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战中死亡的华工墓地

运载华工的专列

本报2016年12月18日刊发了《威海卫:一战最大的华工招募集结地》一文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关注。其实,就在一战华工纪念邮票在法国正式发行的同时,中国(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全国唯一一战华工纪念馆)也正在威海紧锣密鼓地筹建,并计划于今年五一前夕开馆。该馆的地上通道部分以十字架的形式展现,而纪念馆收集并将展出的大量史实资料及图片影像资料,也会向我们更详细地讲述一战华工的血泪史。
　　唱着出洋歌登船三个月才到法国
　　“正月里梅花开迎接新春,闻听说大英国来招工人,修铁路保马路整理房舍,绝不派战斗事扛炮当军……”从蒋镜海(东营广饶县人)的日记记述中可以知道,蒋镜海是1917年初报名应聘华工的,随后拿到了编号为97230的华工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法招募的华工。所有华工在合同存续期内,编号即代表劳工本人,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号码就是劳工的身份证,根据号码付工钱,分配衣食和任务。编号结束后,每人再手捧用粉笔写好号码的小石板放在胸前拍照,然后将相片贴在各自的工资本上,用于发放工资时辨认本人。
　　在威期间,蒋镜海和山东老乡每15人编成一个班,选出一人任班长,在威海湾沙滩进行体能操练或队列、行军训练,经过短期集训之后,他们便开始等待来自英法的商船,运往欧洲战场。
　　“众弟兄,大家来听:你我下欧洲,三年有零,光阴快,真似放雕翎。人人有,父母弟兄、夫妻与子女,天性恩情,亲与故、乡党与宾朋,却如何,外国做工……”这是当时流传于威海卫的一首华工出洋歌。
　　1917年春天,威海卫,蒋镜海和毕粹德(莱芜市莱城区牛泉镇上裕村人)、朱桂生(江苏省镇江市丹阳人)等华工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当时的他们对于将要远去的欧洲、从事的工作是茫然无措的,他们心中唯一的希望是能挣点钱活着回到老家。
　　当蒋镜海与其他的华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那一刻,他们在海上漂浮了近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因为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威胁如影随形。因为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因为长途劳顿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

挖战壕的地方在敌人的射程之内　
　　到达欧洲的14万多名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华工们被送上前线后,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极其危险的前线,华工们的工作环境都非常恶劣。有的染病而亡,有的则因饥饿与劳累抛尸他乡。而在敌机轰炸中遇难和在作战中阵亡的人更不计其数。
　　蒋镜海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记载:刚到法国,由于对现代战争一无所知,当德军飞机铺天盖地而来时,许多人跑出战壕观看,结果敌机既投弹轰炸又俯冲扫射,致使许多华工被炸得血肉横飞。
　　1917年冬季,华工们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的射程之内,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100米。他们是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之后,英兵才进来,所以他们实际是在最前线。遇到下雪时,满脸飘着雪花。到了天晴雪化,境内泥浆没胫。轮班睡觉时也只得站着睡,这是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条款不相符的……
　　另外,他们的生活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在战事吃紧和阴雨连绵时,后勤保障根本供应不上。有一个阶段,他们竟7天7夜粒米未进,全靠挖野菜、吃萝卜度日。
　　蒋镜海的山东老乡毕粹德(编号“97237”)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国军队管理。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九十多年后了——他已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在此地的还有14个中国人:黄子春,昌乐人；王兆祥,曹县人；李福臣,昌乐人；闫宝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陈家浩,安丘人；李国佟,青州人；龚春山,湖北人……
　　据中国公使馆统计,当时在英军服务的华工中,有名有姓的死亡者就达9900人。实际上,根据战后的清点和统计,在法军和英军中的华工死亡者和下落不明者接近两万人。目前,在法国和比利时葬有华工的公墓共有69处,只安葬了1874名华工。

“华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在华工的一处营地中,有十几名华工围聚在一起露天就餐,忽然一声巨响,刚刚还凑在一块吃饭的华工已经全部牺牲了。原来,在华工吃饭的地方附近,德军在撤退时埋下了炸弹。
　　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根据英国首相乔治的记述,在加莱和敦刻尔克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劳工遇难。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
　　一份来自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叙述道:“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曾组建旅欧同人会并制定简章
　　“九月里菊花黄寒风又凉,可叹俺华工人缺少军装,合同上言明是一概都有,为什么天冷了不换军装……”这是蒋镜海的日记《十二月歌》中所记载的文字。这本日记把华工的苦难经历,描写得感人肺腑。
　　在蒋镜海的日记里,我们能从他的笔尖下,感受到在那个屈辱年代,西方列强对华人的轻视,以及我们中国人的自强之心,日记里有这么一段文字,“民国八年七月十九号,法人菜园葱、蒜、芸豆等被人偷窃,园主告知法国巡捕。巡捕领园主先至BC队各工人寝室(中国人的宿舍),搜寻一遍而无有。寻至英人寝处则葱、蒜等等连叶带蔓而翻出十三袋之多。甚矣,英人之不知耻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国贫民弱,连普通的华工也被当做劣等人首先被怀疑。
　　作为华工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蒋镜海与华工们组建了旅欧同人会,制定了《旅欧同人会简章》,把在欧洲的华工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日记中记载的《旅欧同人会简章》,证明华工在外国时有自己的组织,或许是这方面唯一的记录。
　　另外,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钱为每天5法郎(相当于一块多大洋),工作十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住宿费、置装费及医疗保险,工资缩水一半只剩2.5法郎左右,而当年前线法国士兵每日的薪金为10法郎。即使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1918年11月11日,持续了四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同年11月16日,英国殖民大臣专电英属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值此停战大喜之日,我向威海卫人民祝贺战争胜利,并感谢你们的帮助,从威海卫招募的华工军团对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非常感谢华人社团对政府的衷心支持。”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为五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非常危险的工作。蒋镜海于1921年回国后在本村创办沟头小学。上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不聊生。经人介绍,蒋镜海前往周村培德中学(教会学校)任语文教员2年。这时的中学语文多是古典文,他借授课之机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不当汉奸,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后,他自学中医,为百姓义务看病,特别是对眼科深有研究,为许多人医好了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