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4）商鞅变法：历史的意义与比较的视野 

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变法始终是最强音。魏国李克（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都在国君的支持下力行变法。只有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根基，而且影响中国的世道人心长达两千多年。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曾说过：“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者，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商鞅变法

公孙鞅入秦

商鞅本名卫鞅，出自卫国公室庶裔，故又名公孙鞅。最初在魏相公叔痤（？-前361）门下跑腿，任职中庶子（大约是侍从官之类），颇得赏识。公叔痤，就是当初挤走吴起的那位仁兄。魏惠王八年（前362年），公叔痤率领魏军大败韩赵联合部队，魏惠王亲自郊迎。公叔痤谦逊地说，我军取得胜利，不是我的功劳，全赖吴起当年培养的特种兵“武卒”，勇猛善战。这句迟到的公道话，给吴起的后人当即带来20万亩田地的赏赐。可是对于吴起本人来说，已经太晚了。次年，公叔痤就病重去世了。真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

商鞅有才华，“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临终病重之前，才向魏惠王极力推荐。由于此前缺乏铺垫和历练，不为魏惠王所采纳。公叔痤发狠话说，不用之，即杀之，为了魏国的国家安全，也不能让商鞅到其他国家去。魏惠王理都懒得理。公叔痤死后，商鞅没有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前381出生，在位前361-前338）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商鞅于是来到秦国。

商鞅的两次变法

商鞅入秦后，其变法的主张与秦孝公不谋而合，与秦孝公促膝而谈了好几天，深得圣心，于是秦孝公安排他与国内的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虽没有说服保守派，却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令。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和治安联保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其实是对秦献公社会管控方面的基层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其次，建立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戮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者，官府没收为奴。商鞅的激励机制，不仅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而且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为此，就必须限制宗室贵族的特权：“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宗室若无军功，不得列为贵族；普通民众因为军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

十年之后，即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咸阳，改革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层面：“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井田，开阡陌，平斗、桶、权、衡、丈、尺。”它包括社会、行政、经济三方面内容：

废井田开阡陌

一是强制民众分家析户，建立一个小型化个体家庭组成的社会；二是进一步推广县制（县直属中央政府，与属于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乡合并成县，共31个县，设置县令、县丞；三是废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以封主占有土地、庶民为其耕种，但是产权不得转让的土地制度，商鞅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土地，产权可以转移，激发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史记•秦本纪》说，商鞅的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四是颁布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商鞅之流的法家重农抑商，这些措施却有利于促进商品交换。

商鞅的改革两手抓，一手是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另一手是抓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利出于地”、“名出于战”，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促进农耕和有利于战争方面去。“治国能抟民力而一民务者，强。”（《商君书•壹言》）“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刑赏》）这个体制坚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

商鞅变法的特点

变法首先从建立法令的信誉入手。徙木立信是其突出例子。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门，张榜募人搬运到北门，赏金十斤。当时，十斤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以如此高额的赏金募人完成如此简单的工作，秦民议论纷纷，不肯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广而告之。秦民激动万分，有人跃跃而试，官府当场兑现奖赏，全国哗然。政府法度是可信的！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一条条改革法令。

徙木立信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们的鼓动下犯法，商鞅认为，太子身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是，太子的师、傅要为其行为负责。于是，给公子虔、公孙贾，分别处以割掉鼻子、脸上刺字的刑罚，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至于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即予爵赏。要维护政府信誉，必须做到信赏必罚。高官违法，同样处置；庶民有功，兑现奖赏。法律有尊严，改革才能成功。。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线图是“尊君”、“平民”。“尊君”，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对遵从，构建一个不容挑战的社会秩序。“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商君书•修权》）“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的民众开放，这是对尊君的辅助。只要有军功、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称之为“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刑赏》）“一断于法”的法治第一主义，否定了贵族血统的特权，也要求君主“以法治国”（此为韩非语）：“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此治之至也。”（《商君书•君臣》）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有着重大影响。

商鞅变法，不仅有原则规定，还有着十分详尽的实施细则，有很强的操作性。

比如，以奖励农耕而论，仅田间管理方面，从播种工作开始，对于下种的数量，法律就有详尽规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种稻，每亩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子每亩一斗；黍米每亩三分之二斗；叔（菽，即大豆）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保障先进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对于农田作业管理精细如此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法律还规定，地方政府有义务向中央以书面形式定期详析汇报农作物生长情况，包括受雨分数、抽穗的田亩数，已开垦而未耕种的田亩数，水旱之灾、病虫害及其他灾害损伤稼禾的田亩面积、受损成分等。

牛是农耕之本，秦国每季（分别是四、七、十、正月）举行一次耕牛健康评比会，优胜者有赏：田啬夫赏酒一壶、干肉十条，饲牛者免除更役一次，牛长赏赐资劳三十日。低劣者有罚：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如果耕牛的腰围瘦了，每减一寸，主事者获鞭笞之刑十。乡里层面的耕牛考核，优胜者赏赐里典资劳十天，低劣者鞭笞三十。每年对各县驾车用牛也有考核。畜牛十头以上，一年间死亡三分之一，畜牛不满十头及领用牛一年间死亡三头以上，主管牛的官吏有罪，养牛的徒夫有罪，县令、县丞也有罪。如果饲养十头母牛，其中六头不生小牛，负责养牛的人有罪，其他有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又如，商鞅建立的秦国军功授爵制度，爵位直接与战争业绩挂钩，十分具体细致。士兵斩首一级，就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区，仆从数人。斩获两个首级，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落实在军队生活中，有更具体的规定。大体说来，三级爵位的士兵，伙食标准每天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各一盘。两级爵位的士兵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大约仅能吃饱肚子。正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文书规定的：“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标准也不一样。与普通士兵仅能以粗粮果腹不同，有爵位的上等兵士，伙食的数量和质量都享受更高的标准。（《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

秦军功爵制还规定，根据爵位高低，可享受不同标准的“传食”待遇。秦代官吏出差，都要住在官办的传舍（招待所）里。传舍对于住宿的各级官吏及其随员，根据有爵无爵和爵位的高低，供应不同标准的伙食。这个规定当时叫做“传食律”。

总之，商鞅的变法措施，具有系统性；内容细致周密，具有可操作性；商鞅身亡后仍然能推行下去，说明它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具有持久性。既然如此，为何商鞅却被施以车裂的酷刑，死于非命呢？

商鞅之死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的情况,比《资治通鉴》多了一些细节。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曾经被商鞅割掉鼻子的公子虔举报商鞅谋反。惠王发出逮捕令，商鞅携带家人逃亡至关下，欲匿名投宿客舍。客舍前台的工作人员以无证件为由，拒绝为他办理入住，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店客若无证件住宿，客舍犯连坐之罪）。”商鞅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敝，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后来商君走途无路，复入秦，被秦兵攻杀，车裂以徇，遂灭商君之家。

资料图

在商鞅罹难之前的五个月，有个叫赵良的人来看望他。两人曾有一番关于商鞅功绩评价的对话。商鞅自认为有大功于秦国，功劳和待遇都应该超过秦之贤相百里奚：当初，秦国习俗，同于戎翟，父子无别，男女老少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化，而为其制男女之别，大筑宫廷城阙，把秦国营建的壮观如鲁、魏这样的文明国家。“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

赵良说：请允许我直言。你与“五羖大夫”百里奚根本不能比！出身和觐见君王的门路不能比，功劳不能比，得到百姓的拥戴更不能比。百里奚是楚国乡下人，穿着粗布短衣给人家喂牛，秦穆公选拔于牛口之下，加位于万人之上，秦国人人拥戴。为秦相六七年，百里奚不仅在国外建功立业，而且在国内施行德化。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劳不乘车，暑不张盖，足迹遍国中，无需警车随从，无需武装防卫，功垂史册，德泽后昆。五羖夫死时，秦国男女老少无不举哀怀念。

您商君来到秦国，走的是秦王宠臣景监的门路。执掌秦国相印，不造福百姓却大建宫阙。上加黥刑于太子师傅，下施酷法于黎民百姓，招致举国怨恨。所以，您出门必须数以十计的警车防卫，军队扈从，您的处境危若朝露啊！

商鞅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五个月后果然被残酷杀害。对于商鞅的死亡，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

第一，商鞅能否逃脱被追杀的命运？商鞅的命运与吴起在楚国的情况类似。靠山一走人，立即被处死。

商鞅变法的成就，应该是无可怀疑的！没有人能否定，秦国的统一大业，发轫于商鞅变法。但是，要改革就会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商鞅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反对者未必是普通民众。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李斯列传》也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无论是“秦民大说（悦）”、“乡邑大治”，还是“家给人足”、“民以殷盛”，都是说商鞅变法，符合民心，有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

改革的社会和经济效果好，改革者本人的命运，未必就一定会好！与沉默的大多数相比，被损害了的既得利益者，具有更强烈的反对改革动力，和直接针对改革者本人的反扑能量。赵良所说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商鞅本人行事，也有霸道和诡谲的瑕疵。法令推行之后，“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当初对新法不理解有抵触情绪，现在改变了态度，赞扬新法，这本来是好事情，要加以鼓励！可是，商鞅说：“此皆乱法之民也！”把这些议论新法的人，尽数发配到远方去戍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种钳制舆论的做法，自然不得民心。

齐魏马陵之战后（前341年），太子申被俘，庞涓丧命，魏国损失了十万大军。商鞅趁机建议收复西河之地。他欺骗昔日同在公叔痤门下的旧交公子卬，致使秦国不战而胜。这种不择手段的行为，也会对商鞅的国际形象与声誉造成损害。但是，最后商鞅却以谋反之罪（犹如文革中的“反革命罪”）被捕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商鞅罹难，并不是他工作失职，改革失败；也不全是因为个性张扬，处事强霸。商鞅作为客卿（今日谓之空降兵），侵犯了既得利益者之后，陷于孤立，必然会有这样的命运和归宿。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处死商鞅的秦惠王，并没有废除商鞅所制定的法律？简单地说，有三点原因，首先是这些法令适应了秦国的社会发展，有利于富国强兵；其次，许多变法内容，比如县制的推广，基层保甲组织的建设，在秦献公时期已经实行。在入秦墨家的影响下，“尚贤”、“尚同”（即与上保持一致，强调社会控制）、重视农耕、重视军事防御装备（墨家非攻，但是却重视军事防御技巧）等思想已经为秦王室统治者所熟悉。在秦人看来，秦孝公才是变法的主动者。实际情况，恐怕也是如此。《商君书•更法篇》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可见，是秦孝公主动谋划改革，召集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讨论变法事宜。秦孝公说：国君继位，要不忘社稷之重；大臣辅佐，要实施变法以张君威。（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变法以治，更礼以教”，是秦孝公非常自觉的主动行为。商鞅只是孝公意志的坚定的、具有创造精神的执行者。因此，商鞅的被处死，不会影响新法的继续实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比较的视角

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希腊城邦改革，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认清商鞅改革的实质。雅典城邦从梭伦（约前640-约前558）到伯利克里（约前495-前429）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注重权力制衡，鼓励工商业发展。商鞅变法则是注重提升政府的社会管控能力，战争动员能力，促进农业发展。

资料图

同样是打破贵族血统，梭伦改革突出的是按照财富划分社会等级，商鞅的二十等爵则是按照军功划分政治社会地位。前者承认并鼓励私人创造财富，后者引导国民埋首农田或扑向战场。

梭伦改革中，与财产定等级原则相配合的，是各等级公民政治权利的差异。例如，第一等级（第一等级称“五百麦斗级”，年收入（含谷物、油、酒等）总计在500斗麦以上。）可任执政官、司库及其他公职。第二等级（第二级叫骑士级，年收入300麦斗以上者。）可以担任司库以外的所有公职，说明管财税的司库官有更高的个人财产要求。与第三等级不可做高级职位，尚可担任一般公职不同，第四等级一般不担任公职，最多充当陪审员。（第三等级叫“牛轭级”，年收入200麦斗以上，大约属于有牛耕田的农民；第四等级叫“日庸级”，收入不及200麦斗，靠出卖庸工为生，故称“日庸”。）

商鞅改革之后，从外来普通移民而跻身卿相的客卿，如张仪、范雎、蔡泽、吕不韦、李斯，不知凡几，平民通向政治道路，似乎秦国比雅典更彻底。但非贵族化和平民化的政治，导致没有任何势力可以挑战君主的权力，反而强化了中央君主权威，社会的过度平面化，又使得只有不断地强化君主权威，才能阻遏混乱，维护社会的统治秩序。相反，公民政治中的等级制度，倒使秩序规则的维护和统治权力的制约，具有现实的操作基础。

如何看待这种东西方早期改革中的差异呢？

一是产业的差别，地处关陇的秦国是纯粹的农业为主、兼及畜牧业的国家，而雅典等希腊城邦则是面向海洋、工商立国。因此，各自对于产业的发展思路不同，激励重点不同。

二是民众与人口的差别，内陆秦国的百姓，父祖相传，安土重迁；而雅典的居民，则多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多利亚移民。公元前500年，持续增长的雅典人口，成年男性公民仅3万多人。秦国人口大约有400-500万之多。诚如孟德斯鸠所言，小城邦容易实行民主制；人口众多则多实行君主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还认为，希腊罗马的市民奴隶，与亚洲的政治奴隶（即庶民）不同，从而影响其政治制度。这也具有一定启发性。比如，雅典公民作为独立的社会群体，既是政治主体，又是政治客体；公民之外，有百分之九十的奴隶，只是工具性奴隶，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少数公民之间的民主政治有现实操作性。秦国虽然只有贵族官僚才是政治的主体，但是，庶民依然是政治的客体，参与了政治的过程。君主反而凌驾在所有社会群体之上。）

文艺复兴，将古希腊的传统接续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百代皆行秦政制”——商鞅变法为此后两千多年的王朝奠定了基调，甚至影响到今日社会与人心。

《张国刚品读<资治通鉴>》专栏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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