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层面的互利是双赢，两个层面的互利是多赢，三个层面的互利是共赢，进取互利我们又称之为共赢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良好局面，逐渐形成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理念。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应当遵循正义原则，正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它的互惠性。博弈论有“正和博弈”“零和博弈”“负和博弈”三种形态，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强调的是“正和博弈”范畴内的正义。“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是赢家所得比输家所失多，或者没有输家， 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结果为“互惠”或“双赢”。

共赢是三个层面的双赢

假如把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划分为对称的、差异的（富强的和贫弱的）和极端差异的（极端富强的和极端贫弱的）三种，那么，国际关系的“双赢”就包括互利（即对称双方的己他两利）、互容（即贫弱者利己不损他与富强者利他不损己）、互保（即极端贫弱者利己略损他与极端富强者利他略损己）三个层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互利、互容、互保分别是平等的国与国的合作、互助、互救。

合作。互利对双方来讲是对称的、平等的，有多大的利就会有多大的义，有多大的义就会有多大的利；对方的利就是自己的义，对方的义就是自己的利，故“互利”也是“互义”，是义利统一的最高形式。对称的国与国的互利也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共时性的互利，即互惠，我们又称为合作。

互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机遇、能力等原因，势必出现富强国与贫弱国之分。在国家之间，贫弱富强差异时的公正是互容。根据“一方得利另一方不受损”的“正和博弈”规则，根据斯坎伦的“援助原则”：“假如你能够给予某人巨大帮助，且为这个人省去大量精力，而不会我自己增添什么要紧难处，那么，你就应该伸出援手”，互容的主张认为，富强国家应当“利他不损己”，要帮助那些天赋资质较弱或机遇条件较差的国家；贫弱国家应当“利己不损他”，要自立自强，勇于承担起自己国家生存发展的责任。但是，由于贫富、强弱是相对的，富强国与贫弱国之间的互容也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历时性的互利，即互助。

互救。在社会偶然出现极端贫富、极端强弱等极端差异的情境下，按照生物进化规律就可能出现弱肉强食的现象，按照社会进化规律，则可能出现物极必反的现象。此时，不妨采用一种初始意义上的公正——互保，即根据斯坎伦的“援救原则”：“假如在你所处的情况中，你能够通过自己小小的（或者甚至适度的）牺牲阻止非常可怕的事情发生或者缓和某人的可怕遭遇，那么不这么做就是错的”，极端富强国家应当“利他略损己”，极端贫弱国家应当“利己略损他”。互保将“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修正为“略损有余而补不足”，此时的“略损”对富强国家来讲，是微不足道的，属于“不损”的范畴，但对身陷绝境的国家来讲，却是“雪中送炭”。每个国家都有处于极端弱势情境的可能，极端富强国与极端贫弱国之间的互保也是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历史性的互利，即互救。

合作、互助、互救表达了三个层面的互利双赢——合作是共时性的互利、互助是历时性的互利、互救是历史性的互利，我们统称为进取互利。一个层面的互利是双赢，两个层面的互利是多赢，三个层面的互利是共赢，进取互利我们又称之为共赢主义。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

2017年3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理念赢得了世界范围的认同,中国智慧日益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同志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中国故事的精彩讲解员。近年来，习近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多次阐释合作共赢，他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引四地俗语说：“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欧洲朋友讲‘一棵树挡不住寒风’，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

消解“霸权主义”和“中国威胁论”

共赢有利于消解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面对中国的崛起，一个时期以来，某些国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是选择“全面对抗”还是选择“互利共赢”的战略摇摆之中。对此，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共赢有利于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所坚持的包容式和开放式发展模式，必将让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更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更大层面上分享“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利益，“中国威胁论”在这样的客观事实面前自然会不攻自破。

王黎静（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