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宗庆后不会考虑移师美国 解局曹德旺跑路背后真问题）

　　他像个真实版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却矛盾重重。他有时极尽奢华，有时又非常简朴：他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篮球场，可他的午餐却在公司食堂草草解决，而且吃饭时间决不超过五分钟；他花了六七千万元，盖了一座占地数千平米的豪宅，却打算将手中70%的公司股份无偿捐赠给慈善基金会。

　　少时家中贫困 14岁辍学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曾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本来不错，但因时局动荡全家迁回福建福清时，运送全部家当的另一艘运输船沉没，家中顿时一贫如洗。曹德旺14岁因贫困辍学，此后放过牛，卖过水果，贩过烟丝，修过自行车。1976年，福清市高山镇成立了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同年，30岁的曹德旺进入这家工厂当采购员。

　　当年只是小小乡镇企业

　　这家小小的乡镇企业就是福耀集团的前身。1983年，他承包玻璃厂，变身为高山玻璃厂总经理，当年就扭亏为盈。1987年，曹德旺联合11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注册成立了福耀玻璃有限公司。这家起初主营水表玻璃的公司，很快转向汽车玻璃并占据重要位置。

　　不断变换经营策略

　　1987年到1993年，福耀在国内汽车玻璃市场不断变换经营策略：首先撒网国内维修市场，当时这一市场几乎一片空白，玻璃好卖、价钱也高；1991年维修市场开始有了恶性竞争的征兆，福耀回枪配套市场，1993年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1991年改制 借高利贷回购股票

　　在福耀玻璃上市前，曹氏家族并不是绝对控股，之所以出现股权家族化，有情势所迫的原因。1991年福耀启动招股改制，但之后有股东以“.曹德旺拿着钱会逃跑掉“、“家里缺钱用”等诸多理由要求退股。曹德旺一气之下借了高利贷将其股份接手过来，增强了对福耀的掌控。1993年福耀股票上市文易，开盘价44.44元，而发行价原为1.5元，曹德旺一举赚了至少1.7亿元。

　　1995年开拓海外市场

　　曹德旺看到当时的汽车玻璃市场正在变得混乱而不稳定，监管法规迟迟不出台，国产汽车产量短期内难有较大攀升，他就把眼光伸向了海外市场，认定必须要不遗余力地拓展。“所以，在1995年我们将首要目标市场转移到海外。”

　　与圣戈班的爱恨纠葛

　　为了开拓国际市场，1996年3月，在曹德旺安排下，福耀由圣戈班持有引50%的股份，其妹曹芳、其子曹晖退出董事局，圣戈班4名外籍人员进人，曹德旺任首席执行董事。但是福耀的海外战略并不符合圣戈班的设想：圣戈班在全球有300多家公司，它给福耀的定位只是一个大型生产基地。1998年福耀第一次出现亏损，合资“前途无望”，1999年6月，曹德旺以4000万美元溢价回购了圣戈班持有的福耀股票。

　　不惜代价应对反倾销案

　　2001年的福耀玻璃已经占据美国12.5%的市场份额，高额的利润率让全行业处于亏损状态的美国本土企业感到难以理解。那一年，全球第四大汽车玻璃制造商美国PPG向美国商务部申请对福耀进行反倾销调查，并加征11.8%的反倾销税。

　　那几年“反倾销”一词频频闯入中国人的视线，许多中国企业还是习惯逆来顺受，而曹德旺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企业家中敢于运用世贸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典范。福耀聘请美国律师中最著名的反倾销律师GDLSK为代表应诉反倾销调查，律师费要花到300万美元，所填的表格文件就有几百公斤，此外美国商务部扣的保证金500万到600万美元。长达3年的马拉松官司最终在2004年，以福耀的胜利告终。

　　热衷慈善 但反对裸捐

　　曹德旺热衷慈善事业，但对慈善有不同与常人的理解，他反对裸捐。在他看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向产品负责、向员工负责、向股东负责，也向社会负责。“我做慈善决不会影响员工、股东的利益和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他明确表示。

　　反对盖茨、巴菲特劝捐

　　曹德旺反对盖茨、巴菲特的劝捐，曹德旺认为，“这些企业正在上升期，不应把太多资金和精力放在慈善上。他们把企业做好了，就是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社会和舆论都不应该逼着企业家去为慈善捐款，我们不能做杀鸡取卵的事。”

　　最苛刻的慈善

　　2010年5月4日，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一份被外界称为“最苛刻”的捐赠协议。曹德旺的要求是：资助92510户灾民，每户2000元，在当年11月30日前，分布在五省区市的农户要足额收到善款，同时，差错率必须低于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而根据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可以从捐赠资金中列支不超过10%的管理费。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用“对赌”这个词来形容这2亿元善款项目。

　　捐股成立慈善基金会 引四大部委会商

　　2009年2月12日，在福建证监局例行的年度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曹德旺宣布捐出自己所持福耀集团70%的股份(后来因为涉及全面收购要约，调整为58.8%)，成立以他父亲之名命名的河仁基金会，该基金会尚未注册便引来满城风雨。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原始基金都必须为到账货币现金。而曹德旺以企业股权作为基金会的初始资金，与现行制度发生了碰撞。2009年3月，曹德旺将申请上交国务院侨办，希望将基金会挂靠在侨办名下；侨办将相关构想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领导亲自指示几大部委认真协调，给曹德旺一个答复，于是财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和民政部等都被动员起来。

　　财政部关心的是，2003年出台的《财政部关于加强企业对外捐赠财务管理的通知》，曾明文规定，企业持有的股权和债权不得用于对外捐赠；民政部关心的是，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基金，原始基金都必须为到账货币现金；证监会关心的是，大笔股权捐赠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影响上市公司经营，同时由于这笔受让超过总股本的30%，还将触发收购要约；国税总局关心的是，虽然曹德旺捐股是非营利行为，但按照现行法律，在计算了各种免税抵扣后，这笔股权的受让仍将产生超过5亿元的企业所得税。

　　特事特批

　　2010年10月，根据国务院的批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曹德旺的股捐专门下了一个通知，允许曹德旺不必立即缴纳税款，而是在基金会设立后5年内缴齐。于是河仁基金会开了多项先河：以股权为基金会的原始出资，股权移交触及的上市公司经营变动，暂时性回避了受让股权所需支付的近5亿元所得税……在2年的筹备期里，曹德旺以其强意志力与行动力，推动了多个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探索现代慈善的制度创新。

　　耗资数千万打造豪宅

　　曹德旺不大愿意曝光私人生活，但却毫不掩饰地高调展示自己的6000平方米私宅。因为他想传达一个这样的信息：我不缺钱，我的慈善在能力之内。他甚至这样打趣，“不要把自己老婆买衣服的钱省出来捐。”

　　曹德旺的豪宅位于福州市郊，占地6000多平方米，耗时三年，耗资数千万而成。

　　曹德旺在福耀总部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作篮球场。

　　退休与接班人

　　如今，67岁的曹德旺依然是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但已处于半隐退状态，他一手创办的福耀集团，目前由他的长子曹晖管理。此前有记者问他，“有些企业家交班不彻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退而不休，你能做到既退又休？”曹德旺答道：“我想我再做下去，会对公司不利，现在应该让曹晖他们去做，我在旁边看看，如果做的不行，我就提醒他们哪里不行。”

　　如何培养富二代？

　　曹德旺认为培养儿子方式没办法复制。“儿子大学毕业后，我就让他到工厂当工人，一当6年，熬成了车间主任。我看他可以独当一面了，就把他扔到香港去，让他从一张白纸做起公司。他又头拱地做出点气候来了。我看他很舒坦，就又让他去美国留学。他恨死我了，6年不接我电话。后来拿到MBA，又在美国办公司。现在是全服贴了。”他表示。

　　近日，一段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还再度将中国实体产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推向了舆论前台。

　　事情起因，缘于曹德旺计划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厂生产汽车玻璃。被问及原因，曹德旺表示“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迅速引发舆论连锁反应。他既被外界认为是“说了实话”，也被猜测是曹德旺准备“逃离中国市场、把制造业回流美国”。

　　曹德旺之后，很多人关心，同为制造业大佬，下一个出走的会是宗庆后吗？宗庆后向本报记者回应：“现在没有，而且亦没有考虑。”

　　为何不走，为何出走，原因各自不同，不过，浙江制造业大佬们一致认为，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成本。

　　记者也连线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员武长海、CEI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两位都认为，曹德旺所说基本属实，但投资美国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随着市场经济走出去的正常体现，资本在国际市场的双向流动对各方都有利。

　　曹德旺：

　　决定投资前

　　他观察了美国20年

　　9岁才上学、14岁被迫辍学、吃过苦受过累的曹德旺，从承包乡镇小厂踏上创业路，终结了中国汽车玻璃市场100%依赖进口的历史，做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

　　在网络盛传的这段采访视频中，曹德旺表示，对于外界所称“美国遍地都是机会”的观点，他并不认可。事实上，他还对此表示惊讶。虽然现在计划投资10亿美金去美国建厂，但在决定之前，曹德旺对美国政治、文化、市场，做了长达20年时间的观察之后，才作出的决定。

　　曹德旺表示，此次投资美国，一方面是因为美方再三要求；第二是他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制造业踟蹰不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成本跟美国比的话，相对较高。此外，美国在土地使用、能源价格以及利润比例上，相较于中国，更有优势。

　　但他也强调，自己只是把工厂迁移。

　　对目前国内，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势头盖过实体产业的问题，在曹德旺看来亦是需要扭转的问题。采访视频中，他表示，IT业、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等虚拟经济，已大面积影响着实体产业的发展。

　　曹德旺布局美国

　　浙江企业家大佬这么说：

　　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在于成本

　　娃哈哈宗庆后：

　　掌握更多技术，是中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关键

　　“都说营改增降低税收，可最近，我们汇总了一下，今年的税费跟去年相比，没有任何下降，有些还增加了。”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看来，没有实体经济，没有制造业的强大，富民强国是不可能的，“当前，我们的实体经济存在很大困难。首先要降低实体经济税费，降低投资成本”。

宗庆后

　　宗庆后建议，杜绝土地财政，把房价降下来，让年轻人能够安心愉快地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更重要的是，要有积极支持的财政政策，对高新产业予以支持。

　　“现在，美国掌握的大量高新技术，也不都是美国发明的。”宗庆后认为，掌握更多高级技术是促进我国制造业弯道超车的关键。我们应该鼓励大量起用国外人才，提高技术水平，帮助制造业从低端迈向高端。同时，在宗庆后看来，要控制虚拟经济的发展，警惕互联网这把双刃剑。

　　巨星科技仇建平：

　　综合成本，还是中国制造有优势

　　“要论综合成本，就手工具这个细分行业，肯定是中国制造有优势。”巨星科技董事长仇建平告诉钱报记者，可能有玻璃等部分产品，美国制造成本比中国低，但大多数产品，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明显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高。

　　他说：“很显然，中国制造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成本。”

　　随着人力成本上涨，中国制造业的人工优势已经趋弱，很多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甚至面临“钢铁比白菜还便宜”的窘境，仇建平认为，核心原因在于，大多数企业仍然一味定位在生产中低端产品上，很少有企业将精力用来开拓高端产品，打造自身的品牌效应。中低端产品无法达到有效供给，高端产品又大量匮乏，才最终造成了当下产业的困惑。

　　巨石集团张毓强：

　　投资3亿美元，将在美国建厂

　　中国巨石是全球玻纤行业的龙头。以往，和很多企业一样，公司走的是“以国内资源供应国外市场”的老路子，但近日，中国巨石投资3亿美元在美国建八万吨玻纤生产线项目正式签约。项目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开工建设，预计2018年建成投产。

　　董事长张毓强说，现在，国内开厂仍很有优势，如投资环境更熟悉，工人效率更高。但中国制造成本也在攀升。到国外开厂，尽管人工比国内贵不少，有些税费成本也高，但有其他优势在显现。

　　投资美国前，中国巨石做了大量投资、调研、分析和对比。美国土地成本、能源成本低，同时，美国还有财税优惠政策、健全的政府培训政策等，唯一突出的是人工成本比中国高。根据比较，加上海运费和关税，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成本几乎和美国本土生产的持平。

　　对曹德旺的决定

　　经济学家这么说：

　　商业决定，平静看待

　　唐大杰和武长海对曹德海关于中美市场投资的优劣分析，表示基本认同。

　　唐大杰表示，曹德旺比较的“中美税务层面”，中国情况的确如其所说。他也曾接触过一些十年前就去美国办厂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客户就在北美，也是类似感受。所以，作为企业主，节约成本和提升效率的诉求很合理，“成本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是国际化大背景下的正常状态，只要合法、符合大众利益，就要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市场和心态都要开放。”

　　武长海则认为，从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看，这是一种资金的流入流出，“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表现之一，是双向流动的一个过程，现在资本外流和内引基本平衡，我们也确实需要一些企业走出去。”

　　两位专家都不认可舆论所说的“资金跑路”的说法。

　　唐大杰认为，这对国内很多企业甚至是一种启示。如果正确面对，也会对国内实体产业产生积极影响。知名评论人陶短房也撰文指出，趁当前美国汽车产业“触底反弹”的良机“抢滩登陆”，反映了曹德旺的敏锐市场眼光和积极进取雄心。

　　原本被认为市场成本相对较低的中国，为何在近年来，不论原材料成本还是人力成本，都快速大幅上升呢？

　　唐大杰解释说，一方面是市场及国家政策方面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实体产业或者说制造业所面临的现况：劳动力供给不足。这和现今的美国所面临的状况非常类似。

　　“目前，中国的90后主力劳动力人群供给不足，这是结构性不足。另一个因素是年轻劳动力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后，更愿意做白领，不愿意当蓝领。”唐大杰说。要解决对立关系和结构性不足，并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武长海认为还应该从教育层面入手，鼓励青年人无论是当白领还是蓝领，都要积极培养正在崛起的“工匠精神”。

　　武长海还向记者分析说，中国货币发行量、市场过于注重虚拟经济等多重因素，导致了实体行业竞争力在明显下降，“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中国本身依旧缺乏信用度高的品牌体系，制造业在技术含量上的突破性进展不足。”

　　浙江新闻＋

　　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

　　12月18日早上起，一则消息就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按说，这也不是个“新闻”，差不多两个月前的旧事儿了。结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曹德旺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

　　一席实话下来，有人心头纳闷：曹德旺这是要“跑”的节奏？

　　在笔者看来，当然也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多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相当惹人艳羡。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笔者整理了过去十年的税收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趋势大体一致。但在绝大多数年份，税收增速都远高于GDP增速。例如，2010年后的5年，经济增速下滑，下行压力增大，企业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润下降的现实困境，然而除了税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个百分点。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出逃？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国内要素成本上升。首先便是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产权保护。长久以来，产权保护不到位成了企业家的心病。无恒产者无恒心，产权得不到保护，谁又能认真经营？一些地方，国有企业欠民营企业的钱可以作为商业纠纷草草处置了事，民营企业欠国有企业的钱就被认为是侵占国有资产，叫人如何不心寒？

　　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笔者有朋友在地方自己创业当小老板，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成本。当年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身为地方供水公司的总经理，区区科级干部，何以在其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媒体报道，企业落户当地，不掏钱就通不了水。相比看得见的成本，这看不见的成本更让企业心惊肉跳。

　　一些地方政府的态度也不得不说，“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虽然发展不能唯GDP，但考核时依然有“稳增长”的考量，怎么能够既生态绿色、又有高利润？于是，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就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故土难离，但资本与企业都总要逐利。

　　实体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岛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经济工作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各级政府为企业减负了那么久，税负还居高不下？是原有基数过高，目前减的力度有限？还是税负虽有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变相增加了企业负担？这些都值得引起高度注意。

　　争取企业家的心，不能光靠嘴上说说，还得有实打实的效果。中央经济会议精神句句说到企业家心坎里，中央很急，但难在落实，切实给企业减负，还将有一段痛苦的较量与博弈过程。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官方微信——“侠客岛”微信公众号，原标题《曹德旺“跑路”背后的真问题》，作者霍木桐)