他说:‘你就是没有毅力!你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家保尔·柯察金就戒了’。我说,他也是炼钢的呀?这句话把雷锋和我都逗笑了。”　

　　上世纪60年代,雷锋的照片发行量在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像。一位普通士兵的肖像能和一位伟人的像一样传遍中国甚至红遍全球,这是雷锋照片创造的一个奇迹。乔安山说,雷锋爱照像,他成长的每个阶段几乎都有照片纪录,但是他没有影集,照片都夹在一个本子里,他经常拿出照片让我们看。

雷锋生前挚友乔安山(右二)和上海大学学生交谈

　　难以释怀的老班长牺牲真相　

　　在公众场合中,经常有人见到乔安山,远远地喊:“他就是那个撞死雷锋的人。”有时也有人在公开场合,这样介绍:“他就是当年撞死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对于乔安山而言,说这些话就是等于往他的心口撒盐,老人的心里在淌血……

　　每每这个时候,乔安山心里五味杂陈。关于雷锋的死因,全国媒体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沉默,至多只提一句“因公殉职”。直到前些年,才有一些影视片和新闻报道反映了当时的部分情景,但也不确切。　

　　乔安山说:“有一部电影《雷锋》,说我在倒车时雷锋被撞,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真实情况是一根茶碗口粗的柞木杆,有一人多高,而不是什么电线杆。另外,不是倒车而是前进。当时我坐在驾驶室里开车,雷锋在左边站着,左边有一个晒衣服的柞木杆被铁丝连着,旁边有一条沟。当时车往前开,雷锋在沟边站着,紧挨我驾驶室的位置,并说‘往前走,往前走’。我与雷锋都没有看到后面的情况,车往前开时挂住了铁丝,铁丝绷直后又把木杆拽折,因为连着铁丝,木杆又弹回来正好砸到雷锋的太阳穴上。‘文化大革命’时有人指责我:‘你把电线杆子撞倒了,肯定是故意的,那么大电线杆子看不着哇……’”

　　几十年过去,乔安山的记忆力已不如从前了,很多事情都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可是那一天的情景却在脑海里变得越来越清晰。

　　雷锋再也没有醒过来。乔安山晚年说:“有人说,不相信一根晒衣服的木杆能把那么伟大的雷锋的命带走。说实话,我也不相信,可那确实是事实。实际上,那天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只有雷锋一个人在指挥着我驾驶。由于车转弯的关系,我也看不到雷锋,只能听着他指挥的声音操作。那时候我们经常进行这种一人在地上指挥,一人在驾驶室开车的操作,所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当我意识到不对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送雷锋进抢救室的路上,乔安山才看到雷锋全身都在抽动,抽得非常厉害,甚至忽然一下子就坐了起来。“在抢救室外面,我看着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我眼前只是白花花的一片……直到那时,我依然认为,雷锋只是暂时昏过去了而已,他一定会醒过来的,一定会康复的,一定会和我继续开那辆13号车的。后来一个人走出来,对我们说:‘不行了,回去准备后事吧。’我一下子站不住了。”

　　在太平间里,乔安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摸着雷锋被鲜血染红的军装,多么希望雷锋能立即站起来跟他说:“走,小乔,洗车去。”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陈排长走进太平间,把乔安山带回连里,把他单独关在一个屋子里,两个哨兵在门口把守着。这时,乔安山才意识到自己失去自由了。不过,他没被关多久就被放了出来。原来,上级的工作组来了,经现场勘察分析认为:这次伤亡事件,既不是乔安山有意所为,也不是雷锋指挥的失误,而是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被定性为“以身殉职、意外事故”。　

　　最好的战友、最亲爱的兄长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死在自己的失误中”,乔安山悲痛欲绝。乔安山和连队及班里的战友负责给雷锋守灵。泪水一直不停地往下流,他模糊地看到,会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可是人流还是不断地涌来,外面更是排起长队……

　　当时乔安山被告知雷锋之死的对外口径是“因公牺牲”,要他保密。虽然组织上百般劝说他不要背包袱,但战友的死长时间使乔安山抬不起头。提起几十年前的往事,乔安山仍然久久不能释怀。

　　雷锋离开后的心灵苦旅

　　1969年,由于工作调动,乔安山离开本溪,来到抚顺国营725库当了一名运输司机。1972年,铁岭运输公司也需要司机,考虑到铁岭是爱人的老家,离辽阳也不远,于是乔安山又到铁岭运输公司车队做司机……

　　在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乔安山下岗过、捡过破烂、跑过私人运输,但无论日子如何清贫,他都将自己视作雷锋生命的延续。

　　在乔安山的家里,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雷锋的家”——到处充斥着雷锋的影子:铜像、照片、纪念品……好像雷锋才是这个家的主人。“把雷锋的照片挂在我家的墙上,就是当作一面镜子,像雷锋那样做。我出门前看一看,我应该怎么去做,回来后我再看。我不敢偷懒,因为老班长在看着呢。我不管受到多大委屈,看到照片,就心安理得了。”　

　　这些年来,乔安山走过了29个省、市、自治区,作了2000多场报告。一次,乔安山到某地作报告。会前,他看着议程,突然询问:“今天的会标是‘乔安山先进事迹报告会’吗?”“是啊”,早已领教了乔安山一丝不苟作风的负责人小心翼翼地回答。“这可不行啊”,乔安山严肃起来,“我乔安山是个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人,我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呢?我的滴滴小事都是跟着老班长学的,比起他来,我还差得太多,建议你们改为‘雷锋同志事迹报告会’”。后来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乔安山才勉强同意定为“乔安山学雷锋事迹报告会”。

　　被国内很多城市邀请去作雷锋精神报告,乔安山曾有过令他不安甚至不满的经历。据老人讲,有的城市答应往返给他报销上万元,作报告却要求他“说5分钟就行”;有的把他请到学校去,中午不去食堂,非得花三四千元到大酒店;还有的希望他住进五星级酒店,一宿就得花六七百元……毫不领情的乔安山说,作报告就是要让雷锋精神发扬光大,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不能让别人学雷锋,自己不学。　

　　雷锋改变了乔安山,而乔安山在努力使雷锋精神影响和改变更多的人。乔安山一年中有大半年时间在全国巡讲,“人多人少无所谓,每场有一个人能将雷锋精神学到家就知足。”在巡讲的城市他看到:辽阳有雷锋储蓄所、连云港有雷锋板车、邓州市“学雷锋指导小组”、重庆有“雷锋精神永恒展览馆”、江西有“雷锋号”列车、石家庄有爱心出租车队……乔安山最欣慰的是雷锋精神仍旺盛绵长。　　

　　言及“雷锋精神”,感知得更为真切的乔安山果断作答:“大爱,爱所有的人,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利益!”乔安山说:“他把身边的人、自己见到的人都当成了亲人。有人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在他眼里没有大事小事之分。”　

　　在乔安山看来,雷锋精神是可学的,是贴近生活的。“雷锋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你我都能做的平凡事。但雷锋一直做好事,平凡的小事做多了,也就成了大事。要说雷锋难学,就难在锲而不舍地坚持。”说完,乔安山喝了口水,正了正别在胸前的雷锋胸章。

　　对于有人发出的雷锋事迹“虚伪”的质疑声,乔安山特别气愤。比如,针对雷锋背老大娘的照片是事后部队记者为了宣传,找来老大娘“摆拍”的说法,乔安山说,这件事本身雷锋确实是做过的,只是因为当时宣传需要,记者事后进行的补拍。　

　　乔安山说,雷锋生前之所以留下大量照片,是因为雷锋生前就已成为沈阳军区的典型,不像王杰、欧阳海等英雄人物,牺牲后才被树为典型。

　　雷锋出身苦,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培养成人的,当学生是好学生,当工人是模范工人,到了部队,他更是加倍努力地钻研技术,提高业务思想水平。他的最终出名是在1960年全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社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忆苦思甜”,因为雷锋出身苦,其母又是在地主的凌辱下含恨上吊的,因此部队派雷锋作“忆苦思甜”的报告。

　　雷锋的报告效果非常好,加上他本人表现出色,就被树为沈阳军区的先进典型,成为军内外记者争相采访报道的对象。因此,雷锋生前留下大量照片是不奇怪的。

　　至于“做了好事要记下来给人看”的雷锋日记,乔安山说,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怎么能说成“为了宣传自己而记下来呢?”

　　乔安山说,雷锋写日记成瘾。每天出车回来,不管有多晚多累,雷锋一定要记完日记才睡。与雷锋一同出车的乔安山为此还向他发火:“别写了好不好?灯开着我睡不着。”每当这时,雷锋总是求饶似地说:“求求你了,让我写吧,不写完我是睡不着的。”看着雷锋的“可怜相”,乔安山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雷锋生前所在团纪念馆里,笔者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女解说员乔婷娇。她就是雷锋生前亲密战友乔安山的孙女。乔婷娇说自己小时候听着爷爷讲雷锋的故事长大,对雷锋精神就有无限的崇拜、追求和向往。受爷爷影响,乔婷娇从小就是雷锋的“铁杆粉丝”,走到哪儿就把好事做到哪儿。“刚记事那会儿,爷爷给我讲的不是格林童话,而是雷锋故事;教我唱的不是儿歌,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等到上学了,同学们都喊‘雷锋叔叔’,只有我一个人喊‘雷锋爷爷’。”

　　乔安山一生都在踏着雷锋的足迹走着雷锋未竟的路,不能狭隘地理解他这仅仅是为了抚平自己愧疚的心情。曾经有人说,他做好事是为了给老班长赎罪,乔安山矢口否认:“我没有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背着什么沉重的十字架。事件当时已经定为意外事故,所以我心里没有什么枷锁,只是一个好朋友突然离我而去,我应该像他那么做才能对得起他。”

　　离开雷锋的日子,乔安山一直把自己当成雷锋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