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 振 

　　一个退休老太，没多少盈余，一辈子精打细算，却不时把积蓄捐助给上不起学的贫困儿童。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东陈岗社区老人刘运英（见上图。本报记者孙振摄），捐资助学已有18个年头。 

　　“奶奶，谢谢您的捐助，今年的学费有着落了……”刘运英驼着背，贴着信纸，念孩子们的来信。从声音里，能感受到老人的快乐。 

　　无非是吃的用的差点儿，但能多帮一个孩子，就都值了 

　　一副花镜，几张报纸，是刘运英了解外界的窗口。报纸上刊登的贫困事迹、捐助信息，总是能牵动老人的神经。 

　　1999年，老人第一次捐助。“当时看到一个小女孩，和我的经历很相似：小时候母亲因病去世，自己辍学在家。”看到信息，刘运英按照报纸上写的捐助程序，把400块钱交到了安徽省妇联儿童部。那时她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只有410块钱。 

　　“钱不多，但当时够一个孩子交上好几年的学费。”让更多孩子上得起学，从此成为刘运英念念不忘的想法。1999年一年，老人就捐助了9次共3000多块钱。 

　　就这样，报纸上不定期刊登的儿童捐助信息，成为老人剪不断的牵挂。从400元到后来的500元，刘运英总要挤出积蓄，或邮寄款项、或实地看望贫困儿童，或通过省妇联儿童部等渠道捐款。 

　　一边是对贫困孩子的慷慨，另一边却是老人紧紧巴巴的生活。 

　　“紧张了点儿，但还说得过去。”平日里，多走两站路买点儿便宜菜，添置日用品往往货比三家，老人的日子过得精打细算，“无非是吃的差点儿，用的差点儿，但能多帮一个贫困孩子，就都值了。”刘运英说。 

　　不想让被捐助的孩子觉得亏欠谁，只希望他们过得好 

　　生活再紧张，捐助不能停。为了多帮助孩子，刘运英开始尝试自制豆芽，把卖豆芽得来的钱捐助出去。买来豆子，在自家狭小的空间里支起工具，夏天一身汗水，冬天满地冰块儿，曾经好多年，做豆芽卖豆芽，有时包些粽子卖，成为刘运英每天的生活。 

　　“销路不错，菜市场上的不少朋友知道我常年捐助，怕我辛苦，也都要帮着看摊儿代卖，街道上认识的熟人也会特意来买上一点儿。”虽然这两年年岁大了，刘运英不再出摊卖豆芽，但回想起那几年大家伙儿的帮衬，老人充满感激。 

　　就这样，刘运英一分一分的为失学儿童攒下了学费，换来了一封一封令人感动的信。“这个孩子，出了重大车祸，家里拿不出钱医治。”“这个孩子，父母不在了，寄养在亲戚家，上学更是奢望。”……一封封回信，更坚定老人多尽一分努力帮助孩子的决心。 

　　“我所做的很微不足道，经济条件有限，无法对一个孩子一管到底。”十几年下来，刘运英一直在攒钱捐款，却很少主动和孩子们联系，“我不想让孩子们觉得亏欠了谁。不图啥回报，只希望孩子们能过得好。” 

　　大儿子结对霍山县一个残疾儿童，二儿子捐助了利辛县一个困难儿童，小女儿捐助了灵璧县一个上不起学的女孩……受刘运英感染，几个孩子都加入到捐助行列。“我孙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把压岁钱、零花钱存起来，说要捐给困难的人。”刘运英说。 

　　如今，老人已年过八旬，身体不太好，早年受过工伤，右眼已经失明了。“我们也有些担心，时常劝老人捐助的事尽力了就行，日子不要过得太紧巴。”二儿子曹健康说。但只要一有积蓄，老人首先想到的还是贫困的孩子。

　　这个春节，刘运英还和小区里的其他党员一起，给社区两个残疾孩子包饺子、做年夜饭。作为街道居委会离退休人员第四党支部的支部书记，刘运英也在感染、带动着更多的老人。 

　　“现在的生活好多了，退休金也都涨了不少，看病花销医保也能解决一些。家里的积蓄都交给她支配，我们有口饭吃就行。”在丈夫曹顺贤看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早已成为老伴儿内心的牵挂，自己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